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屋頂下建構「中國」文學：「鄉土文學」不是「方言文學」

時間來到 1970 年代，台灣經歷釣魚台事件、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中美 建交、台日斷交等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引起學生與知識份子不分省籍地，對台灣 社會與政治提出改革要求，在創傷事件的衝擊下，中國國族教育成為形塑集體記 憶的骨幹，也因此形成了跨越省籍界線，又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密不可分的世 代認同。⁵⁴知識份子根著於台灣社會現實的改革意識，在文學場域遂轉化為對現 代詩、現代主義小說的嚴厲評論。現代主義被認為是耽溺個人情感、流於形式堆 砌的文學實踐，尤其是「詩人的欠缺對自己民族的過去與現在的關聯之認識」， 以及小說方面「需求民族性與社會性的呼聲響徹雲霄」。⁵⁵故主張回歸現實的《文 季》雜誌舉起了「社會寫實主義」的大旗，培養出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本 省籍的鄉土文學作家，帶動了台灣文壇關於「鄉土」、「寫實」的實踐與討論。

鄉土文學以小說為主，在對台灣現實的關注之下，以描寫鄉下人和小鎮居民 在經濟困頓下的艱難處境為主，故事場景多為工廠、農村、漁港或鄉鎮，主角出 身卑微，而這些作品也企圖以「國語化」的福佬話如實反映社會下層民眾的生命。

56因為這些特色，鄉土文學在論戰當中，時常被攻擊為左傾、具有共產思想的工 農兵文學，又因為其方言的表現而被誤讀為「方言文學」，更被視為是狹隘的地 域主義、分離主義之展現。雖然蕭阿勤認為 1970 年代鄉土文學真正無法見容於 國民黨與批評者之處，是透過這些作品的社會寫實主義技巧對當時社會經濟體制 的尖銳批判，而不是一種與中國民族主義對立的分離主義⁵⁷，如此一說或多或少 低估了潛隱的台灣意識，但就表面上而言，由於官方意識（如余光中、彭歌、朱 西甯）與民間的中華／中國意識（如陳映真、尉天聰、胡秋原）有共同的中國民 族立場，台灣意識不得不以葉石濤的「三民主義文學」或鍾肇政的「國民文學」

54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66-139。

55 陳正醍著，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上〉〉，《暖流》2 卷 2 期，1982.08，頁 27。

56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 145。

57 同註 54，頁 221-224。雖然在此筆者比較鄉土文學作家若干民族主義的說法及方言觀點後，認 同蕭阿勤的詮釋，但我們必須斟酌張茂桂、吳介民兩人與蕭阿勤的對話，來預設另外一種可能性。

張茂桂認為，蕭阿勤以公開文本來檢視當代可歸類於「台灣意識」作家群，是否忽略了白色恐怖 之高壓言論政策對文本書寫者可能產生的自我限制與壓抑？而吳介民則認為蕭阿勤對本土派作 家帶有中國民族主義元素的表態賦予過多真確性(authenticity)，而提出 Scott「隱蔽文本」的觀念 來解釋認同的轉折，實為敘事認同由隱蔽至公開的過程。參見張茂桂，〈評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及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國立台灣大學社會 學刊》29 期，2001，頁 293-299；吳介民，〈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 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收錄於李丁讚等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2004），

頁 29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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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避免政治上的迫害。因此，鄉土文學所強調的「鄉土」，仍一致以「作為中國 一省」的「現實台灣」，不脫以「民族中國」為終極回歸的論述範式。那麼，鄉 土文學文體又是否真如朱西甯的嚴詞指正：「回歸民間而動用方言是必須的，而 發展為方言文學便是本末倒置」？⁵⁸而混用「方言」究竟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陳映真認為，日治時期與後的鄉土文學在反經濟、文化帝國主義的精神上是 相同的，但是「由於中國普通話和閩南話之間的差異，由於日治時代台灣和大陸 祖國的斷絕，當時，傷時憂國之士，乃有主張以在台灣普遍使用的閩南話從事文 學創作，以保中華文化於殖民地。」而戰後鄉土文學作為在台灣文學作為中國近 代新文學的一部分，並不同於日治時期中、台分離的狀態。⁵⁹所以陳映真強調：

日治時期台灣在與祖國斷絕的歷史經驗中，因為語言差異過大而使用閩南語，與 戰後台灣在中國脈絡下，使用附屬於「國語」的「方言」是不同的情境。王拓則 是早已和黃春明、王禎和⁶⁰一樣否定「鄉土文學」，而改以「現實主義」對其文 學實踐的內容與形式進行釐清與定義，認為鄉土文學是「反抗外來文化／建設民 族文學」和「社會不公的心理和感情」所滋養出來的，所以鄉土文學不應侷限於 鄉村，也不能太過強調台語方言的模擬運用而流於地方主義（但卻有助於豐富國 語的詞彙），應「逝者如斯」，不能過度懷抱於現代衝擊下必然沒落、消失的鄉村 社會。⁶¹對此，黃春明亦有一番針對方言使用的說明：

方言是一種極富力量的語言。假使一個國家要統一與茁長，當然需要一種 統一的國語。但是這並不表示要排除地方方言。對我們本地人來說，官方 語言是一種國內的外來語。方言才是表達我們的感情、思想和觀點的一種 最精確、最親切的語言工具。當然你不可能全篇作品都充斥方言而讓人家 看不懂。不過，藉著一點台灣話的韻味，有助於中文成為一種更富表情的 語言。然而，以方言寫作，並非一定就是鄉土派人士。⁶²

58 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80.10），

頁 220。

59 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65-66。

60 邱貴芬曾以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語言雜燴為例，認為其文體混雜了台灣國語、福佬 語、客語、英語、日語、台灣化日語、英語化國語，呈現了台灣幾百年來被殖民的縮影，同時也 展現了一種政治姿態，打破以國語為本位的語言階級，解放了各種階層人民的生活語言，據此認 為「福佬話」企圖以「台語」、「台灣語」，反而是另一個欲取代國語權威正統性的「殖民壓迫」。 筆者認為，《玫瑰》比起其他鄉土文學作品，確實呈現更混雜的時代語言，但是回到鄉土文學的 民族想像與文化習癖(habitus)的脈絡下，王禎和的多語文體並不能就此證明台灣社會的語言階級 瓦解，或國語對本土語言的壓迫已經消除，而鄉土文學作家於作品中挪用本土語言的方言觀，更 無法支持邱貴芬的後殖民觀點。施俊州亦借用社會語言學的分析，說明王禎和的方言使用並無法 達到威脅／破壞華語文學（史）的效果，反而藉台語創造華語文學的「變體」來豐富華語的使用。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收錄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69-191；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55-74。

61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116-117。

其他如楊青矗也呈現類似的主張，參見〈什麼是健康的文學〉，頁 297-299。

62 Linda Javin 訪問，陳川流譯，〈文學不能脫離現實－訪問黃春明〉，《暖流》1 卷 3 期，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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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陳映真與王拓，黃春明顯然意識到當前的「國語」是「國內外來語」背後 的政治性，黃春明甚至也認為這是一種「說語言的大國主義思想」，有消滅方言 之虞。⁶³但從「豐富中文的表情」，以及「並非就是鄉土派人士」這些多少有意 要廓清使用方言的意識形態的說法當中，結合陳映真、王拓對鄉土文學的界定，

可以說無論作家自覺與否，鄉土文學文體的方言使用，幾乎都是在承認語言政治 賦予華文體制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當中追求在地語言的混用。

《逆寫帝國》作者群對於文學作品中使用殖民地語言，以及語言之間權力分 配、交涉的現象，有相當精闢的看法，認為「這些「邊界」的語言，塑形於權力 的壓抑性話語之下，但他們也曾成為現代時期，某些最為激勵人心及創意澎湃的 文學作品的顯現之地。這亦部份拜規範性語碼(normative code)，跟形形色色的地 方用法之間的政治張力所帶來的動力。」⁶⁴以上述觀點觀察戰後鄉土文學的方言 使用，筆者所要提出的看法是：正因為在國民黨的語言政治之下，台語被收編、

壓抑為政治意義上的「方言」用以支撐中國民族主義，而「方言」附屬在以華語 為主的鄉土文學文體當中，不但能藉由挑動、逾越方言與國語的位階規範的姿態 召喚出「政治張力」，更能藉此深化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技巧對社會經濟體制的 批判力道。所以，鄉土文學文體之所以能透過方言的混用而受到讀者青睞甚至政 治影響，正是現實主義技巧利用台語作為「方言」相對於國語的邊陲位置所產生 的政治張力而造成的「副作用」，至於再現並保留台語（語族）的文化體系，嚴 格說來並不是鄉土文學的要旨。

也因此，致力於台語文運動的林央敏甚至曾以華語本位批評鄉土文學文體，

說：「中文除了受文白夾雜與惡性西化兩大災難之外，近幾年來又增加了一種暴 動，那就是方言的蹂躪。」他強調並非反對用方言寫作或不讓方言摻入國語，而 是主張使用方言必須朝「方言國語化」的方向適當調整，而不是叫「國語方言化」。

65向陽也曾對鄉土文學文體提出反省，認為「嚴肅誠懇的鄉土文學作品忽然少見 了，但不少披著或沒有自覺地使用鄉土方言的作品大量出籠。我們很難在徒具鄉 土表態的作品中看到或感到人性的真正光澤，只能聽到某些『牙牙學語』者缺乏 深刻關注與視景的假聲。」⁶⁶暫且不論個人的「轉向」，但林央敏和向陽都指出

65向陽也曾對鄉土文學文體提出反省，認為「嚴肅誠懇的鄉土文學作品忽然少見 了，但不少披著或沒有自覺地使用鄉土方言的作品大量出籠。我們很難在徒具鄉 土表態的作品中看到或感到人性的真正光澤，只能聽到某些『牙牙學語』者缺乏 深刻關注與視景的假聲。」⁶⁶暫且不論個人的「轉向」，但林央敏和向陽都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