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舊黨爭與詞學

全文

(1)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北宋新舊黨爭與詞學. 研究生：王璧寰撰指導教授：龔顯宗.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2) 摘. 要. 北宋後期詞壇起了巨大的變化發展，這不但是唐、五代以來詞體本身「窮則變」規律的必然走向，更有它時代背景的因素。由於宋代朝廷採取和解苟安、提倡享樂和重文輕武的政策，社會繁榮富庶，城市經濟迅速發展，為了滿足貴族與市民歌舞宴飲享樂的需求，歌詞相應地蓬勃發展起來。文體的茁壯，除了社會需求，還必需依靠創作者有意識的推動。作者的意識一部分出諸個人才性，一部分則不能不歸之於推動這個意識的社會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概居其主導的地位。宋代歌詞自文人愛賞而染指之後，逐漸被上層社會接受，甚至受上層社會指導。到了新舊黨爭時，文人在宦途的種種顛簸浮沉加深加劇，其感受悸動自會形之於文學作品上。而詩文言志的明確性，卻常招來文禍。一方面為了避禍，一方面政治受害者的抑鬱怊悵又不能不發，此時，長短句恰好成為抒發情志最佳的載體，全因為它具有著「委婉幽約」與非關風教的特性。在此契機之下，詞建立了它獨立的地位，本文即在探討黨爭與詞學當中微妙的關係。第一章「緒論」，先敘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然後分史學、詞學專著與期刊論文方面探討相關文獻。第二章「新舊黨爭前的社會生態」，探討長短句寫作背景的社會型態與社會心理。第三章「新舊黨爭前的詞風發展」，探討北宋前期的詞風演變，以便於對照黨爭之後詞風拓展的情形。第四章「新舊黨爭與文禍」，敘明黨爭的歷史過程與對文人生涯、著作的制約。第五章「黨爭文禍對詞人心態的影響」，由前述黨爭的過程考察詞人在生活面與心理面上所受到的影響，討論詞人作品所顯現的情感狀態、思想變遷。第六章「黨爭時期的詞風變化」，對此期詞風多樣變化的成因多所探討，並對豪放、婉約和典雅三大類詞風深化的藝術寫作手法加以分析。第七章「黨爭時期詞學觀念的演變」，探討詞學觀念如何地演進，詞體地位是如何受重視與被提昇的，並論及時人審美觀的變遷。最後一章「結論」歸結以上的探討，北宋新舊黨爭在詞學發展過程中的確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大致而言，詞體獨立地位的確立，詞體功能性的擴大，詞風 i.

(3) 多樣性的開發和深化，詞論的深入和逐漸形成理論體系，以及此期詞學審美觀念的改變，無不是深受新舊黨爭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關鍵詞：黨爭, 詞學, 文禍, 婉約 /Party contest, Cixue, The persecution of literatus, Gently. ii.

(4) 目. 次. 自序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2. 第二節. 研究方法/4. 第三節. 文獻探討/6. 第二章. 新舊黨爭前的社會生態/13. 第一節. 宋初政治型態與朋黨意識/14. 第二節. 儒學的復興與理學的形成/20. 第三節. 黃老治術與因循守舊的風氣/25. 第四節. 政治的弊病與變法的迫切性/28. 第五節. 文弱風氣的形成/31. 第三章. 新舊黨爭前的詞學發展/37. 第一節. 北宋早期詞風延續五代、南唐風味/38. 第二節. 北宋前期詞亦逐漸體現時代風貌/42 一、詞的雅化趨勢/43 二、集體呈現的富貴氣息/51 三、豪放詞風的萌芽/55 四、慢詞與長調的勃興/61. 第四章第一節. 新舊黨爭與文禍/68 熙、豐新政與舊黨份子的外放/69 一、新法實施時程與內容/70 二、新舊黨議政立場/72 三、舊黨大臣之外放與烏臺詩案/77 四、變法之檢討/82. 第二節. 元祐更化與舊黨回歸/84.

(5) 一、元祐舊黨斥逐新黨與車蓋亭詩案/84 二、舊黨的內訌/89 三、蘇軾策題招謗事件/92. 第三節. 紹聖變革與同文館獄/96 一、紹聖紹述與新黨的報復/96 二、同文館獄/99. 第四節. 崇寧黨禁與元祐學術之禁/100 一、崇寧黨禁/101 二、元祐學術之禁/104. 第五章. 黨爭文禍對詞人心態的影響/109. 第一節. 初入仕途積極參政的心態/110. 第二節. 黨爭激化畏禍求脫的心態/116. 第三節. 政治受難悲憤淒惋的心態/129. 第四節. 通透人生自適放曠的心態/133. 第六章第一節. 黨爭時期詞風的變化/139 歌詞題材的開拓/141 一、宦海浮沈題材質量的劇增/141 二、跳脫出歌館樓臺，全面抒寫人生/150 三、詠物詞的興盛/155. 第二節. 豪放詞風的匯入與茁壯/161 一、抒寫曠達自適的心境/162 二、反映壯志難伸的鬱悶/167. 第三節. 婉約詞風的深化/172 一、以比興寄託之法營造幽約深遠的境界/175 二、善用各類修辭手法深化婉約詞的意象/179. 第四節. 群體營造的典雅詞風/183 一、雅化的動力來源──士大夫深厚的文化修養/185 二、以引經據典進行雅化/190 三、在思想內涵上進行雅化/201. 第七章. 黨爭時期詞學觀念的演變/220.

(6) 第一節. 詞論質與量的增加/221. 第二節. 詞體評價觀念的轉變/231 一、輕視詞體的潛意識心理/231 二、重視詞體的言論逐漸開展/234. 第三節. 諸家的詞體論/243 一、詞體的特質問題/244 二、詞體的起源問題/253. 第四節. 諸家對流派與風格的討論/256 一、流派系統觀念的萌芽/258 二、風格系統觀念逐漸形成/261. 第五節. 諸家對創作理論的探討/264 一、對創作動機的討論/264 二、對創作方法的討論/267. 第六節. 此期詞學界的審美觀念/278 一、擺脫富艷為美的審美心態，轉而崇尚清雅脫俗的審美趣味/280 二、由優美的審美趣味逐漸接納壯美的審美趣味/282 三、由追求和諧美轉向接受對立的崇高/288. 第八章. 結論/293. 引用及參考文獻/303.

(7) 自序. 我家座落在桃園台地的西側，是個多風的地區。颱風來襲之前，由北方吹來的涼風無不沁人心脾，在夏秋之交，把難耐的暑氣一掃而淨，是我溽汗涔涔時最高的期盼。冬天的東北季風，可以把電線吹得呼呼作響，每當此時，腦海裏全縈繞著白馬湖之冬的境界。小學的花圃裏，四季開放著校工、老師們似無心又有意裁種的花，少年的我聞到那杜鵑的淡雅、玉蘭的幽芳，瞥見或艷紅、或雪白的山茶，躺在初春小黃花遍地的草地上，常沈迷在自己編造的仙境裏頭。我的少年記憶，整個家鄉的世界是一片的花花綠綠。這裏秋天的月最美，秋夜皎潔的星空，月光灑在萬物身上，幾乎可以一一辨出，微涼的秋氣透入衣袖中，令人如在廣寒宮般清爽。這裏值得欣賞的一切，讓我無憂無慮地度過了童年。午夜回想，一切都像幻影一般，永遠縈繞在心懷，美如詩境。能夠自由自在的嬉游放縱在大自然，除了住家接近學校的環境因素之外，也是因為父母親容許孩子們在作完功課之後，可以隨意閒逛。雖然四、五十年代的生活清苦得很，即使咬著牙借貸來繳小孩學費，父母倒不曾要我們做太多幫助家計的活，似乎太溺愛我們，其實也是那一代人堅忍不屈的個性在驅使他們。而我家其實也沒有什麼生產事業的活可以幹，因為雙親都是小學教師。父親自高等師資科畢業後，來到中壢任教，在此成家，拉拔孩子個個上大學。他一輩子喜愛古典詩文，最記得那為孩子們眉飛色舞地講著三國故事時漾著笑意的神情，還有那在燈下用古老讀書腔吟哦的身影，漫漫數十年的歲月在不知不覺中流逝，卻引導我走向了國學的浩瀚領域。大學聯考分發入中文系，以當時來說，不是工商熱門科系，不知道是太單純不知道大時代的趨勢，還是因為喜愛詩文的「成見」，父親還是喜孜孜的。學了一年多，漸漸有了一些心得，在一次詩選習作時，張壽平老師竟然拿出我的作品來和大家討論，一句評語「有器識」，更鼓舞了年輕人的心。在未曾告知之下，老師替我報名參加全校寫作比賽，懞懞然地，竟然拿到了第二名。不知道自己還 1.

(8) 有這方面的能力，興奮之餘，和同學蘇君切磋音韻，逐漸體會個中滋味，後來果真幸運地得到古典曲創作的第一名。不但我個人與詩詞結下了不解之緣，父親也喜上眉梢，與我分享了美好的時光。可惜十七年前他因病辭世，從此失去了一位知我、愛我的人。父親諱戈，是位很有求知欲的人，晚年還到師大暑期部進修，常讀到半夜；身罹重疾時還曾提筆作字，令我永難忘懷。母親對數學特別在行，小學、初中時，在班上都是頂尖的。她幼年曾受外祖父漢文的教育，挺有實力，光復後順利考取小學教員。生我姊弟五人，而幼弟三歲時不幸罹患了小兒麻痺，在身兼教職與持家的雙重擔子之下，母親仍然面對一切的橫逆，克勤克儉，嚴格管教，子女因此都能學而有成。還記得當我們姊弟青春期食量最大的時候，常常得搶菜吃，有時候沒有菜了，只好拌糖、醬油來吃，孩子們個個都瘦巴巴的，但再怎麼樣母親也會先向人借貸米糧來填飽嗷嗷之口，等到下一兩個月薪水發下來了再還人；而每逢開學時的學費也是在同樣拮据的情形下勉強解決的。這幾十年的辛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盡的，謹將這篇著作獻給我敬愛的母親詹氏金妹。研究所求學期間，曾經因為潰瘍幾乎病危，雖然勉強完成了論文，奮勵的心卻消退了。任教期間，不過以咀嚼典籍自娛而已。十餘年前接受新式的治療，腸疾竟然痊癒，二子亦逐漸長成，可以自行照顧；復賴賢內助操持家計，使我無後顧之憂。在她的鼓勵支持之下，我燃起了更上一層樓的雄心。不意有此機緣，承蒙. 龔師顯宗不棄，收入門下。老師常耳提面命勉以勤奮向學，特別強調學術之. 基根於品德，金玉良言，如深山鐘磬，刻刻警醒。爾來兢兢業業，竭我所能，終於完成了這一篇論文。這當中一部分是我二、三十年來的讀書心得，還有一部分就是在修習博士學業時接受老師的啟發，吸收更多的新知，搜尋更新的資料，集結而成。雖然時間永遠嫌不夠使用，但總要把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來，或許仍然有膚淺疏漏的地方，但認為應該對得起師長和自己。若想在學術領域獲得更深一層的境界，有待個人戮力於來茲。. 2006/8/21. 2.

(9) 第一章緒. 論. 黨爭是歷代影響政治生態、社會變動極重大的因素，古來士大夫、學者對此所以不厭其煩的討論，並對統治者提出許多建言，因為他們深深瞭解黨爭攸關國政的興衰，若國君處置不當或者任由一派當道而賢良失路，所引起的嚴重後果甚至可以亡國。戰國時代楚國親齊一派遭讒外放，國勢益加傾頹；東漢末年清流因黨錮而凋零殆盡，天下分崩；中唐之後牛李黨爭，使王室難以中興，這些史蹟，斑斑可考。北宋黨爭長期影響著當時國家、社會整體的情勢，文學自然不能逃脫被波及的命運。觀察宋代的詩文，在相當的層面上能夠反映出社會的狀態，尤其在與邊疆民族戰爭和政治改革的議題上，文人常常用詩文來討論和提出建言，並起了一定的輿論作用，獨有歌詞似乎在這方面，並不見重大的發展和貢獻，這必須從詞體本身的特性來討論。歌詞出身於歌筵舞席，本來就是作為娛樂的工具，長期以來，它的體性適合於抒情，不便於議論，幾乎已經成為一般人的共識。將詞體述志的功能加以發揚，由偎紅倚翠為主比較狹窄的範圍擴大至整個生活層面；一變婉約為主的風尚，推展而至豪放、清曠、飄逸和雄奇等多方風格，又能深化婉約詞的精神內涵，有這個能力又有這個意識的人物，自然要首推蘇軾。但是，只有靠一個人的力量，絕對不可能有如此既全面又深化的變動，欲探究其原因，當然要盱衡整個時代背景，才能有明確的認知。觀察蘇軾所處的北宋社會，正是神宗變法、新舊黨爭持續激化、政局阢隉不安、民間騷動、邊疆民族日益壯大等等內外在因素交織，一個波濤洶湧、動盪人心的時代。黨爭之下的文人，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相當的衝擊，當他們將蓄積於內的感受形之於文字之際，字裏行間無不充斥著時代的影子。筆者計劃把當時政治版圖消長的理解當作縱向主軸，用串連時序的方式，一一對當時作家詞情、詞風轉變與當時詞學批評理論進展的軌跡作詳細的考察，期望能夠在其中找出更清－1－.

(10) 晰、更深入的線索，以進一步探悉此期詞學嬗變的面目。深盼像這樣的研究可以給今人提供進一步的理解，即在詞學發展的關鍵時期，詞體如何建立起它獨自的特色？當然，在文學史的諸多觀察中，文體本身發展的規律所謂「窮則變」的鐵則是千古不變的，文人集體的時代風尚與嗜好也是文體發展的一因，甚至少數作家的登高引領也居其功。但是推動以上種種現象的幕後推手，還是整個大時代的氛圍，它支配著文人的際遇與心態，它鼓動著時代的文學風尚，更進一步影響著文學的思潮，文學因而從體質和形式體裁上走上了成熟的道路。本文特別從政治這個角度，一一檢視它對詞體成熟的催化作用，同時也鑑於北宋後期詞壇的轉變也最受後來學者的注意，故選定新舊黨爭和詞學發展的關係作為研究範疇。.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詞做為宋代文學代表的一種，而區別於唐詩、元曲，當然可以從體裁、聲律、語言風格上清楚的分辨出來。但宋詞整體作品所表現的「質」，也就是它的時代內涵、文化特質，才是區別於其他時代、其他文體的最顯著的因素。從宋代的政治環境來說，北宋一統中原之際，北方強大的契丹依舊虎視眈眈，朝廷多次與之作戰，屢以不利而談和。未幾西夏建國，遂成兩頭拑制之形，宋廷雖然以納幣歲貢求一時偷安，卻形成了國內表面上安定，外族卻蠢蠢欲動的局勢。此時帝王提倡重文輕武、獎勵享樂的政策，使得經濟分外繁榮，文明空前發達，社會上充斥著及時行樂的風氣，因應享樂主義的歌舞生活遂造就了歌詞的勃興。北宋中期之後，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不能調合，顯然需要調整制度以跟上日異變遷的局勢，君臣皆有變法的共識，宋神宗與王安石遂合作推行新法，然而因為種種因素，導至新舊黨爭，政局不穩，社會更加動盪，人心更加不安。至哲宗、徽宗時期，執政派完全以傾軋異己為施政主軸，徽宗復沈溺於歌舞聲色的享樂之中，朝政不舉，社會腐化。其時歌詞雖不能及時反映社會腐化的黑暗面，卻可以由諸失志詞人作品所表現的身世坎壈、不屈於橫逆、超脫苦難和憤世嫉俗諸. －2－.

(11) 內涵，暗暗透露出深藏於背後那風雨飄搖的局勢，以及社會崩解的隱憂。再從宋代的文化特質上看，儒、釋、道三教在唐代各自得到不同的發展空間，又交互取資，到了有宋建國時期，已自然合流。上自學術界，下至市井小民，無不受此薰染，而宋代文人常集三家思想於一身。此外，加上經濟的繁榮、印刷術的進步、政府對文化的提倡等因素，當代的文學作品自然蘊含了高遠的哲理和深厚的文化內涵。宋詞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茁壯，所吸吮的營養汁液，全部注入在它的骨肉之中，所以說，在它的體質當中，蘊藏的就是那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因而宋詞和唐詩、元曲自然天生具有不同的「質」。筆者素來嗜好中國韻文，詠歌陶寫，瞬逾二紀，獨喜歌詞之能曲盡人意、貼近生活，對宋詞建立獨自面目的各方因素，尤其深具興趣。晚近有討論北宋黨爭與文學之論著多篇，陡然引發筆者靈光，何不專致於黨爭與詞學關係之探討，以尋求詞學形質變遷與蔚為文體大國的種種契機。竊以為即使所尋獲的不過蛛絲馬跡，只要有一隅之見，雖是野人獻曝，也可以提供給學界某種程度的參考，如此，豈不是極有意義的工作。這是撰述本文的動機所在。詞做為一種文體，自然有它文體成長的機制，如適應音樂的特性，滿足社會娛樂的需求，與人性想要求得一個宣洩情感的管道等因素，造成它的日趨茁壯。但是嘗試文體形式技巧的改進創新，嘗試境界內涵的充實擴大、思想內涵的提高，又非得由文人來主導運作不可。我們進一層推求文人的創作思想與欲望，自與其生命歷程的窮通否泰息息相關，北宋後期詞人的政治生涯深受黨爭的影響，其詞學思想、創作心態與作品風格，無不反映出時代的呼吸與脈動。本文即欲從政治的層面切入，先探討新舊黨爭如何牽動詞人的生活起居與窮通榮辱？詞人的情緒反應如何？表現於詞中的思想是如何？所造成的詞風又是如何？這一段時期的詞學理論有那些演變？當時的審美觀念有何值得注意的變化？本文就是針對此等問題想要做一個通盤的考察，對宋詞所以能獨具面目、於詩體之外另闢門戶，並成為一代文學的代表，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說明。在北宋後期黨爭下的詞學，的確顯現出其蓬勃發展的態勢，本文將提出種種. －3－.

(12) 線索來說明黨爭所扮演的催化作用，其所牽涉之深還延續到南宋。詞學的興衰與整個宋朝的政治發展相依存，尤其黨爭正是關係著詞學建立起自己的體性與繁榮昌盛的主要因素，本文要討論的就是這些互相牽連的微妙關係，找出可供學者據以繼續深入探究的線索和脈絡，這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在構思論文整體架構時，首先考慮到章節的安排。欲討論某一時期的文學狀況，必定得先觀察其前期的文學發展過程，才能知道研究對象的前身為何，研究對象的體質是從何演變而來的，於是論文起始即先探討宋初社會的體質，故定章節名為「宋初的社會生態」。下一章則專注於分析宋朝初、中期詞學發展的特質，故名第三章為「新舊黨爭前的詞學發展」。因為將觀察時間定在黨爭時期，當然得對整個黨爭的歷史過程作通盤的了解，故接下來的第四章即以黨爭史為題，並論述相關的文禍與影響，名為「新舊黨爭與文禍」。歷史既明，受黨禍的詞人他們的心態反應會是什麼狀態，這是接下來應該要探討的，故續之以「黨爭之際的詞人心態」。有了以上社會整體背景與詞學發展前緣的瞭解，政治影響詞人心態的各階段表現既已探明，則對當時歌詞所顯現的風格，也就具備了分析的依據，故立第六章「黨爭時期的詞風變化」以討論之。然後再繼續深入瞭解當時詞家的詞學觀念，推求詞評所關注的焦點在哪些方面，這些理論的階段性成就又是哪些，由這一系列因果關連的討論，相信可以對本論文的主題作出完整而周詳的論述。從收集資料方面言，本文在著手之時，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從史的立場收集相關的史料與論著，包括政治史與詞學史。另一方面從詞學的立場收集討論詞學風格、詞學理論與評析詞家個人詞等等之論著。收集範圍不限於北宋的資料，南宋諸人間可輔助分析的，後代詞家言論可資佐證的，近代學者研究有精闢見解的，都在蒐羅之列，惟本文不以廣博為尚，僅以精要為目標，一方面囿於研究的範疇，一方面囿於個人的時間、能力，可能出現種種缺失，有待方家不吝指正。. －4－.

(13) 進行每一章節的討論方式，首以時序的縱向發展為主軸，將各時期重要發展與變動的現象前後貫串起來。每一章著重一項主題，或者由社會的大關目引領下轄的小關目論之；或者依時序挑選重要詞家，就其心態變遷、風格差異或詞論進展一一論述。這是用史的立場作組織。但是每述論一項主題或人物風格時，則站在詞學的立場來分析，質言之，整個研究的理論來源都是依存於詞學的觀點，只是不失去時序的進程，不忽略社會的背景而已，因為本研究的整個重心其實還是偏向於詞學，並不是以史學得失為主。本文依時序的進程研討詞學各方面的發展，此一方法為歷史性的敘述法與比較法；又從各作家的生涯背景與作品表現互為對照來研究作者的心態，這是觀察、分析並用之後所作的歸納法；在詞風的討論上，採取適用於全體的詞風描述，並分析其所以形成此種詞風的諸寫作手法而詳細舉證，這是觀察全體之後的心得歸納法與舉證法。在討論詞論的時候，依照思想的進化過程述論，並在述論中分析該項論點明晰與否、合理與否以及進化之處何在，多舉現代批評史專書或學者研究專題觀點批評之，這是統合專家意見的綜合判斷法；同時也有個人研究獨自發現的觀點，帶有部分的演繹法性質。結論部分，對政爭和詞學發展的影響作整體的歸納，並對後代可能的影響作各種推理。這是本文所使用的諸多研究方法。明代張綖以「婉約、豪放」二分法論詞風之後，1詞論家即特別喜歡再細分而論，風格分別太細之下，反而使某些評家或者各見所是，造成各家對單一詞家風格之歸類南轅北轍，或者對風格之定義各自為說，異見紛紛，漸形瑣碎。復觀早期論詞者習慣概評一、二人詞風，或舉某人數首詞概論其風格，或概稱某幾位為一派等，類皆籠統。今人論學則首重建立系統，乃能剖析入裏，常將詞人重要的代表作多篇，仔細地從整篇之詞境、意象、典故由來以及修辭手法全體分析之. 1. 張綖《詩餘圖譜．凡例》後曰：「按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為正，故東坡稱少游為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所錄為式者，必是婉約，庶得詞體，又有惟取音節中調，不暇擇其詞之工者，覽者詳之。」此凡例明刻通行者為汲古閣《詞苑英華》本，無凡例及按語，王水照＜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明刊本及上海圖書館所藏萬曆二十九年游元涇校刊的《增正詩餘圖譜》引用此序。王水照一文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 年第 2 輯，今又刊於《20 世紀中國學術文存-詞曲研究》一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253。. －5－.

(14) 後，才推斷其風格，近來還有更多以西方文學批評的理論與方法來作研究的，已經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文研究詞風的立場，採取三分法：即豪放、婉約、典雅三類，三分之下各以相類的風格相從，出發點不在風格如何分類，而在於探討這特定的時代下詞壇何以造成三大類風格，著重於時代背景與詞風發展的關係，並仔細參酌近代詞論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做為一部分依據。至於其他相關的諸多議題，在進行討論之際，研究方式有似於此。.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文主題牽涉史學與詞學，整體方向本在研究詞學，然史學之文獻亦應徵之多方。黨爭時期的史料以《宋史》2為首要依據，元人脫脫觀點雖偏向舊黨諸君，然身非宋人當不致過激。宋．趙汝愚的《諸臣奏議》，3蒐羅不殫覶縷，雖闕徽、欽二朝事跡，然多有補益於正史之不足，而且奏議不似一般史書以旁觀者的口吻敘述，最為近實，故時有所取。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4意在續司馬光書，不計篇幅，收羅繁富，所記盡北宋一祖八宗事，與《宋史》相較，各有短長。南宋．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5所記多佚聞，可以補長編之闕。宋．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6收集一案資料最為詳盡，體例近於紀事本末體，欲盡窺始末細節，非此書不可。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一書，7條理暢達，眉目清楚。清．黃以周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8可以補《長編》之遺。清．畢沅《續資治通鑑》9係糾集邵晉涵、章學誠等史學名家為之，金靜庵稱此書「長於綜輯，而短於鎔裁」（《中國史學史》），10具見史料之豐富。今人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一書，11鎔裁資料，觀點持平，對新黨諸人未一概否定，依時序論列， 2.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1 月。趙汝愚《諸臣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 5 月。 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5 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11 月。 6 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臺北：宏業書局，1972 年 4 月。 7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12 月。 8 黃以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 6 月。 9 畢沅《續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 1 月。 10 金靜庵《中國史學史》，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 3 月，頁 223。 11 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11 月。 3. －6－.

(15) 明於章法，故常有所取資。在詞學通論方面：若王國維《人間詞話》，12首開近代引西方美學觀念論詞之門徑，其「境界說」引起眾人討論，至今不衰。吳梅《詞學通論》一書，13前半重視格律作法，後半略述詞史，品評詞人，辭精語麗。羅忼烈的《詞曲論稿》， 14. 對周邦彥出處和詞風形成的因素，研究特深。繆鉞、葉嘉瑩合著《詞學古今談》，. 15. 專論數位詞人，考證生平，剖析思想、情感，鞭辟入裏；另二人合著《靈谿詞. 說》，16每篇分詞家細論，甚為精闢，故常從其說。葉氏《迦陵論詞叢稿》、《唐宋詞十七講》二書，17時而引西方理論，以語體說解，似平淺而實幽微，絲絲入扣，獨具隻眼。王水照的《宋代文學通論》，18分文體、體派、思想、題材體裁、學術史等主題，再依論題評析，實亦具有詞史價值。楊成鑒《中國詩詞風格研究》一書，19依司空圖分品方式再作安排，先定義後舉例，本文有取其風格分類的某些成說。在詞學史、批評史方面：較早有王易《詞曲史》，20在其＜衍流第四＞中論慢詞漸興過程，脈絡清晰；＜析派第五＞一部分對北宋諸詞人皆有所述論，尤其對蘇門詞人、周邦彥、李清照等人評述較多。刊刻較早，簡略而精當。吳熊和《唐宋詞通論》一書，21分章論詞體、詞調、詞派、詞論、詞籍、詞學，體例完整，文中對蘇軾提高詞品、擴大詞境、改變詞風、推進詞律特別措意，詳明有據，最合參酌。丁放、余恕誠《唐宋詞概說》22與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 23.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二書，依時序論列諸詞人，少有遺漏，又多舉代表作品解析其人風格、心理，. 王國維《人間詞話》，《詞話叢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1 月。吳梅《詞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4 月。羅忼烈《詞曲論稿》，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6 月。繆鉞、葉嘉瑩《詞學古今談》，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2 年 10 月。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 年 12 月。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長沙：岳麓書社，1989 年 2 月。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 6 月。楊成鑒《中國詩詞風格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 12 月。王易《詞曲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8 月。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0 月。丁放、余恕誠《唐宋詞概說》，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2 月。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7－.

(16) 評論中肯，頗合取資所需。謝桃坊的《中國詞學史》，24以詞學理論的里程為分節標題，對宋人詞體觀念形成、宋人詞體起源說、宋人的詞話、李清照的「別是一家說」等特闢專論，不絮絮於單獨詞人，得簡要之旨。蔣哲倫、傅蓉蓉的《中國詩學史》（詞學卷）一書，對北宋詞學的發展背景解說縝密中理，對北宋前期的詞學觀念討論簡暢，然後再討論蘇軾在北宋中期詞學風格和理論的貢獻，緊接著直接論及李清照、周邦彥在北宋末所作的總結性貢獻，復討論詞話、詞集叢出的時代意義，可謂要言不煩，為近來相關著作中極值得參考的著作。25 楊海明的《唐宋詞史》，26對詞情、詞人生活背景與時代風氣，解說特詳，標題明晰，唯行文徵引微稱繁冗。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一書，27雖有以後人觀點強分前人流派之嫌，然亦有其理論系統。朱崇才的《詞話學》，28依文學理論分起源論、功能論、流派論……至技巧論等，項目嚴明，亦有可觀，惟主題下轄之諸分論，組織未臻嚴密。除以上書籍，復參酌黃文吉的《宋南渡詞人》29和王兆鵬的《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30，二書將北宋末年發展出的詞風與南宋詞轉變的各種現象作對照，適可藉之說明本文的某些觀點。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一書，31討論北宋黨爭對文學之影響、黨爭之下的文人心態和黨爭下文學風格演變的因素，至為詳晰。本文多參考其文禍始末之資料，並專力於黨爭對詞人的影響，以更加細膩的手法，更文學性的討論，希冀能獲得詞學史上新的進境。此外，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在期刊發表之論文尤夥，對詞風、詞派方面的討論有：龍沐勛＜兩宋詞風轉變論＞一文，較早地針對宋代詞風轉變的概略趨勢，指出了柳、蘇、周、辛等人的關鍵性地位。32劉乃昌的＜宋詞的剛柔與正變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12 月。蔣哲倫、傅蓉蓉《中國詩學史》（詞學卷）第二章第二節，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 年 9 月，頁 45-84。楊海明《唐宋詞史》，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 年 2 月。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 月。朱崇才《詞話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1 月。黃文吉《宋南渡詞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5 月。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3 月。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 6 月。龍沐勛＜兩宋詞風轉變論＞，《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1934 年 10 月，頁 1-23。. －8－.

(17) ＞，論宋詞風格應以「剛美」、「柔美」來區分，不贊成用「婉約」與「豪放」來二分，這是就全體概念上立論，若論個人風格恐怕此說也不適用。33李秉忠的＜也論宋詞的「豪放派」與「婉約派」－兼評吳世昌先生等人的觀點＞一文，主張廣義的「豪放、婉約」分派立場，本文採納此看法34。韓經太的〈宋詞：對峙中的整合與遞嬗中的偏取＞，以柳、蘇為對峙，周整合之；蘇、辛之體相親而異，周、姜之體亦相親而異，蘇、姜超逸而周、辛沉厚，正詞學深入發展的必然現象。言之亦頗得梗概。35邱安昌＜風格：精神個體性的形式＞一文，專門對風格作出確切的定義，本文列為重要的參考。36王曉驪的＜閑雅．高雅．清雅──論宋代雅詞發展的三個階段＞，從宋代開國之初士大夫的文化特質「閑雅」談起，轉變至北宋後期蘇、黃等人追求的「高雅」，再轉變為南渡之後崇尚的「清雅」，階段性分明，具參考價值。37邱昌員的＜宋代「江西詞派」商榷＞，舉出從地域上、詞風上、集體意識上都沒有所謂的「江西詞派」存在，立論合理。38 在詞體問題、詞學思想方面有：楊燕的＜北宋詞之「本色」與淮海詞＞，首先對「本色」下定義，然後舉出淮海詞體現「本色」的五大要義：協律、抒情、寫戀情、雅俗相濟和狹深婉曲。有關雅俗相濟這一觀點，似乎北宋人並未自行提出，尚待討論。39謝桃坊的＜宋人詞體起源說檢討＞，指出宋人認為詞體為中國詩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變體，長短句與聲詩是不同的。並謂詞體起源的時間應該如李清照所論在盛唐之時，其說皆精當有據。40趙梅的＜關於詞的本體論思考－從意象出發＞，討論文學樣式的整體風格或詞人的個體風格，都與意象的選擇和組織密切相關。而詩詞意象之別大致可由「狹深」、「隱曲」、「迷離」等偏於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劉乃昌＜宋詞的剛柔與正變＞，《文學評論》，1984 年第 2 期，頁 34-39 及 88。李秉忠＜也論宋詞的「豪放派」與「婉約派」－兼評吳世昌先生等人的觀點＞，《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1 期，頁 38-42。韓經太〈宋詞：對峙中的整合與遞嬗中的偏取＞，《文學評論》，1995 年第 5 期，頁 131-139。邱安昌＜風格：精神個體性的形式＞，《山西師大學報》（社哲版）第 23 卷第 1 期，1996 年 1 月，頁 43-45。王曉驪＜閑雅．高雅．清雅──論宋代雅詞發展的三個階段＞，《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第 28 卷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54-58。邱昌員＜宋代「江西詞派」商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2 期， 2004 年 3 月，頁 82-86。楊燕＜北宋詞之「本色」與淮海詞＞，《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3 期，頁 83-87。謝桃坊＜宋人詞體起源說檢討＞，《文學評論》，1995 年第 5 期，頁 105 至 113。. －9－.

(18) 詞境之意象來分辨，語多可取。41沈家莊的＜宋詞文體特徵的文化闡釋＞，對詞體的文化特質多所析論，對宋人雅俗觀念版圖的變遷也理出一定的脈絡，頗值得參考。42王昊的＜論宋人詞體觀念的建構＞，其中一節討論蘇軾「以詩為詞」的內在思維，即在壓制詞體的音樂性與娛樂性，而凸現詞體的文學性和抒情功能。 43. 顏翔林＜論《碧雞漫志》的詞學思想＞一文，討論王灼的詞學思想有許多不同. 於前的新見解，本文以為王灼思想承自前人者實多。44鄧喬彬的＜秦觀「詞心」析論＞，謂「詞心」就是必須具備「真切的深情」與「難以移易的獨特性」二者，本文特別重視後一觀點。45 對於各家的藝術特色、相互影響與繼承關係，論者甚多：鄭騫的＜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也是較早討論的一篇，認為詞並沒從蘇得到本體的發展，本體的發展是在柳、周一派。這看法是衡諸於詞的音樂性和本色上得出來的。46馬興榮的＜讀蘇軾詞札記＞，論蘇詞的豪放表現，是時代的影響；又謂蘇詞不協律是創新的表現；並謂蘇詞富於情，其情又與其身世相牽連。以上諸觀點，正本論文欲申論之要點。47 袁行霈的＜以賦為詞─清真詞的藝術特色＞，論周氏詞擅鋪陳手法、巧用環形結構及化用前人詩句等問題，言之成理。48徐敏的＜北宋詞史上的兩座里程碑－從柳詞「曉風殘月」說到蘇詞「大江東去」＞，重視柳、蘇在詞史中的特殊地位，並以標題明示了二人的詞風，可謂推定了蘇軾內心的看法。49黃炳輝、劉奇彬＜論周邦彥對柳永詞的繼承和發展＞一文，指出周詞專工豔情和愁羈而有更深入的表現力，在語言上和音律上多所創新，柳粗而周工。然周過於重視形式美，缺乏自然抒寫，給詞壇帶來不良的影響，所論甚是。50孫昌武的＜蘇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趙梅＜關於詞的本體論思考－從意象出發＞，《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3 期，1997 年 9 月，頁 425-441。沈家莊＜宋詞文體特徵的文化闡釋＞，《文學評論》，1998 年第 4 期，頁 143-152。王昊＜論宋人詞體觀念的建構＞，《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年 6 月，頁 486-498。顏翔林＜論《碧雞漫志》的詞學思想＞，《文學遺產》，2003 年第 4 期，頁 85-93。鄧喬彬＜秦觀「詞心」析論＞，《文學遺產》，2004 年第 4 期，頁 76-86。鄭騫＜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文學雜誌》，第三卷第一期，1957 年 9 月，頁 25-31。馬興榮＜讀蘇軾詞札記＞，《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2 年第 3 期，頁 51-56。袁行霈＜以賦為詞─清真詞的藝術特色＞，《北京大學學報》，1985 年第 5 期，刊於《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89 年 5 月，頁 345-358。徐敏：＜北宋詞史上的兩座里程碑－從柳詞「曉風殘月」說到蘇詞「大江東去」＞，《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 年第 2 期，頁 108-112。黃炳輝、劉奇彬＜論周邦彥對柳永詞的繼承和發展＞，《河北大學學報》，1988 年第 3 期，頁. －10－.

(19) 軾與佛教＞，說明了蘇軾與佛教結緣之早、之深。51孫維城的＜論宋玉《高唐》、《神女》賦對柳永登臨詞及宋詞的影響＞，指出柳永對宋玉賦獨能體會，蓋身世相彷彿之故；而多數宋人並不能理解這種貧士悲秋的情懷，的是確解。52王水照的＜走近「蘇海」－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曾對西園雅集作歷史文化上的考量，這觀點極有價值。53李嘉瑜＜論「以賦為詞」的形成──以柳永、周邦彥為例＞一文，論「以賦為詞」對創作歌詞的重要意義以及柳、周二人的實踐手法，理路明晰。54 至於政治對詞人、詞學的影響，討論最為廣泛，如：較早有龍沐勛的＜清真詞敘論＞，提供研究周邦彥的政治生涯和出處履歷的資料。55接著又有王兆鵬提出＜唐宋詞審美層次及其嬗變＞一文，討論歌詞描寫的對象由佳人到文士，由文士到志士，標誌著詞人眼界由狹窄的兒女私情擴展到個人苦悶，再到社會憂患，同樣地空間也因此擴展了。本文考察北宋詞確實循此路線發展。56方曉紅的＜論詠物詞的歷史流程及藝術特色＞，論詠物詞分「直接詠物」、「託物言情」和「以物擬人」三種類型，本文即從後二者討論長短句與政治的關係。57胡遂＜論蘇詞主氣＞一文，主張蘇詞的氣包含「千丈氣」、「憂愁不平氣」、「浩然之氣」和「清虛放曠之氣」。其有得之於天性者，但也有受時局所激發者，與本文所欲探討起相當關係。58吳帆的＜論蘇軾與宋人的咏物詞＞，討論蘇軾是最早培育、灌溉詠物詞此一園地的園丁，並將其手法解析一番，頗中肯綮。而其詠物託喻實含政治意涵的主張，亦與本文之取向相合。59高聖峰的＜似花非花遷客淚＞，論蘇軾詠.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85-95。孫昌武＜蘇軾與佛教＞，《文學遺產》，1994 年第 1 期，頁 61-72。孫維城＜論宋玉《高唐》、《神女》賦對柳永登臨詞及宋詞的影響＞，《文學遺產》，1996 年第 5 期，頁 62-70。王水照＜走近「蘇海」－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文學評論》，1999 年第 3 期，頁 135-141。李嘉瑜＜論「以賦為詞」的形成──以柳永、周邦彥為例＞，《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十九卷第一期，2000 年 6 月，頁 133-148。龍沐勛＜清真詞敘論＞，《詞學季刊》第二卷第四號，1935 年 7 月，頁 1-18。王兆鵬＜唐宋詞審美層次及其嬗變＞，《文學遺產》，1994 年第 1 期，頁 48-60。方曉紅＜論詠物詞的歷史流程及藝術特色＞，《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 年第 5 期，頁 108-111。胡遂＜論蘇詞主氣＞，《文學評論》，1999 年第 6 期，頁 53-63。吳帆＜論蘇軾與宋人的咏物詞＞，《文學遺產》，2000 年第 3 期，頁 52-57。. －11－.

(20) 物之用心乃別有深意，正以婉曲手法暗抒政治之失意，指向與本文一致。60陳元鋒＜北宋館職、詞臣選任及文華與吏材之對立＞一文，本研究取其論新黨官吏率皆不文為據，討論新黨何以鮮有人關心詞體。61丁曉、沈松勤的＜北宋黨爭與蘇軾的陶淵明情結＞，將黨爭與蘇軾心態轉變的關係解析得深入而中理，本文多所取資。62程怡的＜元祐六年後的蘇、秦關係及其他＞，論秦曾經因為失言而讓蘇氏兄弟尷尬，可作參考。63薛瑞生的＜周邦彥捲入王審、劉昺「謀逆」事件考辨＞，其考訂有助於對周邦彥是否附和新黨此一問題的釐清。64以上諸文或理路清晰，或觀點新穎，或與政治的反映相關，頗值得參考。其餘凡足資旁引佐證者，亦時加取捨。近年來，研究詞學的風氣大為興盛，資料豐富，觀點新穎多方，個人才力有限，眼界狹窄，建樹實寡，惟勉力為之而已。. 60 61 62. 63. 64. 高聖峰＜似花非花遷客淚＞，《國文天地》第 187 期，2000 年 12 月，頁 13-17。陳元鋒＜北宋館職、詞臣選任及文華與吏材之對立＞，《文學評論》，2002 年第 4 期，頁 66-73。丁曉、沈松勤：＜北宋黨爭與蘇軾的陶淵明情結＞，《浙江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2 期，2003 年 3 月，頁 111-118。程怡＜元祐六年後的蘇、秦關係及其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5 卷第 6 期， 2003 年 11 月，頁 103-110。薛瑞生＜周邦彥捲入王審、劉昺「謀逆」事件考辨＞，《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4 期，2004 年 7 月，頁 135-140。. －12－.

(21) 第二章新舊黨爭前的社會生態本文對北宋新舊黨爭的時間定位，是以熙寧年間王安石執政變法為起始，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宋神宗踐祚之初，年輕氣盛，銳意改革，超遷素以才幹著稱的王安石，命他主持新政，引進了一批意欲積極改革的人物，如曾布、章惇、蔡確、吕惠卿、沈括等，共同參政制法，被後人之稱為新黨；另有一批守舊份子則反對新政的種種舉措，不願與王安石合作，被新黨份子排擠後，一一求去，或退隱或外任，如司馬光、歐陽修、吕誨、蘇軾等，這些人被稱為舊黨，乃形成了兩個政治立場相左的陣營。有一些人陰持兩端，想從中獲取利益，也有另一批人持中間立場想調和雙方，可惜情況越演越烈，終究形成冰炭不容、傾軋反覆的局勢。黨爭本是政策之爭，發展到後來卻成了意氣之爭，甚至有不惜置對方於蠻荒、期之速死的卑劣手段。政治的動盪與政策的翻覆，不但使國勢衰退，外族覬覦，復斵傷人才，造成民心普遍不安。其影響既深且廣，當然也波及了文學的發展，詞學就是在此情勢下產生了大幅度的變化。本文嘗試從政治的角度切入，欲觀察北宋新舊黨爭究竟和詞學的發展起著什麼樣的關係？北宋初期，社會動亂方定，政府實施與民休息的政策，頗著成效。進入了中期（真宗、仁宗朝）之後，長期以來，偃武修文，軍事上強幹弱枝、籠絡夷虜，可謂中外無事數十年（宋人自詡之語），社會經濟遂由安定局面進步到繁榮富庶。在制度面上即使有某些缺陷，一時尚不足以引起整體社會的動亂。故而當少數有識之士挺身出來，提出改革的主張時，總有一大部分因循守舊的人士站在反對的立場，認為這種主張就是在毀壞祖宗的成法，製造國家社會的不安，堅決地排擠中傷改革派，而國家承平已久，君王也無心於改革，君臣上下習於安逸，保守派遂得以長期得勢。這種現象使得改革派沒有機會實現他們的理想，在職的時間又不長久，所以造成兩個龐大的黨派互相傾軋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這就是為甚麼. －13－.

(22) 北宋前期並沒有大規模政治鬥爭的主要原因。慶曆年間，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改革，受到夏竦等一干人的反對而未能成功。觀察范公的改革並不是全面性的改變，不過是著重在三個方向：澄清吏治、加強軍備、提高生產。但是在澄清吏治方面，立刻遭到當時許多因循守舊、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不過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就匆匆下了台。慶曆新政既不是二大黨派的政見之爭，也不是意氣之爭，故而沒有形成大規模而且長期的互相傾軋。這跟熙豐新政、元祐更化、紹聖紹述、崇寧黨錮等的大規模兩黨鬥爭，性質上全然不同。在北宋後期的政爭中，被後人視為舉足輕重的詞人，如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捲入了這個大漩渦。他們不但在個人的仕宦生涯上嚐盡了官場浮沉的滋味，更在生活上飽受奔波流離的折磨，在思想上、情感上烙上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當可以尋繹出這些印記的痕跡。在討論到新舊黨爭過程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引發黨爭的政治、社會、思想方面的因素，其先期的背景是如何的？是經過怎麼樣地發展演變而來的？故在以下先描繪宋初的社會生態。. 第一節. 宋初的政治型態與朋黨意識. 宋太祖趙匡胤在建隆元年（960）開國，一直到神宗熙寧元年（1068）登基，有百年之久。初期從事征討統一，社會由紛亂逐漸安定，民生由凋敝逐漸復甦；到了中期，經過數十年的將養休息，加上長期的採取對邊疆民族的談和納幣政策，社會乃由安定的狀態轉趨富裕。宋仁宗時期社會更加安定繁華，工商業相應的轉趨發達，人口逐漸向都市集中，城市經濟的發展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我們觀察柳永的詞，有不少描寫城市生活中歌舞昇平、民生富庶的篇什，可以充分體會這正是仁宗時期社會生活的寫照。1 1. 據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一記載：「仁宗皇帝崩，遣使訃於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虜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又《能改齋漫錄》卷十一也記載，仁宗死後有人題詩於其寢宮之上道：「農桑不擾歲長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這四十二年不驚不擾的安定生活，帶給社會的是什麼現象，不言可喻。至於柳永的詞是如何敘述當代盛世，諸論者討論已多，本文亦將在. －14－.

(23) 宋太祖在開國之初，有鑑於武臣的跋扈，自己也是陳橋兵變由部將黃袍加身的，對於政權的掌控有強烈的危機感，想出了杯酒釋兵權的妙計。召集石守信等武將，勸他們回鄉多買田宅、多置歌妓，以歌酒自娛，並澤及子孫。次日，部將皆會其意而交出兵權，從此訂下了由文臣帶兵的規矩。2另外又廣開科舉，招納文士，給予優厚的待遇，授與極高的參政權。3在政治的運作上，不但沒有宦官的涉入、武人的干政，外戚的擅權也少（只有幾位太后的垂簾聽政，到皇帝年長又交還政權）。而所用的士人，絕大部分是由廣大的基層民眾裡，經過儒家教育的薰陶，再從科舉考試的管道挑選出來的（當然到後來更多了官宦人家的子弟，但是這些人也大都必須經過科舉考試才能任官）。這些官吏一經挑選出來，個個都是飽讀詩書的人士，國家的政策大多徵詢這一批人，宋朝的帝王很少有獨出機杼，自行訂定政策的。因此宋代的政治，堪稱為文人政治。那麼文人政治的特徵是什麼呢？首先，可以考見的，即參政之士多充滿著儒家積極參政，「達則兼善天下」的志意。宋初思想界已經逐漸興起了儒學的復興運動，以與佛、道思想相抗衡。宋朝政府亦採取以儒學取士的政策，士子若不走利祿之途，則一生的志業無由實現，要走利祿之途就要熟讀儒家經典。儒家對於從政的觀點是「用行舍藏」，4這不但是孔子的個人志趣，更成為後來儒者的處世原則。漢武尊崇儒術，經學大昌；到了東漢，士人尤其以風節自勵，《後漢書‧ 范滂傳》記載了東漢的范滂「登車攬轡，慨有澄清天下之志」，當時污穢貪鄙的官吏，望風解佩。後來雖然為宦官所害，而天下仰其風節，成為後代知識份子「用之則行，奮不顧身」的典範。蘇軾讀到此傳，即慨然以范滂自許，5正是受到儒. 2. 3. 4. 5. 後文論及。《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宋史．石守信傳》卷二百五十載：「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台北：鼎文書局， 1980 年 1 月，頁 8810。《宋史．職官志．俸祿制》卷一七一有很具體的記載宋朝政府的厚俸以養廉的政策，比如朝廷主張「俸給宜優」、「於俸錢、職錢外，復增供食料等錢」。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十五＜宋制祿之厚＞條，對歷任帝王給予官員的俸給有大略的統計，而說：「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 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史學家觀察的結論是可以依據的。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年 10 月，頁 331。《論語．述而》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十三經注疏》第 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61。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記此事：「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 －15－.

(24) 家這種用世志意的感召所致。宋朝朝廷不但以儒家經典取士，更供給優渥的俸祿以養廉，對官員極為禮遇，宋太祖更立下不殺士大夫的規矩。6故而北宋初期入仕的士人，其參政用世的志意是極為高昂的，《宋史》稱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風節，自仲淹倡之。」7這是史書給他的高度讚揚。他在＜岳陽樓記＞文中高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其懷抱，就是當時士人積極進取，「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代表性例子。蘇軾年輕時讀到石介的＜慶曆聖德詩＞，詩中提到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經過老師解說之後，「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8到後來，蘇軾還以和范仲淹緣慳一面為終身之憾。這說明宋初大臣，早就顯現出積極用世的強烈傾向，因而能影響到蘇軾。王安石稍晚於范、歐而同朝在列，一生也是念念不忘於新政，想要以儒術和法治起國家之陳疴，圖謀富國強兵、抵禦外侮。蘇、王二人的用世志意，既是當時內有財用不足、外有邊虜覬覦的形勢所激，更和宋初以來士人從政者逐漸醞釀的風氣有關。. 文人政治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嚴君子、小人之辨」，這是承繼儒家的道德觀念，而由學者特別提出的綱目。那麼如何分辨君子、小人呢？《論語．為政第二》記載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安國說：「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邢昺說：「言君子「孟冬之月」一節說：「是察阿黨，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9《禮記．月令》則罪無有掩蔽。」鄭玄注解道：「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10可知漢末以「曲循私心，阻撓法令推行」為「阿黨」的內涵。宋人邢昺解說「小人比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見《蘇轍集．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二，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10 月，頁 217。 6 王夫之《宋論》謂「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見《四部備要》本《宋論》，台北：臺灣中華書局， 1966 年 3 月，頁 4。《揮麈後錄》卷一頁三十八＜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條記：「嘗謂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嘗妄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此不祥。」《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五編第三冊，臺北：新興書局，1960 年，頁 1565。 7 《宋史》第十三冊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5 月，頁 10268。 8 事見《蘇東坡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敘》，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頁 313。 9 《論語》，《十三經注疏》第 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18。 10 《禮記》，《十三經注疏》第 5 冊，頁 342。. －16－.

(25) 而不周」，正是指「小人是阿黨而不忠信的」，而他「阿黨」一詞的概念應該還是承襲孔安國的說法的。總之，以上的觀點都是集中在：君子用心於公（周），小人用心於私（比）。但是早在西漢末年劉向就已經把「比周」合用為一個詞，並且和「朋黨」並舉，意指這二者都是有「邪心」，都是小人的作為。11這和孔子「小人比而不周」的用法已經大異其趣，孔子的「比」和「周」是相對的用法，而劉向把「比周」一同指向負面的意義。於是小人的行為是比周的，小人的居心是阿黨偏私的，小人為私利而聚合則稱之為「朋黨」。「朋黨」二字又是怎麼定義的呢？「朋」，《說文解字》說：「古文鳳，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12所以「朋」字並沒有貶意。但是「黨」字在早期卻有貶意：《說文解字》說：「黨，不鮮也。從黑，尚聲。」13雖然《周禮．地官大司徒》說：「五族為黨」，鄭注曰：「黨，五百家」，14「黨」成為地方組織其中的一名。然而當先秦人提到「黨」字作動詞時幾乎都是當作貶意的。如《論語．述而》：.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 15.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也說：「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16既然說「君子不黨」，反之，自然指偏私成黨的是小人了，這裡就是指孔子偏黨魯昭公，為他. 11. 12 13 14 15 16. 《漢書．楚元王傳》附傳，記載劉向上書元帝避朋黨之名說：「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見《新校漢書集注》（三），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 5 月，頁 1945。《說文解字》四篇上鳥部，臺北：蘭臺書局，1973 年 9 月，頁 150。同上註，頁 493。見《十三經注疏．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159。《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第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64。同前注，頁 140。. －17－.

(26) 文過飾非。《尚書．洪範》也說：「無偏無黨，王道蕩蕩。」17於是「黨」字都指向了小人偏頗的負面行為。久而久之，「朋黨」二字合用，乃成為小人群聚為非的一種表現。荀子就認為士大夫就是「不比周，不朋黨」的，一切都是為公家而努力的。18 「朋黨」既然是小人的表現，韓非子特別堅決反對「朋黨」的行為，他認為小人之害是：. 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19. 法家為了專制帝王著想而力斥朋黨，帝王為了自家性命和萬世子孫的安定著想，也是深深地提防著大臣結為朋黨。同理，凡是被指涉為朋黨的人，大都否認之。故而古來討論「朋黨」的文章不可勝數，大致可以分為四個觀點：（1）君子無黨，小人有黨。（2）君子有黨，小人無黨。（3）君子小人皆有黨。（4）純君子純小人無黨，不純者有黨。有關第一點，是上述先秦、兩漢之際一般通行的看法，李德裕、司馬光等人接受這種觀點。第二點，歐陽修＜朋黨論＞主張小人為利祿而暫時結為朋黨，是假的朋黨；君子守道義、行忠信，同道而相益，是始終如一的朋黨。關於第三點，宋朝的王禹偁、范仲淹、秦觀和明朝高攀龍，以及清朝的魏禧，都是主張君子、小人都有黨，勸人主要用正去邪。關於第四點，只有明代王世貞主張之。20這些君子、小人的分辨方法，都是以品德為依據，而且更把「為公還是為私」當作判斷的標準，從立論上看似乎各有其理由，但是落實到實際的政治生活上卻沒有一個絕對的準則。那就是：人人各自宣稱自己一切作為都是為公， 17 18. 19 20. 《十三經注疏．尚書》＜洪範＞第十二，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173。《荀子．彊國篇》說：「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台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 9 月，頁 522。見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有度第六》，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9 月，頁 86。以上歸納出的四個觀點和詳細的引例解說，請參見雷飛龍著《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第一章緒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頁 6-13。. －18－.

(27) 都自認為是君子，即使被指為朋黨，也自詡為正派且有益於國家；反之，則把政敵目之為小人之朋黨，而極力擯斥之。北宋的歐陽修、秦觀討論朋黨的意義，其目的就是在嚴辨君子、小人，分出不同的政治團體。宋朝政治團體的組成份子全部都是士大夫，士大夫在朝汲汲於劃分界線，無不是為了營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同時也是受到了儒家傳統的君子、小人二分法的思想影響所致。這種二分法不但不能真正釐清何者為正人君子，更導致北宋後期新舊二黨互相傾軋不已的惡性循環的局面，在政治上導致了宋廷衰敗的局面，更在文學上產生了破壞（其實也是一種建設）的作用。此點將在後文討論之。另外一種辨別君子小人的判斷標準，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21的義利之辨。孟子也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22這二位先師指出了明確的方向：重視利的人屬於小人一類，只有君子才講究仁義。小人結為朋黨為的是什麼？他們是為私利而結合。這個觀念在漢代得到了充分的擴張和肯定，西漢董仲舒回答江都易王說：「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23從此「小人是興利者」這個概念，在士人的腦海中根深柢固。指稱政敵為朋黨以誣陷排擠之，歷代都免不了有此現象，到了宋仁宗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呂夷簡，又作＜四論＞譏切時政，呂夷簡「以仲淹語辯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 24 朋黨，離間君臣」，於是仁宗乃將范仲淹貶知饒州。歐陽修為此寫了＜朋黨論＞. 為范仲淹辯冤，並提出「君子有黨」的言論。論中的「君子、小人」，他定義為：.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 21 22 23 24. 《論語．里仁》，同注 9，頁 37。《孟子．梁惠王》，《十三經注疏》本第 8 冊，頁 9。《漢書．董仲舒傳》，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5 月，頁 2524。《續資治通鑑長編》第四冊卷 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條。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1133。. －19－.

(28) 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25. 這段言論把「義利之辨」拿來作為君子、小人之別的標準。小人所以相黨不過為一時的財利、祿位，時異勢遷，利盡則反目，是暫時性的結黨。君子以道義相結合，一切為國家，忠信不移，是長久的朋黨。這樣的觀點後來就成為舊黨分子對新黨攻擊時的口實，那就是新黨所實施的政策無不是為了利。本文將在第四章「新舊黨爭與文禍」第一節有所討論，此處只提出緣起，以引出脈絡。總之，君子與小人之辨，成為後來新舊黨爭激化時，舉以劃分界線的最佳武器，凡事爭於國君、大臣之前，時常指責政敵為小人之黨，欲除之而後快。政局之壞，誣稱政敵為小人而傾軋之，確實是亂階之一。. 第二節. 儒學的復興與理學的形成. 儒家學說自魏晉之後，在思想界的主導地位逐漸衰退，直到唐朝末年都不見起色，反而呈現出佛、道二家學說蓬勃發展的大趨勢。到了宋朝，儒學受佛、道的影響與刺激，興起了新一波的復興運動。何以佛道思想對儒學有這麼大的衝擊？當然要由長期以來佛道的發展所造成的壓力談起。道教源起於各地先民的巫祝信仰，屈原的＜九歌＞紀錄了一部分的活動。先秦早就有所謂方士，而以燕、齊方士最為著名，至戰國末年則有鄒衍、鄒奭等以宣說陰陽消息的思想，大受時君世主的崇信；秦始皇也相信徐芾海上仙山之說，派童男童女隨徐芾入東海。這些事蹟都見諸《史記》。26到了漢朝，陰陽五行的思想成為一代的流行，流入上層統治階層的成為政治上的帝德說、明堂說和月令系統；流入下層民間的則融合了符籙、煉丹、法術、治病和除妖等等的江湖之術。. 25 26. 《歐陽修全集》卷一，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3 月，頁 128。見＜始皇本紀第六＞及＜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11 月，頁 247 及頁 626。. －20－.

(29) 民間的道術逐漸被有心之士加以組織整理，成為了有系統的宗教，東漢末年的張道陵就是其中一位最有號召力的領袖，一般都以他為道教的創始者。道教因為有自訂的儀式，遠奉黃帝為始祖，在宗教學說上又奉《道德經》為經典，而且融合各式各樣的傳統信仰，深受中國民眾的崇奉。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不已，道教有他治病、安定人心的作用，持續的發展壯大，到了唐朝更成了朝廷欽訂的國教，上自帝王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多崇奉道教以為風尚。另外，以老莊學說為主軸的道家思想在戰國時代也已流行，這由楚地出土的帛書本和索紞本老子可以得到證明。漢朝初年，統治階層更持著黃老思想以治國，與民休息數十年，而後才國富民豐，使漢武帝憑藉著這雄厚的國力，得以建立一世功業。雖然武帝名義上獨尊儒術，暗中卻還是持著黃老治術以駕馭臣下，歷任的漢朝帝王其實都是熟習於這種權柄的運用。魏晉時期，黃老思想在哲學上轉化出了玄學，以討論「名理」、「養生」、「形上之學」為時代風尚，既可以逃避政治上的迫害，又藉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這是道家思想流行於知識界的情形。唐朝的帝王既深信道教，對道家思想也有相當的體認，比如魏徵以無為思想勸諫太宗（見＜諫太宗十思疏＞），顯示這是君臣共同接受的思想。北宋初期，幾位君王的治國策略都是持著黃老治術，以與民休息為施政主軸。與道教的成立近乎同步，佛教在漢朝才傳入中土，東漢明帝為攝摩騰、竺法蘭建白馬寺以翻譯佛經，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明證。當時翻譯還不夠精確，中土的民眾認識不清，還把它看成如道教一般，以為是方術的一種，並不特別重視。但在魏晉南北朝時，翻譯事業蓬勃發展，宣教大師繼踵而興，以格義之學與道家學說相比附，漸次為民眾所認知。復以社會動亂，人命危淺，中土民眾信仰者日眾，以求在宗教的世界裡得到心靈的寄託。到了唐朝佛教更發展為十餘大教派，到達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態勢。27它從外來宗教的身分，漸次融合中國的文化，成為道地的「中國佛教」。在唐朝這種佛、道主導思想界的時代，儒學雖仍然受到朝廷的重視，列入科. 27. 李曰剛《國學概論》所作的統計有十四宗。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56。勞思光《新編中國文學史》（二）謂：「中國佛教有天台、華嚴、禪宗三支」係就中國自行發展出來者而言，台北：三民書局，1990 年 11 月版，頁 289。. －21－.

(30) 舉科目之中，但士子只為求取功名而學習，所專注的是注疏一類的瑣碎之學，對儒家學說在思想層次上的提昇，以及思想體系上的重建，都無所發明。獨有韓愈見到佛、道的陷溺人心，恐怕儒學中絕，起來大聲疾呼，以道統相倡，力闢佛老。雖有振聾發聵的效果，不過除了弟子李翱能夠利用佛學思考方式，寫了《復性書》來宣揚儒學尚有心性之學外，28其餘的迴響並不熱烈。從唐末到宋初，儒學還是甚為沉寂的。五代十國，姓氏更迭頻仍，國君代興之際，不顧君臣之義，甚至有歷事四朝十君而恬不知恥的，馮道即是一例。29有宋趙氏統一天下，有愧於代柴氏而起的名義不正，深怕臣下有不服之心。故而一方面解除武將的兵權，一方面想加強統治的力量，當時想出的法子，就是既要重用文人，又要在思想上引導人心。最恰當的手法，就是重新努力倡導儒學，實際的作法是重視科舉選士，以科考儒家經典來引導士人的思想方向。在統治者的心目中，首先要重視的就是倫理綱常，以此來鞏固君臣關係以及社會秩序。一代宿儒歐陽修正是這種言論的主倡者，他在《新五代史》卷十六中擔憂社會「三綱五常之道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大力提倡倫理綱常之道。許總在《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裡指出：. 可以說，倫理化特點正是宋學的基本內核，理學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需要中成為宋學的核心體現。30. 理學不但是政治界為求國家穩固而興起的時代思潮，更要注意的是，學術界到了這個階段，自身也有極強烈的與佛、道相抗衡的自覺，理學即是在這個思潮下興起的產物。韓愈、李翱時期未能成功地推動儒學全面的復興，卻給了宋人極明確的啟示，要復興儒學，必需有一套足以與佛、道思想對抗的理論體系不可。宋朝初年，太宗即主張「文德致治」，真宗「尤重儒術」，仁宗則「務本道理」， 28. 29 30.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謂：「李翱的性論夾雜佛教，這是時代的限制，是可以同情的。」臺北：水牛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961。見《新五代史》第五十四卷＜馮道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348。許總《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第一章第一節，南昌市：百花州文藝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12。. －22－.

(31) 特別重視提倡儒家政治思想。神宗的時候，決定罷詩賦而以經義策論取士，頒布王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官，明示要以儒家的思想作為國家考試的標準，在這個誘因之下，讀書人為了進入政府機關工作一求溫飽，自然得熟悉儒家經典不可。宋代人看待儒家經典已經和前人有所不同，他們在思想體系上和思辨方法上，對佛、道二家學說有所攝取，另行建構新的宇宙論系統和心性論系統，逐漸發展出哲學史上的新頁，一種新的儒學，初期名為道學，後世稱之為理學。31本文依一般習慣稱理學，以便於與道家之學區分。理學初期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周敦頤在他的《太極圖說》裡首先提出諸如「道」、「無極」、「太極」等詞語，結合《易》理以討論《太極圖》的意蘊，為後來理學家們開出一條康莊大道，逐漸的建立形而上的宇宙論。32如此再向下溝通到人性論，以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賦予人類應該完成天地之心的任務。而道德能力最高的即是「聖人」，故《太極圖說》乃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意即：. 于是聖人定出中正仁義的規範，提出了「主靜」（無欲故靜）的修養工夫規勸人們「立人極」，成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的聖人或君子。 33. 後來理學家都奉此種思想為圭臬，加以推闡。發展出二種初期理論：一是張載的「氣化的宇宙論」，34二是朱熹所謂的「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下之謂器」的「理. 31. 32. 33 34. 「理學」一詞當以元末張九韶所輯《理學類編》最早使用，在此之前皆稱為「道學」。可以參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第二章：（A）宋明儒學之分派一節的考證。臺北：三民書局，1990 年 11 月，頁 41。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說：「濂溪立說，雖以恢復孔子之儒學為志，但其所據則是《易傳》與《中庸》，故《太極圖說》及《通書》之思想，在形態上皆屬半形上學半宇宙論，而與孔孟之心性論大為不同。」本文據此而簡稱為「形而上的宇宙論」。頁 48。見董玉整主編《中國理學大辭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0 月，頁 75。《張子全書》卷之二《正蒙．太和篇》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又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顯然他是以太虛為總名，應該等同於現代所稱的宇宙；氣則為實質，可聚可散，聚散不過是形體的表現。故本文稱之為「氣化的宇宙論」。刊在《四部備要》本．子部《張子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年 9 月，頁 11。. －23－.

(32) 氣二元論」。35理學家們又由韓愈「道統」觀念加以推展，定出了「道統」的內涵。韓愈的「道統」只談到傳承系統，卻不曾談到「道統」的內涵。程朱、陸王學派都是以《尚書．大禹謨》的一段話作為「道統」的內涵，＜大禹謨＞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36《朱子語類》卷七十八解說道：「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又說：「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朱熹這麼解釋，則「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口號，逐漸地就成為理學家要求人們做到的道德性最高指導原則。要人們「存天理」，就是要存「道心」。，張載自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37很明顯地自我期許能闡明天理，因為負有這種重任，所以在現實世界當然要盡為人的本分；盡為人的本分要怎麼做，那就是由「為生民立命」以下接連三句話所指出的方向做去。張載這個思想其實還是繼承了儒家「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只不過包融了《易經．繫辭傳上》：「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的思想。《易傳》是將天地與人的關係相結合，人有能力效法天地之道，而且能修養德行（崇德）、推廣事業（廣業）。這種思想和周敦頤「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的說法是相當一致的。把人的地位確立在萬物之上，認定人能認知天地之道，還有能力實踐天地之心。人群當中更有先知先覺者，「聖人」就是最能實踐天地之心的人，「聖人」的境界也是人人都要追求的目標。那要用什麼方法向聖人的路走去，孔孟教人日新月益，進德修業，德業有成之後，得行其道，更要追求「兼善天下」的終極理想。宋代學者凡是接受過儒學教育的，這種「用世的志意」，瀰漫於數百年的政治活動中，而北宋的新舊黨爭的起因，正和這股理學所推動的「用世的志意」脫離不了關係。同時在文學的表現上，這一積極昂揚的參政志意，自然會在有意無意間宣洩出來，我們在北宋後期的歌詞裏，是不難尋繹出來的。. 35. 36 37.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楊通老問中庸＞云：「天地之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25。見《十三經注疏》第 1 冊，頁 55。《近思錄拾遺》，《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376。.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