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鄉土到本土：戰後島內台語文運動的發軔
第一節 尋找「鄉土」：戰後台灣文學場域的政治語言及語言政治
二、 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新、舊國語的鬥爭與本土語言的「方言」烙印
地區的帝國相當典型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24，日本學者若林正丈 認為戰後國民黨的對台統治也有類似的性格。但是，國民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不 但離台灣當下最近、影響時間更為長久，更重要的是，它是在日本殖民體制脫退 的「後殖民」期間，由國府政權的「再殖民」（或「內部殖民」）對日治餘緒進行 政治清算與文化鬥爭的「去殖民」實踐。去殖民與再殖民的糾葛與拮抗，使得台 灣被殖民過後的文化與身份重建，隨著尚未被清理、解構進而袪除的殖民權力，
立即被再一次的殖民所介入。例如在日本戰敗後，台灣人群聚在基隆碼頭以〈歡 迎歌〉當中迎接國軍，歡慶回歸祖國懷抱；戰後初期的台灣人也幾乎不分海內外，
自動而熱烈地學習「新國語」，引爆「光復」初期國語熱。但是這股祖國熱的背 後，卻是如葉榮鐘所言：
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 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 祇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25
雖然經歷了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對政治母國的「朝聖」26之後，台灣人體驗過，
23 「雙言現象」指的是，一個民族的書面語言和口說語言差別大到形成兩種分立的語言。在公 認有「正確」與「不正確」兩種語言形態當中，唯獨有教養的語言會成為書寫承載的對象；其次 是，書寫系統的變化速度跟不上與時俱進的白話(vernacular)語言。所以就台灣而言，口說語言包 括「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以及「日語」，但書寫語言卻以「中國白話文」與「日文」為 主。可見台灣的「雙言現象」在口語及書面語之間的對應其實更為複雜。Steven Roger Fischer 著，呂建忠譯，《文字書寫的歷史》（台北：博雅書屋，2009.09），頁 308-309。
24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144-148。
25 葉榮鐘，〈台灣光復前後的回憶〉，收錄於李南衡、葉芸芸編，《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晨星，
1995），頁 419。
26 在此化用「朝聖」(pilgrimage)一詞，脫胎自 Benedict Anderson「世俗朝聖」，原指專制化的君 主制國家為了創造向其效忠的統一權力機制，而在各行政單元之間發展出類似古老宗教想像共同 體的朝聖模式。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 布（新版）》，頁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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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識到「國語」之於「國族認同」的重要性27，但是從葉榮鐘的觀察可知，「中 國」對台灣人而言只是虛無的觀念。那麼，何以在缺乏經驗實感的狀態下，台灣 人能欣然接受不曾在台灣社會發聲的「國語」──北京話？又為什麼這股熱潮在 短時間內急速消退？而在新舊國語的鬥爭之間形成的語言觀當中，台灣的本土語 言又為何不能成為「台灣的國語」，反而比日治時期受到更大的壓抑？以下將在 日治時期的方言觀之上，繼續梳理國民政府的語言政治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
戰後台灣的國語運動作為中國化政策的一環，必須追溯到戰前。正當殖民地 台灣的皇民化及國語運動達到最高峰之時，國民政府對收編並重建台灣文化的想 像，卻也早於戰火煙硝當中悄悄展開。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國召開「開 羅會議」並簽署宣言之後，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旋即依據宣言內容，
下達研擬收復台灣的各項準備，翌年更設置了「台灣調查委員會」，指派陳儀為 主任委員，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這份綱要針對台灣的文化重建，提出了
「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28的基本原則 與相關措施，可見在尚未收復台灣之時，國民政府對抗戰大敵「日寇」所轄的台 灣人，早已產生「奴化」的印象與認知。對此，陳儀曾致函國府教育部長陳立夫，
提到收復台灣後應以「教育」為重，彌補日人施行奴化教育、強迫實施日語、日 文教育的傷害。29於是，以「中國化」對抗台灣「日本化」的最高指導原則，遂 以各種教育、文化體制及語言政策的實施與管制細則輻射而出。
但是，甫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尚處在日本語文化圈與學習國語的無 政府狀態30，自然還不能完全改正日化的習慣及用語，尤其對台灣年輕知識分子 而言，日語已是最能掌握的語文31，在不能掌握北京話之前，日語其實是邁向文 明的「工具上的友性語言」，台灣人不忍也不能棄之。32此外，國語政策亦有許 多推行上的問題與阻力，例如師資國語程度參差不齊、經歷日治後的台人有學習 語言的能力侷限……等。然而，國民政府的語文政策卻無視於台灣人重新學習國 語的困境，除了將使用日語的台灣人指陳為「愚民」、「奴化」之外，更將國語能 力作為公務員的任用標準，視學習國語為國民精神的展現與政治參與的門檻。所 以，如同陳翠蓮以「台人奴化」的觀點所提出的觀察：戰後台灣的語言問題並不 只是溝通工具的範疇，更牽涉到強制性的壓迫與政治權利的剝奪，因而被賦予了
27 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海行兮的 年代──台灣史論集》，頁 114。
28 〈台灣接管計畫綱要〉，收錄於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中國 南京：南京，1989），頁 49-57。
29 〈陳儀關於台灣收復後教育工作與陳立夫往來函〉，收錄於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 光復後五年省情》上，頁 58。
30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45。
31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 卷 4 期，1991.12，頁 158。
32 陳志瑋，《戰後初期台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台灣文化人 的書寫為考察對象》（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論，2006.06），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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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政治意義。33
同時，在新、舊國語所潛藏的拮抗與緊張之間，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重視本 土語言其實有所期待。例如楊雲萍於《民報》發表〈奪還我們的語言〉，提到日 治之初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訪問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請教在 台開展「新教育」事宜，巴克禮建議伊澤應以台灣話進行教育，並必須以「白話 字」拌寫，然而伊澤卻不改其志。楊雲萍以此為例，說明殖民者終究沒有要教育 台灣人，只想消滅台灣人的語言和文化，藉此呼籲官方勿再次重蹈總督府的殖民 行徑，「此問題不僅是所謂『語言』的問題，實關於『民族精神』之問題。」。3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堅決反對台灣話文建設，認為台灣話終究是中國地 方方言的賴明弘，到了戰後巧妙地以此反問：「試問廣東人講廣東話，福建人講 福建話，浙江人講浙江省話，難道他們便不了解民族的精神與文化嗎？」35再次 暴露國民政府以國語界定國民精神的偏頗與歧視。
但即使台人強烈抗訴，專責國語事務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魏建 功、何容等人，依舊如火如荼地開展語文建設，重建民族精神。例如魏建功的國 語運動綱領明確主張「儘快恢復台灣話」，因為他認為台灣人已受「日本語五十 年的浸染」，如果要推行國語，則必須先復原台灣人的文化和思路，才能「發揮 出自己方言的應用力量」。36魏氏強調，台灣人所講的是「中國的方言」，並且與 標準語系統相同，可以透過「方言」和「標準語」的對照作為學習國語的捷徑37， 所以，戰後初期的國語運動配合魏建功「由方言教授國語」的推行策略，事實上 有短暫的「方言恢復期」，而這也是諸多論者用來翻案國語政策消滅本土語言的 說法。
只是所謂的「恢復方言」，目的並不在於重視台灣本土的語言文化，最後的 目標在於「學習國語」，並重新確立台灣話過去與「文化國語」──北京語之間 曖昧的語言從屬關係與政治想像。正如游勝冠所說，國民政府的「後殖民」語言 政策在台灣樹立「北京語」霸權的方式，即是先以「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來
33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 1946 年「台人奴化」論戰為焦點〉，《台灣史研究》9 卷 2 期，2002.12，頁 153-155。
34 楊雲萍，〈奪還我們的語言〉（上）、（下），《民報》13 號、14 號，1945.10.22-23。收錄於楊雲 萍著，許雪姬、林瑞明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2），
頁 216-219。。
35 賴明弘，〈光復雜感〉，《新知識》1 期，1946.08.15。轉引自陳志瑋，《戰後初期台灣的語文政 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台灣文化人的書寫為考察對象》，頁 41。陳志瑋 以此認為賴明弘強調台灣話的「國語」位階，筆者認為參照賴明弘戰前的方言觀，如此推論應有 再斟酌之處。
36 魏建功，〈何以要提倡台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國語》3 期，1946.05.28。轉引自黃英哲，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53。
37 魏建功，〈台語即是國語的一種〉，《新生報．國語》5 期，1946.06.25。轉引自黃英哲，《「去日 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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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台灣話從屬於國語的上下位關係，再由這種從屬關係反襯日語的外來性格，
建立排除日語的合法性。最後，由台灣隸屬中國的政治關係推論，台灣應該放棄 日語，使用中國通行的國語。38以「中華民國」為政治基礎，北京話與台灣話之 間終於不再是（中）國與（外）國之間的形式，也不只是語言學上的分類關係而 已，「國語」與「方言」位階於此時正式確立。
然而隨著官民、省籍衝突日益升溫，戰後初期因為無法迅速學習國語、改正 日化習慣，而被視為「奴化」的台灣人，深刻感受到國語問題背後的政治歧視，
加上貪污腐敗、文化差異等諸多衝突，積累已久的民怨終於因為查緝私煙而爆發 為二二八事件。出於對「國語政策」的反感，台灣人迅速地將日語與台語自口舌
加上貪污腐敗、文化差異等諸多衝突，積累已久的民怨終於因為查緝私煙而爆發 為二二八事件。出於對「國語政策」的反感，台灣人迅速地將日語與台語自口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