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鄉土到本土：戰後島內台語文運動的發軔
第一節 尋找「鄉土」：戰後台灣文學場域的政治語言及語言政治
三、 在有聲無聲之間：語言政治中的「雜訊」
誠如霍布斯邦的觀察，從各種通行語言當中選擇其一訂為民族語言，是相當 政治化的，而通常被選為民族語言的優勢語，多是「極少數的精英份子平日用來 處理政務、鑽研學術或進行公開辯論之用」42的語言。國民政府以「中國化」為 目標對台灣所進行的各種文化重建工程，不啻是要將已在中國通行的，以「北京 話」為基礎的國語，建構為台灣的「高級文化」，並透過國家機器將北京話的溝 通體系創造為葛爾納所謂的「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作為「中華民國」統 治「台灣」的權力基礎。這一方面是國民政府在「反共抗俄」的情境中亟欲掌握
「中國」詮釋權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要讓台灣人透過此一民族語言，認同國民 黨的中國正統。在這個過程中，無法支撐中華民國的中國民族想像，甚至有可能 干擾台灣人認同中華民國的日語，自一開始就被視為肅清的目標，台灣的本土語 言也逐步被「國語」以政治與文化的從屬論述收編，導致戰前台灣作家在官方政 策的影響下的文學場域內，不得不放棄熟悉的日文，選擇在自我辯護與游移之間 以國語為目標，舉步維艱地嘗試走出「跨語」的困境。只不過，我們在「戰後的 台灣文壇為何『不需要』台語文學？」43的提問之下，可以深入思考，也必須注 意到的是：身處戰後初期困厄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下，繼承日治時期以來曖昧的漢 文化認同以及「鄉土文學」認識的台灣作家，為什麼仍舊需要台灣話／方言作為 表現形式，但卻又沒有萌生建構「台語文學」、完成「台灣話文」未竟的目標？
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我們才能重新思考台語甚或其他本土語言到了戰後，為什 麼無法發展成各自獨立的母語文學，而必須選擇依附在以華語為主的「鄉土文學」
文體形式當中才能被看見。而這樣的文體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現？有什麼樣的 時代需求？同時又有哪些限制？
先從台灣話文的書寫技術談起。日治時期減授、虛化公學校漢文課並廢止報 刊漢文欄，國語運動由緩轉急，使得中國白話文，或者是摻雜「台灣話文」基因，
不中不台卻又亦中亦台的「台灣式白話文」，都因此面臨發展的鈍挫。雖然在此 無法細緻地梳理「台灣式」或「台語式」白話文所呈現的「台灣話文」是否有程 度上的差別（例如語法差異、台語詞彙使用多寡……等），但是從日治末期停格 的階段性成果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台灣話的用字問題，或者是以台灣話文表現的 作品內容與文學技巧，全部以台灣話寫成的作品相對而言，在當時的台灣文壇尚 未形成書寫技術與審美觀的共識。在這種狀況下，不管是台灣話文在發展過程中，
持續受到中國北京話的浸染而「華語化」，或者是中國白話文的支持者在對話當 中使用台灣話文的折衷作法，「行文以中國白話文表現，對話採用台灣話文」的 書寫形式，成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操作台灣話文的極限與默契。雖然不乏有積極 嘗試台灣話文者如賴和、楊逵、蔡秋桐、賴賢穎等人，但既有的障礙在政治緊縮
42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72-75。
43 呂焜霖，《戰後台語歌詩的成因與發展──兼論向陽與路寒袖的創作》，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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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勢之下雪上加霜，終究難以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再者，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鄉土」其實有兩個層次，一層是文學意義 上的「鄉土」，另一層則是語言意義上的「台灣話文」。44關於「鄉土文學」的演 繹，論戰前期黃石輝所提出的「鄉土文學」，很明顯著重於語言意義的台灣話文 字化問題，對於文學意義上的「鄉土」則較少觸及，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的是，一 方面台灣話文反對者提出「鄉土」內涵的質問，另一方面是黃石輝迅速把戰線自
「鄉土文學」的辯證當中抽離，轉而證成「台灣話文學」本身的正當性。當然，
台灣話的建設仍舊是一大焦點，而且逐漸取得共識，深化為對民間文學的採集與 建構，但由於論戰後期，台灣的文學語言隨著作家日益熟練中國白話文，而後又 逐漸被日文取代，台灣作家從不同的語言條件下所定義的「鄉土」，為「鄉土」
的文學及語言意義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例如清葉將「台灣」視為「鄉土」，而 在台灣的氣候、風俗習慣、人情風味和地理關係等種種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學，
自然就是「鄉土文學」45；劉捷則認為，鄉土文學紛擾的同時，「從去年開始用 日文來創作極具台灣地方色彩的作品」廣義來看是台灣文學的大收穫，可見劉捷 也認為鄉土文學無關語言，而相對重視文學表現的內涵。46吳坤煌雖然批判清葉、
劉捷是不切實際的浪漫想像，「鄉土」應該從台灣過半農工無產階級的「現實」
出發，但有趣的是，在語言的觀點上，吳卻引用藏原惟人所舉的蘇維埃同盟烏克 蘭運動為例，認為「用哪一個文化統一」的爭議可以在「帝國主義」之後廢止文 化性統治、擁護民族文化來達成，一如烏克蘭語只是作為共通語言，而其他一切 民族的形式都可獲尊重。吳坤煌甚至從馬列主義出發，以史達林的話來回應語言 問題：「民族文化是首先要擁有一種共通的語言，並且為了製造出讓一種統一的 文化來統一的條件，必須給予發展、進步和表現出力量的機會。」47所以，當「日 語」替代「漢文」成為台灣的共通語言之後，「鄉土文學」的語言意義逐漸被削 弱，成為「台灣」、「地方色」、「特殊性」的文化符碼。
到了戰後，來台的中國作家多能包容這種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後，雜揉了台語、
日語的「國語」創作。不過他們也都一再警示，台灣話只能縮用於表現對話或少 量穿插，不得以台灣話為主體，更不能逾越「分離主義」的界線。所以，當中、
台作家又再次觸及台灣文學語言問題之時，殘餘的台灣話文並沒有再次喚起「鄉 土文學」的語言意義。例如在「橋」副刊的方言文學論爭當中，面對來台中國作
44 林巾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 113。
45 清葉，吳玫芳譯，〈具有獨特性的台灣文學之建設──我的鄉土文學觀〉，收錄於中島利郎編，
《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328-329。
46 劉捷作，吳玫芳譯，〈一九三三年的台灣文學界〉，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 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92。
47 吳坤煌，彭萱譯，〈論台灣的鄉土文學〉，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 戰資料彙編》，頁 488-490。另收錄於吳坤煌著，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頁 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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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陳大禹以台、日、華語完成的多語作品〈台北酒家〉，台灣作家其實多半給予 肯定，並認為這是對台灣作家的鼓舞，但中國作家卻一方面認為台灣文學必須為 中國服務，二方面指陳台灣話粗鄙不夠文明。在台中國作家面對台灣話文所表現 的分離焦慮，無疑證成了台灣語文的「雜訊」具備無法為國語霸權完全收編的主 體性與自主性。
又對台灣作家而言，台灣話文雖然是一種可以召喚台灣特殊性的文化造物，
抵抗在台中國作家全面以中國意識涵括台灣的特殊經驗48，但是在技術的侷限49 以及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加強打壓台灣本土語言的影響下，為了在多為中國來 台人士所掌控的文學場域當中獲得發言權，戰後初期的台灣作家於是不得不以國 語為目標進行一場「跨語」的苦鬥。相對於前述台灣作家對台灣話文的認同，此 時期的本省籍作家如鍾肇政、鍾理和、陳火泉、廖清秀、許炳成（文心）等人，
雖然在自主建立台灣文學的意向上對台灣話有所期待，但卻已泰半不贊成方言文 學，嘗試的限度也僅止於「國語為主，方言為輔」，甚至「方言文學實屬多餘」，
「以國語取代方言似無不可」50。可見，「跨語」作為體制內抗爭的唯一手段，
日治時期停格的台灣話文，到了戰後初期幾乎沒有機會再重新轉動，「鄉土」的 內涵，也逐漸被殖民情境下妥協於語言的文學象徵意義所壟斷。台灣作家的語言 挫傷，著實在 1950 年代《文友通訊》的討論當中表露無遺。
如果以後設的台語文學定義來看，這些主張固然是不得不服膺於國語政策的 結果，但如果考量到技術與政治的限制，自戰前跨越至戰後的台灣作家面對語言 衝擊的同時，不時透露出想要以方言為作品增添「鄉土味」的嘗試，或許已誠屬 可貴。如研究者陳志瑋所指，戰後初期台灣作家的語文混雜現象，是一種既挪用
「國語」，使「國語」使用者產生被干擾、威脅的焦慮感，又使本土語言文化得 以「借屍還魂」的解殖文化策略。51以後殖民研究的觀點來看，面對殖民體制所 加諸的語言與文化壓迫，方言的使用以及詈言、髒話或罵語等等「語言暴力」
(linguistic violence)的展現，通常是被殖民者用以表達國族認同的言說策略。52可 是問題在於：當戰後經歷由國家主導的反共文藝與懷鄉文潮，國語政策造成語族
（群）與民族之內／之間不公平的語文資本分配與再生產的台灣文壇53，在對「黨 化」、「復古」的反動下，台灣作家展開西方現代主義無根漂泊的旅途而終於抵達 了「鄉土文學」文體之後，在以華語為主的文學場域之中，台語與其他本土語言
48 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文學界》10 期，1984.04。
49 例如楊逵雖曾於日治末期創作台灣話文小說，但由於假借字過多而終告放棄。戰後初期的台
49 例如楊逵雖曾於日治末期創作台灣話文小說，但由於假借字過多而終告放棄。戰後初期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