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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台灣文學「再」正名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二、 問題意識:台灣文學「再」正名

甚至是客語、原住民語文學?在書面化的技術問題之外,「台語文學」幾乎被台 灣文學史論「孤立」而「獨立」(或者因「獨立」而被「孤立」),卻又在「缺席」

的狀態下被批判、收編的矛盾當中,是否更突顯了台灣在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歷 史情境中所產生的「台灣意識」,事實上仍存在著許多內部衝突或矛盾,而在定 義「台灣」,思索文學語言「表現形式」的過程中形成當前的齟齬與困局?

本研究的動機,即是希望能深入了解這個現象,尋找問題的根源。透過梳理 台語之所以為「台語」,以及台語書面化、追逐文學的歷史,展開對台灣文學史 論的分析、比較與解構。思索這股被消抹的聲音如何隱喻台灣文學史論的敘事策 略和意識型態,而台語文學真正的命題,也就是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背後所指涉 的國家、民族認同,可能面對什麼樣的困境。藉此對台灣文學的主體性,以及台 語/姆語文學運動的未來發展,提出反思與展望。

二、問題意識:台灣文學「再」正名

如果是單純以文學藝術的眼光,就作品的質量來評斷作家與文本的歷史地位,

那麼文學史的書寫理應隨著文本、史料的出土進行考訂與增補。但台語文學並沒 有伴隨著戰前、後的台語文運動、文學創作、文本出土與學術研究的積累,而在 台灣文學史當中得到應有的地位。因此,台語文學的消音,顯然並不是文學「知 識論」的缺陷或空白,借用帕特遜(Lee Patterson)「文學史的歷史」(History of Literary History)的觀念來看,或許這背後牽涉到的是「文學的歷史」(Literary History)如何被書寫、建構的問題。13面對「歷史」,詹京斯(Keith Jenkins)認為:

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他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向─

─過去。它是由一群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部分 的這些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

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其一定的立場。而他們的 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可能遭致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 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 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布各種歷 史的意義。14

詹京斯拋出「歷史是為了誰」的提問來定義歷史,其實已明白指出在歷史編纂 (historiography)的過程當中,牽涉到歷史對不同群體的意義及其衍生的被/支配 的衝突,而這場「追認過去」的意識形態鬥爭,又與「權力」息息相關。

13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1994),頁 341。

14 Keith Jenkins 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2011.10),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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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學研究者戴燕也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 體」概念,如是詮釋文學史的性質:

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精神的反映,當文學與一個有著地域邊界的 民族國家聯繫起來,這時候,一個被賦予了民族精神和靈魂的國家形象,

便在人們的想像之間清晰起來。文學史是借著科學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 對民族精神的一種塑造,目的在於激發愛國情感和民族主義……15

回顧歷來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無論是企圖抗拒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及皇民化 運動收編的黃得時16,抑或是以黃得時的文學史論為底本,書史於中國民族主義 高漲時下的陳少廷,以及在鄉土文學論戰之時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揠 長「台灣意識」的葉石濤,都一再呈現上述所謂「文學史書寫」作為建構或追索 民族身份之目的與性質。由此可見,文學史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和歷史一 樣,在教育體制中具備讓受教者產生歷史時間感,並激發其理解自我與他人有著 共同承擔歷史記憶、文化的共同體意識與責任的功能,在國家意識與民族想像的 建構工程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然而對台灣而言,台灣人由殖民經驗嫁接而成的歷史記憶,以及多元的族群 文化所形構而成的「身份」本身即存在許多層次,且各種不同的身份仍有分殊、

甚至衝突的可能。再加上台灣人在無論是在戰前或戰後,對認同的追索與探求都 經常為國家機器所壓抑或主導,這股蟄伏於歷史經驗中尋找「台灣主體性」,甚 或追問「台灣人」民族身份的焦慮與衝動,往往在政治、文化、文學各場域之中 程度不一地冒現。也因此,即使在「台灣文學」的名稱普遍被接受之後,台灣人 身份認同與民族想像的焦慮與衝突,並沒有隨著台灣文學的提出而被消解,「台 灣文學」也因而「再次」引起台語文學運動的正名,甚至進一步提出更為尖銳的 質問與挑戰。例如林宗源以「正統論」跨越時空回應 1981 年詹宏志「邊疆文學」

的憂慮,認為:

台灣文學予人當作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看作是邊疆文學,甚至講是鄉土文 學,深深仔想,攏是台灣作家家己惹的罪孽。(台灣作家)……講的攏是 三天地外的中國遺產,寫的攏是半仿仔的北京話,莫怪予人準做是邊疆文 學……

15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2.03),頁 2。

16 如蔡美俐所言:「黃得時在戰鼓笳聲中建立的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史,其抗拒的對象不僅 是島田謹二,也不在於島田的文學史論述是不是有提到皇民化議題,黃得時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意 義在於,他徹底翻轉了殖民者企圖將台灣文學邊緣化,並以其南方文學的特殊性貢獻中央文壇、

創設新日本文化的策略。」蔡美俐,《未竟的志業:日治世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新竹:國立清 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07),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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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台灣的文學,最重要的課題,是建立家己的語言及文字。咱愛知影台 灣話,不管是閩南話、客話、原住民的語言,攏有家己的完整的語言結構。

不是方言,及北平話平大,所以不通自卑。……

假設你用台灣北京話來寫真順手,你已經不是咧寫台灣文學了……17 亦即林宗源認為台灣文學無法脫離中國文學而具備主體性,是由於缺乏自己的

「語言」與「文字」所造成。而文中對「台灣北京話」的批判,更引起廖咸浩「準 民族主義」之虞,點燃台語文學論戰的狼煙。論戰過程中,林央敏以「台語文學 代表台灣文學」的「代表論」,對「台灣文學」的指稱實為「台灣華文文學」的 現象提出批判18,引發李喬、彭瑞金「點燃語言炸彈」的反擊,以及陳若曦「台 語文學要不得」之回應。可見,從台語文學論戰至「蔣黃事件」,台語文學的正 名與發展,或許並不像宋澤萊所說的「由『鄉土文學』變成『台灣文學』,再閣 變做『台語文學』」那麼的「自然」。19

從文學的「歷史」、文學史的特殊性,到文學史中刻意地「被缺席」,我們可 以發現:台灣文學場域頻頻出現以「語言」與「文字」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論戰 傳統」,但是文學史敘事卻有意無意忽略了這些雜音,台語文學,台灣話/台語 文學論述所表述的「台灣意識」強度也因此越來越高,越來越激進。如果對台灣 文學而言,使用本土語言進行文學創作有完全的正當性,「台語文學是台灣文學」

的說法也毋庸置疑,那麼為什麼台語、母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卻經常被忽略、

消音,甚至成為相對於台灣文學的「他者」(the other)幽靈?文學史論排除了民 族認同的語言條件,到底是換來了族群之間使用「共同語」的和諧?或者排除語 言條件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場語言認同的收編與鬥爭,而制度的暴力與傷害至 今猶存?這些問題,對於理解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的語言衝突來說相當重要,但 是台灣文學場域除了霸權、沙文主義的指控之外,似乎仍未見理性、縝密的深入 討論。

要強調的是,筆者並不認為討論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就要先完全肯定或同 意台語文學的運動策略,或文飾台語、母語文學在書寫技術上猶待解決的困境。

但相反地,如果要討論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回到歷史脈絡中,重 新思考台灣的族群、社會、政治與台灣文學語文爭論的關聯。尤其是戰後「國語

17 林宗源,〈代序Ⅱ沉思及反省(二)〉,《林宗源台語詩選》(台北:自立晚報,1988.08),頁 13。

18 林央敏雖然提到林宗源的「正統論」惹來「大賀佬主義」、「賀佬沙文主義」,但其「代表論」

基本上還是以林宗源的說法修正而來。林央敏認為,「台語文學代表台灣文學」可以成立的理由 在於:「代表論」可以同時滿足廣義(台灣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的指涉,亦能兼顧自然 形成、以多代全的狹義「台語」的合理性。參見林央敏,〈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台語文學運 動史論》(台北:前衛,1997.11),頁 125-136。

19 宋澤萊,〈談台語文字化的問題〉,《台灣新文化》5 期,1987.01,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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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對本土語言、文化造成的挫傷尚去不遠,假如論者有意無意忽略了台灣文 學史上的語文論戰與文學實踐,以去歷史,甚至去政治脈絡的方式討論語文衝突,

不但無法理解為什麼類似的爭論會在台灣斷裂的歷史經驗中重複上演,更無法從 中借鑒,開拓台灣文學創作與研究的視野。

是以本研究著眼於「文學『歷史』文本的書寫」,「語言與民族認同」兩大面 向,以「新歷史主義」的「後設史學」觀點與「民族主義」為思考途徑,重新梳 理台語文學的發展,就上述提問確立下列問題意識:

1. 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包括自清領時期即開始發展,但至今仍鮮少為台 灣文學研究所注重的白話字文學,以及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論述與

1. 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包括自清領時期即開始發展,但至今仍鮮少為台 灣文學研究所注重的白話字文學,以及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論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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