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政之始，宋哲宗一心要恢復父親輝煌的事業，召回新黨老臣李清臣，遷升 為中書侍郎；再任命鄧伯溫為尚書左丞，開始逐步復行新政。元祐九年（1094）
二月，在科考時明揭「紹述」之意，就是要繼承演述前朝的功業，命李清臣撰進 士策題，策題評議元祐更化之效不彰，希望參與科考的考生「陳之無隱」。結果，
70 《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第五冊卷一○三＜台諫言蘇軾＞，頁 3199-3200。
錄取了畢漸等共六百人，因為他們在策論中專主熙、豐之政。元祐九年四月，改 年號為紹聖元年，並在御令中要求「布告多方，咸體朕意」。從四月開始陸續恢 復新法，以下依時序列述之：
紹聖元年（1094）
四月，復行免役法，廢元祐堂除之制。左司諫翟思言：「…望詔有司依 祖宗以來中書差除，立為定法，餘歸銓曹，用元豐中選格注授，庶幾 人無觀望。詔送給事中中書舎人看詳。」71
閏四月，罷元祐司馬光創置的十科舉士法，復元豐一年四試的太學補外 舍法；依元豐官制，釐正元祐以來寖已變亂者。
七月，令刑部大理寺依元豐選試推恩法立條。
九月，罷制科。府界諸路置廣惠倉，由戶部按元豐敕令立法。
紹聖二年（1095）
三月，復神宗以文散官定為寄祿法。
七月，復青苗法。
紹聖三年（1096）
七月，復保馬法。
紹聖四年（1097）
二月，援神宗時例，罷元祐所置春秋科。
十二月，復市易法。72
除了制度上再行恢復熙、豐新政，在用人上也開始更置：元祐八年底，召回 章惇，次年四月，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祐九年三月，召曾布任翰林學士；
任蔡京為戶部尚書。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呂惠卿召知蘇州：蔡卞充國史院 修撰兼知院事。這幾位都是熙、豐新政的執行者。很明顯的，新黨人士再度取得 了政權的主導地位，從此開始了另外一個階段的傾軋運動。
哲宗應章惇等所請，採取兩項打擊舊黨的措施：其一是類編元祐臣僚章疏，
71 《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第四冊卷一百＜紹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11 月，頁 3097。
72 依《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第四冊卷一百舉其綱目，文海本，頁 3097-3011。
其二是成立看詳訴理所。所謂「類編元祐臣僚章疏」，即是將元豐八年（1085）
四月之後所有攻擊新黨新法的章疏，加以排比、類編，以便據此論罪。所謂「管 勾看詳訴理所」，是將熙豐時期因反對變法而為神宗貶責，元祐時期被舊黨放罪 的反變法派官員重新定罪。73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中又說：
如果說元祐舊黨羅織「車蓋亭詩案」導致了紹聖、元符間的瘋狂報復，那 麼新黨發明的類編章疏的手段、大規模的殘酷打擊舊黨，則使兩派之爭徹 底喪失了「調停」的任何可能性。74
這個運動不但針對著在世的舊黨中人，還罪及前人。如對已去世的司馬光、呂公 著、王巖叟，追奪贈官美諡。75生者如劉摯，紹聖初，累貶黃州、蘄州，紹聖四 年，貶死於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劉安世初貶知南安軍，紹聖三年，續責授 新州別駕英州安置；蘇軾先是罷知定州，以左朝奉郎責知英州軍州事，來到任所，
又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蘇轍罷門下侍郎，出知汝州軍州事；
范純仁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范祖禹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陜州；秦觀被移送 雷州；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76此外，不煩覶述，舊黨之人無一倖免，
且考察諸舊黨被貶之地，不但地屬偏僻，還以嶺南為多，分明欲置之死地，也未 嘗不是為蔡確出一口氣。
由紹聖到元符，整整七年有餘，哲宗絲毫沒有改變施政的方向，新黨也依舊 執政。不過這個時期的新黨，並不像神宗時期新黨份子尚有理想，也不是蕭規曹 隨，而是空持新法的名目，沒有實踐的決心，甚至於對新法只是一知半解，還有 一些新近加入陣營的，也只是為了獲得政治權力而選邊依靠。如此，哲宗的紹述
73 羅家祥的《北宋黨爭研究》，對如何懲治及哪些人被懲治？皆有詳細敘述，本文僅節錄要點，
頁 221 至 225。
74 同前注頁 223。
75 《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第五冊卷 101＜逐元祐黨人七月丁巳＞（上）記載：「詔司馬光、
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州、鄭州各差官計會本縣於逐官墳所，
拆去官修碑樓，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11 月，頁 3135。
76 事見《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第七冊卷 102＜逐元祐黨人九月庚戌＞條（下），文海本，頁 3179。
並沒有實質上的意義，不再是政治的改革，反而成為新黨打擊舊黨最有力的藉 口。這個時期新黨乃比照舊黨所製造的「車蓋亭詩案」，另外興起了一個文禍，
即「同文館獄」，以傾軋舊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