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高中生能力表現的家庭相關因素：以TEPS資料庫為例

全文

(1)第一章緒論本章首先敘述研究背景與目的，以說明研究旨趣之所在，其次解釋本研究的重要名詞，最後說明研究範圍，並討論研究上可能產生的限制。.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目的壹、研究背景臺灣社會講究學歷與文憑，人們對教育文憑的價值寄予厚望，在一個大多數人生活無虞的社會裡，人對教育的闡釋已由「富而後教」轉為「教所以富」，一紙好文憑在手，能預見未來生活高枕無憂，教育與未來社經地位的既定連結深植人心，促使國人積極追求教育成就。但一九八〇年代以來，教育體制擴充，高等教育普及程度大幅提高，國人教育程度結構逐年向上攀升1。陳寬政、劉正（2004）指出，從結構變動的眼光來看，可預見高中（職）教育程度將取代國中教育程度，成為臺灣社會的「基本」教育程度。現行社會中，進入大學就讀且取得高等教育文憑者猶如過江之鯽，導致教育文憑的象徵意義貶值，部分大學畢業生找不到和學歷相稱之工作，面臨畢業即失業的恐慌（吳佾其，2007）。連帶作用下，造成社會結構的位移，若欲在階層化的社會體系內角逐高等的社經地位，教育人口結構亦只能朝研究所推進，繼續追求更稀有的教育文憑。無論是過去或現在，均持續反映教育和文憑價值在臺灣社會脈絡中的重要性，教育成就被視為個人未來生活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如同 R. Collins 的說法，分數又是以後教育成就的良好預言者（劉慧珍、吳志功、朱旭東譯，1998），據此，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學業成就、成績、名次等，自然成為家長、教育者、教育研究人員念茲在茲的課題。面對此一重要課題，教育社會學領域的諸多研究多年來亦致力於學業成就的相關討論，試圖掌握種種導致高學業成就或低學業成就產生的原因，並且，基於教育社會學者經常抱持一種對社會弱勢關懷的研究性格，一般而言，關注低學業成就問題的研究普遍多於關注高學 1. 根據 2006 年第十五週內政部統計通報的報導，至 2005 年底，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度，以高中(職)者占 33.5％最多，大專以上占 31.6％次多，國小程度占 16.6％再次之；大專以上比重逐年上升，其餘教育程度比重均逐年下降。欲進一步瞭解可逕至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查詢。 1.

(2) 業成就的研究。常人解釋一個學生學業成就的好壞，可有許多方式。學生成績好，可能是因為對學習有興趣、聰明、老師教學清楚；學生成績差，可能因為不用功、理解能力差等。這些解釋的取徑，近於教育心理學領域常使用的成就動機理論、歸因理論，傾向以個體之間的差異來詮釋學校裡有高有低的學業成就。然而，單純在個人或心理層次尋求學業成就差異情形的解答，非本論文的研究興趣之所在。由社會學的視角來談學業成就問題，則多側重外在因素的研究。鄭淵全（1997）以父母社經地位、家庭教育環境以及學校背景、學校教育環境作為變項，探討家庭、學校結構與環境因素對學業成就之影響情形。孫中欣（1999）認為學生學業失敗的產生，往往是許多社會性變量綜合作用的結果，並進一步由同伴群體與家庭環境兩層面出發，對學業失敗的成因做大篇幅的分析。謝亞恆（2003）由不同族群、不同家庭背景為變項，研究國中生在學業成就表現上呈現的差異性。李佩倫（2004）歸納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因素，主張三大主要因素為學校因素、同儕群體因素以及個人的和家庭背景特徵的因素。林枝旺（2005）綜合分析國內許多對學生學業成就的研究，指出家庭背景變項確實會直接影響國小與國中學生之學業成就，此外，也會透過社會資本作為中介變項，對學業成就產生相當程度的作用。綜合以上研究及更多與學業成就相關的教育社會學文獻觀之，若要脫離個人層次，進入社群層次來研究學生的學業成就，實不可忽略家庭背景因素之影響。雖然在教育環節裡，家庭背景因素未必能直接左右學生的學業成就，卻確實能透過一些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作為中介因素2，對孩子的學習發生作用，再由成長的過程來看，家庭背景因素較之學校因素與社會因素，更是最早發生、最先入為主的影響。檢視探討家庭背景因素對學生學業成就影響的著作，大都同意在不同家庭社經地位間，學生的學業成就存在差異。一般來說，正如陳奎憙（1990）所言，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其物質條件、教育態度、價值觀念、語言表達、成就動機、學習環境等均優，因而有利於學業成就上的表現。目前絕大多數的研究成果均顯示，在學業成就方面，來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是較得心應手的一群（李. 2. 國內外諸多研究已證實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生學業成就有關，而家庭影響教育成就的中介因素包括教育態度、物質條件、價值觀念、語言類型、經濟負擔能力、文化消費等（陳奎憙，1990；林生傳，1993）。 2.

(3) 佩倫，2004；陳怡潔，2004；楊瑩，1994；潘美倫，1999；蔡毓智，2002）。勞動階級家庭孩子的學業成就則不是那麼樂觀，姜添輝（2002）分析不同社會階級的家長，認為他們會對下一代的成長與學習採取不同的行動策略，大部分中產階級家長往往能建構出具有意義性與教育性的環境，勞動階級家長則不然。同樣的，許多關注勞動階級家庭學業表現不良的研究，均凸顯勞動階級家庭所能做的教育投資，事實上十分有限。國外研究亦展現勞動階級在教育孩子上的侷限性，如 Brantlinger（2003）形容自己的研究雖可能落入一種老調重彈，但還是要強調勞動階級學生之所以得到較差的學業成績，並不是因為語言、智力上的缺陷，或是家庭對教育的漠視，而是因為勞動階級家庭理性地衡量生活狀況後，確定自己無法供給孩子額外的學業支持，且接受教育並沒有為他們的孩子帶來多大的好處。言下之意，似乎認為勞動階級把教育視為一種消費，而非投資，故多花心力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無益。最後，絕大多數社經背景較差青少年就好比 Willis（1977）對英國勞動階級青少年的研究結果，在學校教育裡很少成功，最後多半還是會跟父親一樣，從事勞動性質的工作。總結現行研究的結論，只要一談到學業成就，中產階級學生與勞動階級學生可說是高下立分。中產階級學生因家庭背景因素的優勢，學業表現多半居於遙遙領先的地位，製造出其與勞動階級學生之間的差距；勞動階級的家庭能給學生的教育資源則相對貧乏，學生學業表現亦不佳。長久下來，這樣的結論提醒社會大眾：勞動階級學生在教育過程中，面對的是種種不利。這一方面成功地引導更多人以批判性視野看待教育現象，意識到我們的教育裡頭確實存在一些不均等的困境，教育政策決定者也進而有所行動，希望改善勞動階級學生在學業上面臨的不利。但另一方面，這些不謀而合的論點，久而久之也加深了社會之刻板印象，使家庭背景與學業成就之間形成一些看不見的盲點，相關研究往往環繞圖 1-1 裡人數較多的第一、三象限進行，只言中產階級學生易取得高學業成就、勞動階級學生易取得低學業成就，而忽略了人數較少的第二、四區塊，尤其是對中產階級學生的低學業表現視而不見。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研究趨勢其實不甚妥當，可能過度強調學業成就與社經地位之間的連結，直接以某生的家庭背景論斷其學業表現，使得第二象限的學生成為包裹在階級外衣下的弱勢者，這些低學業成就的中產階級學生，在學習過程所面對的困境使人感到擔憂。. 3.

(4) Y：社經地位高. I. II. 高 X：學業成就. 低. III. IV 低. 圖 1-1. 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區塊. 國內外熱切關注弱勢學生學習問題的學術風潮，證明低社經地位學生較易產生學業問題，卻也間接假定中產階級學生不易發生問題（陳怡潔，2004），一旦視中產階級學生在學業上的成功為必然之事實，現實生活中，那些低學業成就的中產階級學生，就處於少有人注目的灰色地帶。根據 Nash（1973）的觀察，學校教師甚至主觀認為成績好的學生就是中上階層的子女，但這樣的直觀判斷與學生真正的家庭背景常有出入；同樣的謬誤也會出現在高學業成就的勞動階級學生身上，成為社會學的迷思（sociological myth）。近年來，低學業成就的中產階級學生人數，其實不如我們想像中的少，也逐漸有學者著手低學業成就中產階級學生之研究。Power、Edwards、Whitty 和 Wigfall（2003）研究英國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是否注定成功，發現中產階級學生的表現，普遍而言雖比勞動階級學生更好，但低學業成就的人數也遠遠超乎想像，且這群學生面對學校的要求與課業的失敗時，更容易產生反文化（counter-cultural）傾向。在 Smith（1988）的研究裡，中產階級的父母對孩子的表現感到挫折，他們認為孩子既然已經擁有十分豐富的學習資源，理應有優秀的學業成就表現，可是事實卻不是如此稱心如意，這些父母透露，他們始終不明白自己的孩子為什麼無法善用家庭給予的資源，在學業上多作努力，好提高自己的成績。上述研究告訴我們，現今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表現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一些中產階級學生固然合乎高學業成就的標準，亦有一些人在學業表現上無法 4.

(5) 達到社會的期待。若能拋棄刻板印象，在研究上說明中產階級的孩子在校表現有高、有低的事實，日後需要對中產階級學生學習表現較差的情況進行解釋時，就不會只是單純地將他們的情況歸咎於個人、心理性因素，以一種「責難受害者」的態度怪他們缺乏學習動機、能力不足。實際上，將學生學業失敗現象心理學化的作法，是在保護社會環境免於受到持續的攻擊（蕭昭君、陳巨擘譯， 2003），而這並不是關懷社會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者所樂見的。綜上所述，本研究期待經由家庭相關因素的分析，檢視中產階級學生學業表現有高有低的問題根源，藉此，一方面說明中產階級學生與高學業成就可能是一種刻板的連結；另方面觀察中產階級學生學業成就的高或低，是如何受到家庭相關因素影響所致。在本研究中，與中產階級學業表現有關的家庭因素主要分為靜態的社經背景、動態的教育歷程兩層面，在靜態的家庭社經背景層面上，具體包父親的教育程度、家庭月收入、職業屬性、作業屬性、部門屬性；在動態的家庭教育歷程層面上，具體包括家長的教養方式、提供子女的補習量。. 5.

(6) 貳、研究目的如研究背景所述，本研究為具體分析家庭相關因素，瞭解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成就，特以「家庭相關因素對中產階級高中生能力表現的影響」為題進行研究。其中，以能力表現取代學業成就，係鑑於全國各校各班的評分標準並不一致，故不直接以慣用的學業成就（通常可包含學校考試成績、教師評定等第、排名等）作為判斷學習表現好、壞之依據，而改採用具備全國追蹤性質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tudy, TEPS3）於 2005 年釋出之第二波高中職學生調查資料中的「綜合分析能力測驗」分數，代表學生的能力表現。行此替換，一來能使判斷標準一致，二來亦符合教育改革後，強調學生學習的內容、成果應是「帶得走的能力」而非傳統的分數。根據題目，形成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中產階級高中生能力表現分布情形。二、分析不同家庭背景因素的中產階級高中生之能力表現。三、探討不同家庭背景因素的中產階級家長教育行為。四、檢視中產階級家長教育行為與子女能力表現的關係。五、綜合研究發現，提供未來相關研究可行之建議。. 3.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是一項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和國科會共同資助，並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和歐美研究所共同負責規劃與執行的一項全國性長期的資料庫計畫。這個資料庫從 2001 年開始，對當年為國中一年級以及高中、高職和五專二年級之學生、學生家長、老師、和學校，進行二至四次的收集資料。有興趣進一步瞭解可至該資料庫網頁（http://www.teps.sinica.edu.tw/）查詢。 6.

(7) 第二節名詞釋義本研究使用的重要名詞，其意義界定如下：一、中產階級本研究所指之中產階級係交叉考慮「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家長問卷中之父親的教育程度、父親的職業類別、家庭每月收入三個變項後，由得到的所有組合中，擷取父親教育程度在「高中職」以上且家庭每月收入居於「50,001 ～200,000 元」之間者，再進一步依職業類別變項，剔除父親職業為「生產、設備操作及體力工」者而得。詳細處理過程見第三章之研究對象說明。二、能力表現能力表現是指高中生受試者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施測問卷中的「綜合分析能力測驗」得到的分數。「綜合分析能力測驗」並不是一個測量學生成功背誦多少知識的學科成就測驗，其設計之原則，是要深一層測試學生透過分析、推理來解決問題的「能力」；唯前所指之能力表現分數並不是以答對題數表示之，而是使用項目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IRT）模式下，以三個題項參數（3-parameter, 3P）4的模式估計而得到的能力估計值代表之。三、高、中、低能力表現高、中、低能力表現，係以受試高中生之能力表現值平均數以上、以下 0.5 個標準差，作為區分之依據。能力表現值落入平均數以上 0.5 個標準差者，是為高能力表現者；能力表現值落入平均數以下 0.5 個標準差者，是為低能力表現者；能力表現值介於平均數上下 0.5 個標準差之區間者，是為中能力表現者。詳細處理過程見第三章研究變項的依變項說明。. 4. 項目反應理論模式在估算時，因能兼顧樣本整體的答題模式及題目的特性，比之答對題數更. 能精緻地反映不同能力表現之間的差異；而三參數的綜合能力估算值則是在估算時，同時考慮題項的難度、題項的鑑別度以及可猜對的機會這三種特質，使估算值更具代表性。 7.

(8) 四、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社經背景由中產階級父親的教育程度、家庭每月收入、職業屬性、作業屬性、部門屬性測量之。將「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家長問卷中的相關題項重新編碼後，中產階級家庭社經背景分為：（1）父親教育程度：包括研究所、大學、專科與技術學院/大學、高中職，（2）家庭每月收入：包括 50,001~100,000 元、100,001~150,000 元、150,001~200,000 元，（3）家長的職業屬性：分為公教人員、專業人員、低階白領人員，（4）家長的作業屬性：分為自營作業者、受雇作業者，（5）家長的部門屬性：分為公家部門工作者、私人部門工作者。詳細處理過程見第三章研究變項的背景變項說明。五、家長教育行為根據「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高中職問卷的可用題項，本研究的家長教育行為，以中產階級家長的教養方式、提供子女的補習量表示之。其中，教養方式的測量題項包括：父母或長輩明確要求子女生活作息、父母或長輩嚴格管理子女用錢、父母或長輩嚴格管教子女功課、父母或長輩明確要求子女的言行舉止及服裝儀容、父母或長輩明確要求子女的飲食或健康習慣、父母或長輩嚴格管理子女交朋友的事、父母或長輩經常告訴子女不要傷父母的心或做讓父母丟臉的事、父母或長輩對子女不太放心，經常耳提面命、父母或長輩通常自行決定與子女相關的事情。提供子女的補習量則由家長提供子女在校外補習或家教的科目數決定。詳細處理過程見第三章研究變項中介變項說明。. 8.

(9)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壹、研究範圍本研究使用 2003 年施測、2005～2006 年間陸續公開釋出之「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第二波高中職問卷調查資料進行研究，該資料庫係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自 2004 年迄今）與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 2000 年迄今）共同規劃的一項全國性長期的調查計畫，其信、效度比一般問卷高。依據「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問卷之設計理念，本研究的對象一方面依序在全國城鄉分佈、公私立學校別上分層隨機抽樣，另方面，在人數較少的班級中，業已經過加重抽樣，使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具備全國代表性。配合研究主旨，研究者先在所有參與第二波調查施測的高中職學生裡，取出屬於高中學生身份的樣本5，接著，交叉考慮高中樣本父親的教育程度與家庭每月收入後，依父親職業類別進一步判斷，得到中產階級高中生樣本。此外，本研究由家庭相關因素分析中產階級學生的能力表現，測量的範圍包括：家庭社經背景（包括父親教育程度、家庭月收入、職業屬性、作業屬性、部門屬性）、家長的教育行為（包括教養方式、提供子女的補習量）。. 貳、研究限制研究中產階級高中生家庭背景與低能力表現的關係，可能在相關文獻上、中產階級學生低學業成就的客觀依據上，以及資料庫的使用上分別面臨一些限制。一、相關文獻的限制歷來，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是教育領域的研究者經常碰觸的課題，然而，搜尋國內外與學業成就、學生學習表現、學生在校成績等相關的文獻，絕大部分文章均強調中產階級學生為學業上的常勝軍，即便留意到中產階級學生在學業上同樣有失敗、學業成就與社會期待不符的情形，也多半隻字片語帶過，或輕描淡寫地將之歸為沒有解釋意義的少數例外情形，或僅簡單提醒讀者中產階級之內並不全然同質，故其分數表現不可等量齊觀，然文章亦就此畫上句點， 5. 是以，其後提及 TEPS 之高、中職問卷資料時，一概簡單以高中問卷、高中學生稱之，對高職部分的資料不詳加說明。 9.

(10) 未見更進一步之具體分析。反之，談到勞動階級學生時，則有極豐富的論述，由各面向省思，充分解釋勞動階級在學校中傾向低學業成就的情形。教育社會學研究的趨勢確實傾向關懷「居於弱勢中的弱勢者」，好比在性別的議題裡，大量的研究希望協助女性、同志等性別上的弱勢者，由受父權社會壓迫的角色裡獲得解放，強調不同的性別意識的存在。在種族議題裡，有色人種受白人歧視、宰制的問題不斷被放大來檢視。在階級的議題裡，勞動階級則在每一個生活環節裡都被描述的既無助又無力。相較之下，男人、白人、中上階級理所當然被視為「居於優勢中的優勢者」，事實上這樣的推論並不精確，我們或許可以同意男人、白人、中上階級處在優勢中，但卻不可斷言他們注定成為優勢者。近來，不論在階級、性別、種族議題上，均可從一些企圖對優勢族群重新省思、重新定位的論述裡嗅出一股欲檢討過往研究的氣味，但數量上畢竟不如弱勢族群之研究般豐富，故本論文在進行文獻分析時，雖力求不斷蒐集、更新資料，希望提供研究更厚實的理論基礎，但相關的內容仍難免不足，此為文獻分析上的限制。二、使用資料庫的限制使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釋出之資料，使本研究具備兩個優勢：一來，在問卷上直接具備了信度與效度；二來，資料的品質、回收度均優於研究者自行發放的問卷。但限制在於，研究者必須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的高中問卷中選擇與研究目的契合的題目，其中，有些題目與家庭背景因素無關，不宜使用；有些題目雖與研究需求相吻合，但也只能順著問卷編製之選項，就現有的資料進行討論，若想進一步往深層追蹤，則必須輾轉找到間接相關的題目從旁輔助，才能深入討論之，此為資料庫使用上之限制。. 10.

(11) 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章旨在探討過去與中產階級學生學業成就有關的文獻，並觀察家庭內部因素在中產階級學生學業成就上的作用與影響，以作為研究者建立研究架構、設計後續研究步驟的理論基礎。本章分三節，第一節先對中產階級的概念作一澄清，第二節則討論中產階級子弟在學校表現差異的家庭相關因素，第三節進一步整理近來與中產階級學生低學業成就相關的研究，藉由這些不同的研究發現，思考中產階級學生在學業上可能遭遇的困境。. 第一節. 定義分歧的中產階級. 研究中產階級，直接牽涉到的問題便是「階級」概念的釐清，什麼叫做階級？階級之間以什麼為區分標準？瞭解之後，才能進一步檢視社會階級裡，中產階級與優勢階級、勞動階級之間究竟有何關係，以確實掌握中產階級異於其他社會階級的特質所在。因此本節首先探討何謂階級，再進一步聚焦於中產階級之內的細部討論。. 壹、階級與階級分析階級，或稱社會階級，社會學理論上的衝突學派將此詞彙視為一種藉以理解社會資源分配不均等的社會事實（林生傳，2005）。以馬克思對階級的觀點來說，階級是一種社會關係，至少包含四個特徵：（1）同一階級在生產組織中有相同位置，（2）有獨特的生活方式，（3）不同階級各自發展出個別的意識型態與道德，（4）相互有敵意並處於衝突之中（李明譯，1990）。易言之，在相同的階級內，就靜態面來看，成員的經濟所得、財富、地位會達到相似的水準，且有類似的教育與文化，或至少具備某些相仿的社會互動模式，因而能與其他社會階級的成員有所區別；就動態面來看，一個階級本身除了具有獨特的身分認同，還致力於爭取共同之目標，有效地延續既得利益。階級分析本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佘雲楚（1994：35-38）認為，二次戰後，階級分析在西方社會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戰後開始到 60 年代初期，是階級分析的黑暗時期，此時期，階級的意義模糊不清， 11.

(12) 只被視為一連串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研究多半是描述性的報告，或一些對馬克思理論體系的鞭笞；第二階段始自新左派運動興起的 60 年代中期到 80 年代，是階級分析的黃金時期，學者意識到傳統馬克思學說無法捕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型態，故研究集中在階級的重新定位，諸如何謂「新中產階級」、何謂「服務階級」等，但終究眾說紛紜；第三階段為 80 年代之後，此時的階級分析再一次陷入困境，人們似乎很難再將某些社會行動直接歸因於該行動者的階級背景，總言之，階級還是保有重要性（the relevance of class），但並不表示其具有核心性（the centrality of class），一些學者批評，若事必強調階級的重要性，將使研究陷入化約論的泥沼。按時間序列看來，傳統的階級分析是較粗略地設定社會有幾個可辨識的階級存在，好比馬克思以經濟型態為單一標準，將社會簡單區分為兩個對立階級。隨著時間發展、社會進步，階級一詞衍生出不同的意涵，丁國輝（2000）指出，現代階級理論多採用多重標準，以將社會畫分出多個階級，例如以生產資料、勞動力、組織、技能、僱傭關係等因素，將社會細分多層階級體系。現代社會分工的細緻度與複雜性和過往相較，已不可同日而語，階級理論的流變恰反映此種情形，如此轉變，也使人們對階級的畫分更能貼近社會實況。綜觀階級分析的歷史發展，馬克思的階級理論在每一時期均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馬克思的階級理論，基本上是在社會階級歸類上做了一個二元對立論的應用，依生產工具的有無，將資本社會裡的人類分作資本家與無產的勞動階級兩陣營，兩造各擁不同之階級意識，追求不同的利益，導致彼此衝突與對立（佘雲楚，1994；姜添輝，2006；Bowser, 2007）。儘管當今的社會學者普遍認為馬克思對階級之「統治與被統治」、「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二元歸類，以及階級朝兩極化發展的預測已不合時宜，但事實上，其對階級的解釋與批判分析，仍可為當代的階級研究提供基本的思考圖像。Wright（2005）指出，馬克思對階級的分析不外以剝削與宰制為核心概念，探究「人得到了什麼？」與「人必須怎麼做，才能得到他渴望得到的？」兩個根本的問題，這樣的思考使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蘊含道德，能真正透視壓迫與傷害，而非止於社會不平等的淺層討論。故馬克思本人及後來的新馬克思學者均認為，理解社會內的階級結構，不單有助於解釋社會表面不平等的現象，更能使我們掌握社會變遷的脈絡（佘雲楚，1994）。依據階級分析的兩個根本問題：「人得到了什麼？」與「人必須怎麼做，才能得到他渴望得到的？」，研究中產階級學生的能力表現時，在其家庭相關因素的分析上，可深入思考「中產階級學生在教育場域得到了什麼？是絕對性的高 12.

(13) 學業成就嗎？」，以及「中產階級父母必須怎麼做，才能確保孩子在教育過程中取勝，成功地繼承既有之利益？」，並注意家庭背景因素在教育脈絡中錯綜複雜的影響，以把握階級分析之精髓。. 貳、中產階級之意涵一、中產階級概念的變化中產階級是由西方資本社會引入的概念，早期，中產階級散見於優勢階級或勞動階級主題文章裡的隻字片語，好比 Waters（1994）認為馬克思雖強調社會階級的二元對立，事實上還是承認有少部分中間階級的存在，如封建社會殘留下來的有領地的貴族等，只是他們終將面臨普羅化的命運，被吞噬於歷史潮流中。起初，絕大多數的文章並不直接討論中產階級的問題，然自 19 世紀以來，教育與職業的結構大幅擴張，姜添輝（2002）指出，現代社會生產技術的深化使生產過程與科學知識高度結合，職場需要的不是大量訓練有素的工人，而更迫切需要行政管理階層、專業技術人員與研究人員等人才，普羅化的情況因而未能如馬克思所預測般在現代社會發生。是故，中產階級人數快速成長，也逐漸有學者專門研究中產階級的課題。但此時面臨了一個問題，即長期下來，中產階級的定義始終曖昧模糊、備受爭議，許嘉猷（2000）認為中產階級的定位一直是一個相當困擾社會階層研究者的議題。King、 Raynor、Cliff 和 Sparks （1981）指出，中產階級內部的組合型態隨社會結構的變遷日益龐雜，如何界定中產階級，幾乎成為研究階級時最棘手的問題。此外，Anyon（1980）強調中產階級已不可視為一個單一的整體；Butler（1995）認為中產階級的意涵並不像勞動階級或優勢階級那般清晰可辨，相較之下，中產階級是個內部混亂、碎裂的概念，造成社會學者檢視上的困難。近年來，許多研究者均仔細思考現代社會中，中產階級內部的角色。瀏覽國外文獻，最能直接彰顯中產階級複雜性之處，在於「中產階級」一詞的用語逐漸由 “ middle class” 變為 “ middle classes”，階級內的異質與分歧特性顯而易見。1993 年歷史社會學家 M. Mann 對中產階級定位的演變做一歸納，他認為所有分歧的定義大致上不出五種類型（引自 Butler, 1995）：（一）中產階級存在於勞動階級之中。（二）中產階級是某種程度的資產階級或統治階級。 13.

(14) （三）中產階級處於優勢階級與勞動階級間的矛盾位置。（四）中產階級分解成許多小團體，並散佈在優勢階級與勞動階級間。（五）中產階級內部是個別分化的。 Butler（1995）分析，在這五種定義中產階級的類型中，前兩者事實上是源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接著，新馬學者 E. Wright 認為中產階級在社會上有其獨特的角色地位，不可作為優勢階級或勞動階級的代理成員，此為第三種判斷依據，基於此種思考，最後兩種判斷的依據便能成形。中產階級的第四種判斷依據就如 R. Dahrendorf、J. Goldthorpe 等人愛好的服務階級論，服務階級是心智型勞動者的泛稱，儘管和勞工階級同屬雇員，工作屬性卻明顯有別於一般勞動者（姜添輝，2002）。最後一種判斷依據，則使社會相信中產階級內部的小團體各具獨特的性格。今日所指的中產階級通常是混用最後兩種判斷依據後而得的結果。中產階級的概念演變至此，其本質上的分歧性已一覽無遺，定義也更加精緻，Vincent 和 Ball（2006）指出，隨著社會結構轉變，研究階級的學者普遍同意中產階級不再被視為同質的整體，而傾向分割過去對中產階級的定義，認為其內部可再分出數種次類型。往下，接續中產階級內部不同質的描述，本研究進一步討論在此種不同質的內部中，中產階級是如何分化成不同的小群體。二、中產階級的內部分化在中產階級的研究中，決定其內部如何分化，可有數種客觀準則，常見如職業類別、所得與教育程度。單用職業類別為依據來定義社會階級，早先在英國的普查及人口統計中，已有很長的歷史。到了 1940 年代以後，美國也按職業分類判定人口之社經地位（蘇付伊、丁庭宇譯，1987）。但將職業團體直接視為社會階級，若不是假設同一階級內的社會、文化、互動模式均一致，就是完全忽略這些問題。事實上，即便身為同一職業團體的成員，在生活方式與文化特徵上都可能有極大的差異，以教師為例，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師職業類別同屬教師，但卻不可等量齊觀，同一職業類別內的許多工作有好有壞，若只給予同樣的職業聲望，將無法顯示不同工作的好壞（黃毅志，1995，2003）。職業向來是教育社會學研究裡的重要變項，但測量上特別複雜，是以，考量中產階級的定位時，許多研究均採多向度、同時加權各種變項為判斷之標準，除了慣用的職業類別、所得與教育程度、職業聲望，指標亦包括價值觀、生活 14.

(15) 型態、政治事務上的優先權力，以及社會關係等（Vincent & Ball, 2006），因此在中產階級的大概念下，能透過各種精細的指標發覺內部分化情形，以下具體說明幾種中產階級的內部團體。（一）服務階級因韋伯、新韋伯主義學者如 Renner、Dahrendorf、Goldthorpe 的喜愛，服務階級一詞常用來代替中產階級的概念。但 Lockwood（1995）認為服務階級是個偏向一元化的說法，其內容尚可依據不同的財產、組織與文化資產，分化成三個不同的中產階級團體：企業家、管理人與專業人士。Power（2001）也嘗解釋服務階級的意涵，認為服務階級包括專業人員以及領導、管理人才，但這些人口僅占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由小資產業者等中間階級（intermediate class）構成。 Fielding（1995）認為中產階級分為專業人員、管理人員、小企業主，其中小企業主的定義較獨立、清楚，至於專業人員與管理人員，卻經常被人合稱為服務階級，事實上兩者卻有所不同：以管理人員而言，他們主要為小企業主工作，有時會有向下流動至勞動階級的傾向，有時也包含了一些由勞動階級向上流動而來的新成員，此外，女性管理人員近來雖已增加，在人數上還是明顯少於男性管理人員。再以專業人員來說，他們在社會流動上相對地較具穩定性，成員中，亦可見到較多的職業女性，教育程度傾向高於管理人員。呂大樂和王志錚（2000）也在服務階級的內部另為細部之分化，他們將服務階級分為高級專業行政人員、較大企業的經理或擁有人等上層服務階級，以及較低層級之專業行政人員、高級技術員、小機構的經理或主管等下層服務階級。（二）新、舊中產階級早在 1951 年，C. W. Mills 在其經典之作 White Collar :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中，就曾將中產階級分為舊中產階級與新中產階級，前者包括農民、商人與自由專業人員；後者包括經理人員、受薪專業人員、銷售人員與辦公室職員（引自許嘉猷，1989：58）。 Wright 以古典馬克思的概念為中產階級定義，他說明新中產階級係處於資本、勞動兩對立階級之間的一個矛盾位置，教育文憑使新中產階級在文化上成為中產階級，他們具有知識、技能與專長，為資本階級工作攢得薪資，這些人一方面受資本主義者剝削，另方面卻又緊緊將自己的利益與上層階級綁在一 15.

(16) 起，因為他們堅信自己能在資本主義裡受益（Waters, 1994; Wright, 1989）。將中產階級區分為新、舊中產階級是一種較為簡明扼要的分化方式，常為近來研究援用、討論。許嘉猷（1989）分析新、舊中產階級之異同，認為共同的階級特性在於兩者均非資本家，他們不是自營者就是受雇者，但舊中產階級主要是自營者，新中產階級則多屬受雇者。就臺灣的社會脈絡而言，蕭新煌（1989）認為台灣的新中產階級主要是以技能、學歷、文憑為取向的事業及管理人才；舊中產階級則指自營小店東和自雇作業者，正好與許嘉猷的分析相互呼應。同樣的，國外學者 J. Matras 對新、舊中產階級也有類似的觀點，Matras 具體地以幾個職業團體來代表中產階級，他認為舊中產階級是白領企業家，成員包括中小企業業主、收取費用的專業人員；新中產階級是受薪的白領工作者，成員包括受薪的專業與管理人員、業務與銷售人員（李明譯，1990）。然而，亦有學者採取不同的闡釋，瞿海源（1989）評論許嘉猷的說法，認為新中產階級乃是可以有效控制組織性與技術性的生產資財者，而這樣的定義顯然不能單以自營者或受雇者釐清。國外學者 Berger 主張舊中產階級是以生產、分配有形的商品、服務為主的群體，新中產階級以無形、象徵性知識提供服務的群體（Berger, 1987；引自 Power, 2001），和瞿海源的說法雖有不同，探其原意，大致可相互支持新、舊中產階級之分別不能侷限於自營者或受雇者。（三）分割為數種次類型的中產階級 1979 年，P. Bourdieu 將社會階級概分為宰制階級、小資產階級與普羅階級，其中小資產階級意近於中產階級之概念。其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共同點在於為了擴充其職業的象徵地位及獲得其他人的專業肯定而奮戰，但內部又分裂為由手工業者及商人組成的傳統小資產階級、在職業中執管理地位的小資產階級、以及具有優厚文化資本，但缺乏社會資本以充分利用文化資本的新小資產階級三個團體（孫智綺譯，2002）。觀察國外學者對中產階級內部分化的看法，Anyon（1980）認為在一般泛稱的中產階級裡，尚可分出有影響力的專業人士，以及薪水較低的白領工作者； Ball（2003）將其研究中的中產階級限定為受薪者或服務階級；Devine（2005）主張中產階級間，應可細分為上層中產階級（upper middle class）、中產階級（middle class）與下層中產階級（lower middle class）；在 Kehily 和 Pattman（2006）研究裡的中產階級，則依職業性質，細分為專門職業工作者與非體力勞動工作者兩大類。 16.

(17) 蕭新煌、尹寶珊（2000：461）修正新韋伯學派學者 Goldthorpe 的階級分類架構，得到新的階級分類，其中，中產階級被切割為新中產階級（包括高、低階專業人員、行政人員、政府官員，經理，監督白領僱員的佐理等）、舊中產階級（包括聘用 20 人以下的小雇主、未聘員工的小店東等）與邊際中產階級（低階中產階級，包括白領受僱者、服務業低階員工等）。. 小結本節旨在回顧階級概念的演變，循著歷史的線路，逐步理清日趨複雜的中產階級之特性，瞭解中產階級分歧的定義，最後並將上述討論的中產階級分化情形整理於表 2-1，可發現根據不同的判斷指標加權，得到的中產階級內涵不盡相同，但在看似紛亂的內部分化裡，若就經濟資源來看，仍可找到中產階級共同的特質，即他們不同於勞動階級，擁有較大的經濟自由，能選擇受雇、雇人或從事自由業來維生（蘇付伊、丁庭宇譯，1987）。黃毅志（2003）綜合國內外文獻之用法，認為使用教育程度、收入可說是判斷階級較為客觀的指標，而聲望通常為社會大眾主觀評定的建構值，在評定者未能掌握充分訊息的情況下，做出的評估也許有問題。因此在研究時，宜審慎考慮使用的判斷依據，一來可隨時掌握中產階級具備複雜的內部歧異性，不可把全部的中產階級均混為一談；二來才能在定義困難的情況下，找到適合作為研究對象的中產階級。. 17.

(18) 表 2-1. 中產階級內部分化舉隅. 統稱. 中產階級. 內部分化. 特徵或職業團體. 新中產階級. 農、商、自由專業人員. 舊中產階級傳統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新小資產階級專業人士. 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手工業者、商人居於管理地位文化資本多，社會資本少. 職業類型× 職位× 教育程度. 具影響力薪水較低. 新中產階級. 受雇者. 舊中產階級. 自營者. 管理人員. 職業類型×職位. 員、銷售員、辦公室職員. 白領工作者. 專業人員中產階級. 經理人員、受薪專業人. 判斷指標. 收入×聲望. 聲望×職業類型. 合稱為服務階級. 職業類型×職位. —. 小企業主企業家服務階級. —. 管理人員. 職業類型×職位. 專業人員上層服務階級服務階級下層服務階級. 新中產階級中產階級. 舊中產階級邊際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服務階級中間階級. 中產階級. 受薪者服務階級. 高級專業行政人員、較大. 中產階級. Mills （1951）. Bourdieu （1979）. Anyon （1980）許嘉猷（1989） Fielding （1995）. Lockwood （1995）. 職業類型×. 呂大樂、. 職位×. 王志錚. 聲望. （2000）. 人員、管理人員. 職業類型×. 蕭新煌. 小雇主、小店東. 職位×. 尹寶珊. 教育程度. （2000）. 企業的經理或擁有人低層級專業行政人員、高級技術員、小經理或主管高、低階專業人員、行政. 白領受僱者、服務業低階員工專業人員. 職業類型×. 領導、管理人才. 職位× 教育程度. 小資產業者他雇. 收入×職業類型. 自雇或他雇. 上層中產階級中產階級. 分類者. 職位× —. 聲望× 收入. 下層中產階級 18. Power （2001） Ball （2003） Devine （2005）.

(19) 第二節. 中產階級學生學業表現差異之家庭因素. 不論教育制度如何改變，學生在學校的表現始終是學生本身、家長、教育人員、政策決定者關心的課題，學界與此議題相關的研究亦不在少數，雖然學業成就不見得能夠代表學生在學校的表現好壞，但不可諱言地，在研究時，往往還是最容易將學業成就作為分析之標準。檢視學業成就相關研究裡採用社會學觀點分析者，可發現家庭背景經常是影響學業成就高低的重要因素。國外教育研究學者在學業成就表現方面似乎所見略同，絕大多數研究結果皆主張學生原生家庭的社會階級地位與其學習成績、教育成就間存在很強的關連性（Brantlinger, 2003; Coleman, 1988; Domina, 2005）。而國內的研究成果，同樣認為家庭社經背景確實能在孩子的學業成就上發揮明顯的影響力，家長的教育程度、職業聲望越高，子女的學業成就也越好；家長的教育程度、職業聲望越低，子女的學業成就隨之下降（李佩倫，2004；周新富，1999；陳怡潔，2004；陳曉佳，2003；潘美倫，1999；蔡毓智，2002；謝孟穎，2003；鄭淵全，1997）。概括上述研究之成果，在過去的研究與發現裡，中上階級學生在學業上的表現普遍優於勞動階級學生。歸納箇中道理，可知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中產階級學生之所以能有較好的學業表現，至少同時具備來自原生家庭及學校教師的支持，且後者經常伴隨前者而生。優勢階層子弟的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間存在一定程度的相似性及連續性，而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的連續與否，決定了學生在校學習經驗的成敗（張建成，1999，2004）。進入學校之前，中產階級的孩子早已透過父母有意、無意的教養與影響，先一步進行上下兩代之間文化資本的傳遞，再加上絕大部分的學校教師事實上持以一種穩定、甚至固化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姜添輝，2002），與中產階級家庭相通，教師自然會對中產階級的孩子抱持較高的期望（陳奎憙，1990），故可理解過去的研究多半主張中產階級學生的學習較順利、學業成就亦較高。然而，承第一節所述，中產階級內部複雜、分裂，中產階級之概念已不敷使用，不可再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來分析。近來一些學生學業成就的討論也發現，中產階級學生的學習表現不像過去描述般均質，顯示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表現並不如預期的好，中產階級家庭背景與學校教育的關係也需要重新省思（江民瑜，2006；陳怡潔，2004；Ball, 2003; Beck, 2007; Power & Whitty, 2002; Power et al., 2003）。 19.

(20) 研究者分析相關文獻，發現一如中產階級在職業類型、職位聲望、教育程度、所得等社經背景上的內部分化，分屬不同中產階級小群體的家長、子女在教育歷程中，採取的思維或策略也有所差別，而這些差別，進一步影響學生的學業表現，使得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成就有高有低。以下便分由家長、子女兩方，檢視近來中產階級在教育歷程所展現的特徵。. 壹、中產階級父母的教育圖像中產階級內部分化，但之所以共名為中產階級，表示在其內部，某種程度上仍有一些共享的價值。Bowser（2007）主張，中產階級有幾個基本依循的價值，舉例而言，包括傾向先苦後樂、控制過度的消費支出、投入工作的意願高、在人生中具有長程的目標等，這些價值一旦化為實際行動，就成為中產階級持以接受充分的教育、得到更高的職位與權力、享受高級的生活的內在動力。上述中產階級的基本價值除了用來面對生活，也常落實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使得在教育子女上，中產階級家長常有獨特的見解。Kehily 和 Pattman （2006）指出，中產階級學生的父母大多從事非體力性質的工作，所以對孩子的學校生活與教育進程甚感興趣。易言之，中產階級內不乏知識分子與勞心工作者，這些人原就具備較強的反省與批判之本質，對於教育問題自然有較深切、較長遠的想法。同樣的，King 等人（1981）指陳，「強調好的教育」一直是中產階級持續認同的核心價值，儘管教育環境變遷，中產階級對地方學校的掌控仍然日益增強，期使其子弟將來面對課業時，已做好萬全的準備。Hong（1999）針對韓國社會的研究也指出，本身已經是中產階級的人，仍會積極地進行教育投資，試圖讓子女獲取更高的教育成就，在社會中繼續向上攀升，進一步成為上層中產階級，使財富、聲望均加倍穩固。透過這些研究，中產階級在教育場域裡的意圖與野心，著實一覽無遺。所有的中產階級的父母雖然普遍希望給予子女最好的教育，但另方面，因不同中產階級小群體的教育思維有異，乃至具體教育策略和實際的教育行動，也會有不同的風貌。一般我們理解中產階級的教育策略時，都是基於一種相對同質的假定，認為他們使用的策略，就是使勞動階級不利的策略。然而，看待階級在教育上的競逐時，應該視之為中產階級內部彼此爭奪優勢的戰役，這麼一來，就能看到諸多的中產階級團體，事實上是擁有不同教育策略的（Power & 20.

(21) Whitty, 2006; 引自 Beck, 2007）。據此，過去忽略中產階級內部差異的學業成就相關研究，可能是持一種「外爭」的觀點，假定中產階級所有教育策略的矛頭均指向勞動階級，教育目的同質地在使自己的子女獲得比勞動階級子女更高的學業成就；本研究則希望融入「內奪」的想法，探索不同中產階級小群體的家長在教育場域裡頭的競爭，洞察其教育圖像之殊異性，賴以了解中產階級學生有高有低的學業表現。 Power 與 Whitty（2002）使用 B. Bernstein 分類架構的觀點，主張新、舊中產階級因家庭背景有異，使兩者形成不同的教養方式。舊中產階級家庭重視規範性的常規，因此成員的身份及權威結構的輪廓清晰，家庭對每個成員的定義都很明確，因之，這樣的家庭在教育子女時較強調秩序感；新中產階級家庭的成員之間界線弱而有彈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不受限於角色，會因不同的環境脈絡作調整，據此，這樣的家庭在教育子女時，鼓勵彈性的變動。殊異的教養方式使新、舊中產階級產出不同的教育策略，舊中產階級對其子女進行的教育活動偏屬剛性教學（visible pedagogy），新中產階級對其子女進行的教育活動則為柔性教學（invisible pedagogy）（王瑞賢，2006；Aggleton, 1987; Bernstein, 1975: 130）。陳怡潔（2005）亦曾深入比較新、舊中產階級家長的課業管教策略，認為新中產階級家長管教的最後目的在於確保孩子的競爭優勢、要求孩子做到最好，這乃是導因於「適者生存」的觀點；舊中產階級的家長則期許孩子盡力而為，且其內部又因家長是否具備指導功課的能力而有不同，此乃是導因於「青出於藍」的觀點。兩種觀點使家長採用不同的管教方式：. 新中產階級家長相信必得採用緊迫盯人的課業管教方式，才能確保孩子維持一定的讀書質量。......。對新中產階級家長而言，追求成功永遠沒有終點，表現比自家孩子出色的學生大有人在，故而，新中產階級家長不敢輕易鬆懈對於孩子的課業管教，而「課業管教強度」以只能隨著孩子年級愈長，愈趨增強。（165）舊中產階級家長並不會要求孩子必得成為人中龍鳳，僅要求孩子至少做到身為學生的本分 --「完成功課」。......。當舊中產階級家長發現孩子沈溺逸樂、偷懶、不寫功課時，會採取必要措施迫使孩子認清身為學生的本分，例如：限制完電腦的時間。而當孩子完成功課後，舊中產階級家長不再干涉、掌控孩子的休息時間，亦即舊中產階級家長所採行的是動態且具彈性的「課業管教強度」。（165） 21.

(22) 陳怡潔對於新、舊中產階級教育策略的結論，似乎顛覆了過去的看法，從他的研究結果看來，舊中產階級家長的策略反而接近柔性教學、新中產階級家長的策略近似於剛性教學。這樣的結果看似與國外學者的觀點相左，但仔細回顧其對中產階級學生的訪談資料，發現在日常的教養過程裡，舊中產階級家長確實還是傾向秩序感的追求，新中產階級家長處理孩子的教育問題時，也還是以一種較彈性、開放的態度來應對，此則與國外研究無異。關於這種情形，應是臺灣的社會脈絡特別重視子女的學業成就，才導致新中產階級父母在品行管教方面雖然使用柔性教學，課業管教方面卻改行剛性教學；舊中產階級家長則反之。除了教養方式不同，國外中產階級家長的教育思維，也相當程度地反映在學校的選擇上。Ball 和 Vincent（2001）指出，中產階級家長將選擇學校視為穩固階級的第一步，他們傾向為孩子選擇一所中上階級的私立學校，而選擇學校更是為了幫孩子挑選同類的朋友，以利於學業成就的發展。1998 年 Lipman 的研究也顯示上層中產階級的家長均強調他們是公立學校的支持者，但實際上卻不讓自己的孩子去上公立學校（引自 Brantlinger, 2003）。即使無法進入名聲較好的私立學校就讀，中產階級家長父母的疑懼還是充分表現其對選擇好學校的關心，Power 等人（2003）對中產階級父母用心為孩子選擇學校的行為做了說明，其研究指出，孩子只能進入綜合中學就讀的中產階級父母，總是擔心他們在學校是否交友不慎？是否因為比別人聰明伶俐而被排擠？送孩子進入私立學校就讀的父母同樣無法高枕無憂，他們擔心孩子是否與其他來自中上階級家庭的學生相處順利？功課是否跟得上？然而，近來研究發現，並非所有的中產階級家長都持相同的選校策略。 Brantlinger（2003）指出，當今社經地位較差的家庭裡，家長同樣認為學業成功有助於社會流動，教育思維無異於中產階級家長，故有些中產階級家長同意，基於對學業成功的一致訴求，孩子的學校是否為中下階級學生為主的學校，並無礙於學業發展。Power 等人（2003）也指陳，現代教育品質已普遍提升，自從 80 年代以來，低層中產階級的家長認為住在較不富裕的地區、讓孩子就讀本地的學校也無妨。Kugler（2003）身為研究者，本身也是一位中產階級的家長，主張成員組成比較複雜、多元的公立學校更有助於孩子的學習，並抨擊有些中產階級父母以為對孩子而言，最好的學校就是分數最高的學校、最好的老師只在同質的中產階級學校裡找到，此為沒有事實根據的錯誤意識。近來許多階級研究都提到中產階級家長的焦慮感，認為焦慮感正是影響中 22.

(23) 產階級模塑教育圖像的主要因素之一。如 Ball 和 Vincent（2001）指出，中產階級家長日益強調學業成績與教育文憑，這種在教育子女時展現的積極教育思維，其實是在設法維持社經地位上所產生的一種憂懼感。在 Ball 和 Vincent 的研究中，中產階級家長意識到現在的情況已經不同於他們年輕的時候，父母接受訪問時，經常將社會的劇烈競爭與變動掛在嘴邊，他們覺得自己的子女表現得不錯，但競爭並不是這麼容易解決的問題，勢必有其他同樣表現不錯、或表現更好的人正在一旁虎視眈眈，一位中產階級的母親說：. 我們花很多時間討論競爭的問題，如果你繼續留在學校裡，就能體會到現在的競爭是多麼劇烈，孩子將來的生活，將比我們更艱難，我們身為父母，只能不斷地幫助他們追求更好的成就。（183）. Yang（1999）也指出，對生活憂心忡忡的不只是勞動階級而已，今日的中產階級和勞動階級一樣，對於其所處的社會地位具有高度的焦慮感。相反的，在 Wong（1999）的研究裡，卻看到中產階級對於生活十分滿意，一點也不感到焦慮。Wong 認為中產階級確實感受到社會的競爭，但基於生活的穩定，這樣的競爭並不會帶給他們不安全感；反觀低層勞動階級，在變動的社會裡，他們覺得自己很難維持冷靜與沉著。無獨有偶地，Leong（1999）也指出對服務階級來說，生活並非難事。乍看之下，亞洲的中產階級似乎比西方研究裡的中產階級來的樂觀，但進一步檢視研究對象，Leong（1999: 192）說明在他所做的問卷調查中，本身為專業人員與管理人員者，在對自己的階級認同上，傾向自視為低層勞動階級，故在 Leong 所稱之服務階級裡，事實上遺漏了許多專業人員與管理人員等新中產階級的成員。以新、舊中產階級約略區分 Leong 所得到的中產階級，可發現屬於新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員、管理人員等研究樣本，因個人填答時認知不同，隱藏在低層勞動階級裡，故 Leong 真正分析的對象其實偏屬舊中產階級。舊中產階級不覺得焦慮，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已經擁有相對穩定的財產和地位，因此其對子女的學業成就也不會很嚴格的要求；若重新由低層勞動階級中選取出新中產階級加以檢視，也許就能看到所謂的中產階級焦慮感，以及家長為了幫助孩子提升競爭力，而在教育上精心設計教育策略。 23.

(24) 總括來說，中產階級父母在教育孩子上，大多背負著強烈的使命感，覺得為孩子提升在學校中的優勢，是身為好父母所必須做的。同時，中產階級的家長也擁有不同的教育思維，整體看來，新中產階級對中產階級內部的分化有極為高度的覺知（Wu, 1999），這些分化的思維導引出不同的教育策略，使他們在面對孩子的教育問題時，經常採用不同的考量方式。蔡淑鈴（1989）從中產階級內部結構的分化切入，分解台灣中產階級內的矛盾性格，同樣發現受過高等教育，以及從事專業工作的中產階級有其獨特的教育圖像，在教育上，他們比一般中產階級更加批判，談到自身階級利益時，其反應也比其他中產階級更為敏感。因此，在同為中產階級的家長當中，確實存在內部的差別，而且，不論在教育上的參與、互動、期待等方面，新中產階級的家長絕大多數高於舊中產階級的家長。. 貳、中產階級子女的教育圖像向來，很多研究指陳中產階級家長相當重視孩子的教育，而中產階級的子女受父母影響，能有較好的學業成就。在此，本研究直接檢視中產階級子女的教育圖像，聚焦於部分中產階級孩子未能達到父母期待的原因。中產階級學生在家庭裡感受到父母的教育思維與作為，進而發展出自己對接受教育的一套看法，Power 等人（2003）提到，父母與子代之間的價值傳遞，事實上可視為兩個團體之間的價值轉換，不但具有連續性，也具有不連續性。故中產階級子女所形成的教育圖像起初可能受到父母的影響，但隨其接受教育的過程愈長，融合自己的學習經驗後，有些教育上的思考方式與父母相同、有些則與父母相異，除了消極接受父母親的支持，中產階級學生面對父母的期待時，事實上也做出自己獨特的回應。 1999 年，Morrow 主張孩子也是社會的行動者（social actors），他們一方面受父母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影響，另方面，也反過來以自身的經驗影響、形塑週遭的環境（引自 McGonigal et al., 2007）。McGonigal 等人（2007）認為，這種自覺同樣會反映到學習上，使他們在教育上持有不同於父母的態度。再者，在學業上，學生自己形成的社會資本網絡，這也許比其父母給予的期待更具影響力。這樣的研究不但撼動過去家庭資本與學業成就的正向關係，更使人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有時是難以預測的。. 24.

(25) 進一步探尋中產階級學生、父母對教育見解的差異，Aggleton（1987）認為，一些中產階級家長經常透過柔性教學（invisible pedagogy）的教育策略來協助孩子社會化，然而，這種 Bernstein 所說的低分類、低架構的教育方式，事實上會為中產階級學生帶來兩種不同啟發。首先，中產階級孩子透過父母特意的教育方式，學到感知與評價的能力，因而能藉以回應學習環境裡的種種事項，對學校裡的學習大有幫助；同時，中產階級孩子也會借用學到的技能，達成家長意料之外的情事，如運用精巧、令人難以反駁的措辭用語來表達個人的不滿，挑戰家長、學校的期望與要求。 Aggleton（1987）進一步分析中產階級學生的教育思維如何影響他們的學業成就，他指出，小學時，中產階級家長的教育策略主要在確定學校的開放性與自由性，中學時，則希望學校是男女合校的綜合中學，或重視學業與成績的文法中學，父母在男女合校與學業成功間產生一些矛盾，到了由教育情境、氣氛的轉變，可明顯看出在中產階級學生的求學過程裡，他們對教育的感受是受到衝擊的。中產階級學生最初在學風開放的小學裡，個人擁有很大幅度的自由，一旦進了中學，學生面對限制個人自由的學校教育時，就感到無所適從，學校系統性的教育方式和教材也使他們感到相當死板無樂趣，於是一些中產階級的孩子開始以家庭給予他們的文化（如：芭蕾、歌劇等高級文化）來貶低學校課程，再加上中產階級同儕之間崇尚一種「不用努力就能成功」（effortless achievement）的價值（Aggleton, 1987; Power et al., 2003），自詡天資較高而不必在課業上多費苦心，他們學業成就因而受到限制。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表現，有時也要視其家庭經濟結構的階段性而定。吳蓉（2003）研究子女的升學意願，以理論模型推導出：當家庭處於由貧至富的過程中，子女會先提高其升學意願，但隨財富增加，升學意願增加的速度遞減。易言之，當中產家庭的學生察覺到自己的家境已經相當富有且穩定時，他在學業方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努力意圖，學業成就可能就會與家庭的教育資源投入不相稱。一些中產階級的學生在教育環境裡感到興趣缺缺，再加上不滿學校較為嚴格的管教方式，在學業成就上難以達到家長、教師預期的表現，使他們產生與成人不同的教育價值觀，認為課業並不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另一些中產階級學生在面對學業時，教育價值觀與父母較為吻合，同樣對學校教育裡的激烈競爭感到焦慮不已。 25.

(26) Kehily 和 Pattman（2006）對中產階級學生進行分析，指出中產階級學生的教育並不像優勢文化的直接再製那麼簡單，事實上，中產階級學生為了達到家長、教師所期待的學業成就標準，在學習過程裡倍感困難和壓力。Evans、Rich 及 Holroyd（2004）研究中產階級女孩，他們以沈重的詞彙形容中產階級學生也是會「流血」的，因其在那群中產階級的女孩之中，發現有些人因為背負著期望與學業壓力等心理因素，產生飲食不正常的嚴重生理病狀。在 Kehily 與 Pattman（2006）的研究裡，中產階級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一樣，看重教育的價值，並在學業成就上付出最大的努力，但發展出這樣一套近似於父母的教育圖像後，有些學生卻在焦慮感的作用下，給自己更大的壓力，導致無法負荷繁重的學業，在學業上的表現亦有好有壞，不甚穩定。. 小結本節討論中產階級學業表現差異的家庭因素，分別說明中產階級父母、子女在教育上的不同看法與策略，解釋中產階級學生在校學習表現不同的情形。綜觀來看，教育思維與作為在不同中產階級群體的父母間水平分化，傳遞到孩子身上時，又歷經一次垂直分化，如此，造成中產階級教育圖像的歧異性，並影響教育行為、學業表現的形成。中產階級父母的教育策略有別，但其終極目標均在於使孩子在學校教育環境裡勝過別人；中產階級學生帶著父母的期望，進到教育環境裡與其他人競爭，亦發展出自己的應對策略及對自己的期待，但得到的結果，並不像中產階級父母們的終極目標般一致，一些學生確實得到漂亮的成績，但在學業成就上表現不佳者也大有人在。. 26.

(27) 第三節. 中產階級學生低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1951 年，J. D. Salinger在其最具影響力的《麥田捕手》6一書中，曾以青少年的角度描述中產階級子弟在學校教育裡的苦悶與徬徨：. 你有機會最好到男校去看看。裡面全都是一些裝腔作勢的偽君子，整天要你做的事就是讀書、求學問、出人頭地，好變得聰明一點，將來可以買輛混帳凱迪拉克！遇到橄欖球隊比賽輸時，你還得裝出很在乎的樣子，其實你一天到晚談的就是女人、酒和性。（Salinger, 1991: 131）. 麥田捕手雖是小說，在當代文學裡，卻廣被社會譽為一部對中產階級學生最寫實且細緻的描繪，其故事背景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無論物質或生活水準均發展得特別快，中產階級人數驟增，然而，年輕一代對傳統道德、生活目標、價值觀念卻產生懷疑，他們拒絕老一代所倡導的生活方式（成維安譯， 2002）。中產階級的孩子就如同書中的主角般，被家長送進聲譽最好的私立寄宿學校接受教育，但反映出來的行為卻可能不盡如人意，有些人學業成績不及格，最後被學校開除；有些人只學會如何運用家裡給的零用錢來追求刺激；有些人則感受到自我異化和存在的危機，反抗正統教育體制的一切，對每一件事情都憤怒不已。而奇特的是，中產階級的家長總以為孩子正依照自己的安排，走在通往成功的道路上，即使家長發現孩子學業有問題、行為乖張，卻只是不斷地將他們轉送名校、或請心理醫師來為孩子治療，未能洞悉中產階級學生的困境，這些治標不治本的方式事實上無助於學業問題的解決。. 壹、中產階級學生高學業成就的過度解釋向來，許多實徵研究證明，中產階級的家庭能對子女的學習提供各方面之協助，使中產階級學生取得高學業成就，整體看來，在教育上協助子女的能力主要與中產階級家庭具備的各種豐厚資本有關。家庭的資本主要以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三種形態存在人類社會中，經濟資本由財富、資產的型式 6. 《麥田捕手》一書原名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 年初版就受到美國青少年的歡迎，一時間，街頭年輕人充斥著書中主角形象—紅色鴨舌帽、風衣的打扮。因《麥田捕手》主人翁滿口粗話，故事裡的的其他學生亦不用功讀書、抽菸喝酒，出版之時，美國社會對此書評價褒貶不一，但隨時間推移，大多數學校已將此書列為必讀刊物，影響至今仍未衰退。 27.

(28) 構成；文化資本可包括內化於個人的形式，如舉止風範、客觀形式如文化財貨、制度形式如學歷等社會性認可；社會資本則是一種能使雙方相互受惠的人際網絡，有賴從事社交聯誼活動、維持共同嗜好等行為來取得（孫智綺譯，2002； 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19）。中產階級父母兼具上述資本，並能適當運用於教育之上，支持、提升其子女的學業成就。過往對中產階級學生的研究經常帶有一些暗示，即這些來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在學業上不會有太大的挫折，父母早已為他們鋪好一條通往高等教育的康莊大道。然而，面對普遍一致的說法，Power（2001）強調，這就是使低學業成就的中產階級學生總是被人忽視的癥結所在，他澄清自己並不是試圖扭轉中產階級學生在學校普遍表現比勞動階級學生好的事實，在研究裡，當然有高學業成就的中產階級學生，只是同時卻也發現表現不佳的中產階級學生比預期中的人數多，讓人不得不正視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問題。將中產階級學生直接與高學業成就連結，可能是研究者過度相信階級的作用力，才導致這樣的結果。劉精明（2007）認為，先賦結構7在教育上的作用可分為「純粹結構效應」與「結構使動效應兩種」，在教育上，先賦結構會造成多樣的教育不平等之形式。理解兩者之區別，可知「純粹結構效應」是一種直接而靜態的形式，認為處於不同階級位置的人，會因其位置而得到應有的位置報酬，這種位置報酬不因個人努力或能力發生改變。「結構使動效應」則注入動態的特質，舉例來說，中產階級家長有效、刻意運用資源推動孩子的學業成就，就是一種結構使動效應，比起「純粹結構效應」，更符合實際情況。依據家庭的結構使動效應，並以極端的方式，將子女的學習分為完全被動、完全主動兩種心態，可形成如表 2-2 的框架：表 2-2. 結構使動效應與教育機會不平等（IEO）結構使動效應結構限制. 結構促進. 自. 完全. 被動受制型 IEO. 激勵型 IEO. 致. 被動型. （資源交換）. （人力資本及教育激勵）. 方. 完全. 資源利用型 IEO. 彌散型 IEO. 式. 主動型. （資源利用與理性選擇）. （文化資本）. 資料來源：修改自劉精明（2007：172）。. 7. 先賦結構在劉精明的文章中，係指家庭透過社經地位在教育上形成的影響力。 28.

(29) 在「被動受制型」中，家庭將自身的社會經濟資本與學校教育進行資源交換，按照交換量的多寡，為子女取得學業上的成就；在「激勵型」中，家長依舊進行與學校的資源交換外，還依自身對學校教育的熟悉程度、對子女的輔導能力，投入不等的人力資本，對子女的學業成就起了主導性作用（劉精明， 2007）。但無論是上述哪一種類型，都忽略子女才是學業成就取得的主角，過去的研究經常侷限在此兩種類型中，將學生當作完全被動的主體，過度相信結構的影響力，才普遍認為中產階級的學生沒有學業成就的問題。進一步分析過去的研究，可發現在不同的研究裡，其實能找到一些共同依賴的理論，通常可包括 Bourdieu 的文化再製理論、Goldthorpe 對優勢階級教育策略的詮釋、以及 Teachman 的家庭教育資源理論：一、對 Bourdieu 文化再製理論的反思 Bourdieuu 關注資本的轉換，認為使用各種形式的資本，是再製與維持階級地位的主要方式（McGonigal et al., 2007）。在教育社會學的研究裡，Bourdieu 的文化再製理論十分流行，同時享有高知名度與高引用率，使研究者能由文化批判的觀點省思教育問題，但文化再製理論的問題在於過度強調結構面向，忽略行動主體抗拒及創造的表現（陳珊華，2006）。 Power 等人（2003）主張，過往之所以甚少點出中產階級學生在教育上的困境，其實是文化再製理論在當今教育社會學領域廣為流行使然，使研究者往往單方面強調兩代之間如何傳遞優勢以維持高社經地位，看到優勢文化傳遞的連續性，卻忽略傳遞過程中，優勢也有中斷的可能。二、對 Goldthorpe 詮釋優勢階級教育策略的反思除了文化再製理論，Goldthorpe 對優勢階級教育策略的詮釋，也常使人直觀地以為中產階級學生在學習上都是順利的。談到階級競爭時，Goldthorpe 指出，在社會中佔上風的中產階級家長亟欲將孩子送往高等教育，作為保住既有優勢的方式，因此中產階級父母鼓勵、支持孩子取得更好的學業成就。和增加家庭收入、過優渥的生活等目標相比，教育才是中產階級家長真正優先考慮的，父母願意在教育上持續投資，子女在學業上則一再被要求進步，萬一學業失敗，家長就投入更多的教育資源挽救，這就是中產階級學生學業表現較好的原因（引自 Devine, 2004：8-9）。 29.

(30) Devine（2004）對這樣的說法頗有微詞，認為 Goldthorpe 對階級的論調和 Bourdieu 的文化再製理論一樣，雖有助於批判思考的形成，在解釋上卻有過度僵化（too tight）的問題。 Devine 形容，Goldthorpe 描述的中產階級就像是二十世紀前半葉的中產階級，而不是現在已分化、由不同內部群體形成的中產階級。易言之，其對中產階級好似能呼風喚雨以庇蔭後代的能力，感到不以為然，認為這是在以前社會裡的中產階級、或是上層中產階級特有之現象，而不能泛指所有的中產階級。特別是處於今日社會，面對與自己年輕時截然不同的菁英式激烈競爭，中產階級的父母事實上是感到相當焦慮、迷惘的，他們不知道究竟應該怎麼作，才真正能幫助孩子在學校得到好的學業成就，以利於未來取得相稱的職業（Ball & Vincent, 2001; Brantlinger, 2003）。以美國的中產階級為例，階級再製已經不再那麼容易、直接的達到期待的效果，面對社會變動，上一代產生許多疑慮，害怕下一代會向下流動，因此不難想像為什麼許多美國的社會學家宣稱，中產階級的再製是有問題的（Devine, 2004）。三、對 Teachman 家庭教育資源理論的反思若要由家庭所能給予的教育支援，檢視社經背景在學生學業成就上的影響，1987 年 Teachman 的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或可提供一個完整的概念，其談到所謂家庭教育資源，是父母動用物質或人文的資源，創造一種可提升子女學術技能、動機與導向的家庭氣氛（引自巫有鎰，2007），而家庭教育資源理論的主要假設是：父母的社經地位越高，收入、財富也越足，越有能力與動機來提供完善的教育資源，進而提升子女的成績。國內與家庭教育資源理論的概念相符的研究不在少數，黃毅志（1995）考慮不同家庭教育資源之差異，指出父母教育與父親職業越高，家庭的讀書環境越好；謝孟穎（2003）探討家庭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關聯性，發現家長社經背景越高，子女的家庭學習資源越豐富，越有助於提高學業成就；李佩倫（2004）分析影響國中生學力測驗分數的因素，同樣認為家庭教育支出愈多，愈有助提升子女的成績，使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成就高於勞動階級學生。儘管如此，家庭教育資源理論的假設近來也受到撼動，舉例而言，即使絕大部分的研究都同意，中產階級的父母較擅長運用家庭教育資源，以達到協助子女學業表現之目的，亦有一些研究顯示比較不一致的結果。如江民瑜（2006）指出，在家長職業方面，主管專業人員的親師關係、參與校務決策程度確實比勞動工人高，但在教育程度方面，家長教育程度愈高，卻不利於家長在子女學 30.

(31) 習活動的參與。 Mare（1981）研究家庭背景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其量化數據顯示，家庭社會背景僅在子女較早期的求學階段有顯著影響，在後期教育階段裡，影響便不甚明顯。Mullen、Goyette 和 Soares（2003）的研究也指陳，當子女的教育程度越高，特別是到了高等教育的階段，父母在教育上的影響力明顯下降，甚至失去影響力。據此，家庭教育資源的作用力事實上是有限度的，其影響力無法橫跨學生的學習生涯。再由家長在教育中的參與情形來思考，家庭教育資源理論認為，中產階級的家長與學校的關係較密切，而勞動階級家長並不主動參與學校的教育活動，這也是導致中產階級學生的學業成就較高的原因之一。事實上，這樣的說法只看到表層，並未深究中產階級的家校關係之所以較為密切的原因，就直接將結論推導到中產階級學生的高學業成就上。同樣是針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研究，Muller（1993）的研究說明中產階級家長密切與學校接觸的理由。他認為，家長與學校接觸的頻率與子女的學業成績有很強的負相關。易言之，只有在學生的考試分數偏低時，家長才會頻繁地與校方接觸，故一些中產階級家長積極參與教育活動的動機，可能是因為他們意識到子女的學業成績不合乎期望，才產生的結果，所以不可直接將家校關係與高學業成就作連結。總而言之，關於這些常見於教育社會學研究的理論，往好的一面看，為許多討論家庭因素影響學業成就的研究提供了合理、有力的解釋基礎；往壞的一面看，當見到絕大部分的研究者均以這些理論的說法馬首是瞻時，後來的研究者可能本末倒置地直接套用理論以主導研究方向。然而，在這樣的研究裡，通常只會見到中產階級的學生在教育上是如何享盡優勢，很難發現低學業表現的問題存在。. 貳、學習表現不佳之中產階級學生的相關研究當前中產階級家長、學生在看待或實踐教育活動的本質上，均有極為明顯的轉變，一些研究發現，中產階級學生雖仍接受較豐富的家庭教育資源，在學習表現上卻產生了一些問題。首先，相關研究提及中產階級家長的內部差異。現代社會裡，接受高等教育仍是進入中產階級的重要憑證，因此，教育是所有中產階級家長為孩子積極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