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提及分校長曾經很鄭重的說，學校當局替將來寫校史的人定下兩個術語：
學校搬家叫西遷，西遷的最高潮，穿過敵人利用鐵路設置的封鎖線叫「過路」。50 這次的西遷對於流亡學生而言，是一次更大的衝激與磨練。拖家帶眷的老師是第 一批動身的人，他們扮成商旅，雇了獨輪車。不久，分校長也走了，他得去催經費，
整理未來校舍，並拜訪當地的駐軍以及士紳。軍訓教官要先到「過路」地方去布置，
要求每隊學生都得自己走，必須自己管理自己。行在路上猶如一幅人際親疏圖：
這次西遷把人與人的關係擺明了，人跟人的交情用天秤稱過了，每個人跟自己 最合意的人同隊，路上彼此互相扶助，班級打破了，甚至分校和分校間的區分 也不堅持了，學生重新編組，誰是誰的男朋友，誰並不是誰的女朋友，都擺在
50 〈捉漢奸〉，《山裏山外》，頁 158
盤子裏端出來，某些傳說證實了，某些揣測推翻了。51
在西遷途中，也會有身分複雜的人滲入，有人告訴隊長老何，隊伍裏有不像學生的學 生混進來，行跡可疑。由於西遷的編隊是自由組合，許多熟人不見了，許多不認識的 人加進來，還有人特地換上了便衣，更增加辨識的難度。領隊便用是否有背包做為辨 識的參考。「我」注視著大家的背包，背包的形態猶如一幅幅流亡學生的人生圖：
我也看背包，看高高低低浮浮沈沈的背包。不錯，一樣的被單，一樣的麻繩。……
有人在背包地方墊了一層牛皮紙保持清潔。有人在背包貼肉的地方加一層油 紙，預防汗水浸濕棉被。麻繩套在肩上的那兩個環，有人用綁腿把它纏粗了，
省得在肩膀上勒出兩條鞭痕來。每一個背包都捲得很緊，紮得很緊，越緊、揹 著走路越省力。每一個背包上都掛著備分的草鞋，一雙兩雙或者三雙。每一個 背包旁邊掛著一條毛巾，準備隨時在池塘河溝裏蘸水擦汗，再隨風晾乾。每一 個人都知道征程之辛苦和漫長，也都知道空襲可能是喪鐘，封鎖線是死亡線，
而漢奸是拘魂的鬼卒。52
在這裡作者以寫實之筆，為我們保存當年學生西遷的必要裝備，已為歷史留存記錄。
西遷路上偶遇的生面孔左良玉和小三兒焦林，也加入西遷的行列，作者以含蓄隱晦之 筆，暗示著他們滲透在流亡學生群中的目的，向學生們有意無意地宣揚著另一所非國 民政府支持的學校。其實在王鼎鈞讀書時，流亡學校已分國民黨和共產黨支持的左、
右兩派，他所讀的國立二十二中是國民黨支持的，但教師之中已有左傾人士滲入，只 是當時年紀輕，不太在心上警惕，甚至對共產黨人是心存好感的。
西遷途中，長途跋涉，流亡學生以「學兵」身份向民間借宿：
「我們是學兵！」這也是學校當局預先替我們想好的詞兒，專門在西遷途中使 用的。若說是兵，也許老百姓害怕，若說是學生，又可能被百姓看不起。既學 又兵，既兵又學，兩者截長補短，調和折中。53
窮老百姓是社會的貢獻者，他們供應了戰時社會的龐大需求。百姓並不只是勞動者，
他們也是生產者，它們是戰時非常重要的資源，是學兵的生活保障。那個年代以軍事 為第一，學兵借住百姓家，理所當然，再小再窮的農家也要為路過的大兵擠出一間房
51 〈捉漢奸〉，《山裏山外》，頁 161。
52 〈捉漢奸〉，《山裏山外》，頁 166。
53 〈捉漢奸〉，《山裏山外》，頁 168。
子來，軍民關係密切，總會為王鼎鈞帶來不同的視野與衝激。這段經歷對他的影響很 大，從此對窮苦百姓有了感情，關懷窮苦大眾。
老實說，長途跋涉雖然辛苦，但是後來我對每天換一個新環境每天認識一批陌 生人發生了興趣。那種樂趣簡直和電影讀小說十分近似，甚至，有時候，你覺 得你是在演電影或寫小說。
而且，到了後來，我健步如飛，晝夜急行，腿已不疼，腳也不再起泡。天冷了，
我穿著夏天的單衣，又沒有棉被，走到全身發熱，有人定勝天的快感。人在途 中，所有的責任都已擺脫，或尚未開始，身心自是輕鬆舒暢。等我奔到西遷的 最後一站，反而有點兒「勝事不常，盛筵難再」的惘然。54
西遷是一段奇妙的旅行，不知道從何時開始，也不知道從哪裡終結。在這段旅程中，
我們都要經歷自己的故事，也要參與別人的故事。看日出日落，看人生百態，思考生 命的意義，追尋永恆的信仰。在西遷路上所見所遇，便是在詮釋一個大千世界下人類 的生存狀態。行走的路上包含了無限的可能性，不知道天黑之後會遇到誰，也不知道 夢醒之後又會與誰告別，只是在人生的路上就這麼與人相遇，短暫的交流，也許關心 著這家人的生活，可是又無能為力，靜靜地瞧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在行走中看風景，
在風景中看世事變遷。在行走的路上偶遇剎那間的感動。
從西遷的途中，「我」也感受到學校師長們的改變。在西遷的路上，烈日黃塵，
一位小腳老太太站在道旁攔住一輛獨輪車，她對坐在車上的紳士說：「你們有個學生 在我家病倒了，你是他的老師吧？」紳士往後一指：「校醫在後頭，你告訴他吧。」
小車吱吱推過去了。後面跟來一輪獨輪車，車上坐著太太孩子，車後跟著一個大漢。
老太太攔住大漢：「你們有個學生，得了急病，在我家躺著，你是醫生吧？」大漢十 分詫異：「我不是醫生。」他說：「校長在後頭，你告訴校長。」說完，大踏步追獨 輪車去了。校長根本沒有在後頭，他並沒有隨大隊行進。校方無意為學生承擔任何責 任。這時，「我」不免擔心，那個躺在老太太家、臉上爬著蒼蠅的學生，千萬千萬不 要是趙源！這時候才感受到流亡學生的可憐：
那被我們稱為老師的人是一副甚麼心腸呢，他們怎能忍心不顧而去呢，耽誤半 天功夫又算甚麼呢，多走幾里路又算甚麼呢！我們到底把我們的前途交給一些
54 〈分久必合〉，《山裏山外》，頁 306。
甚麼樣的人呢？55
在這裡「我」首次感受到學校師長們的變化，師生關係的改變，學校對學生生命的漠 視和冷酷，以困惑和疑問來表現對這種變化的唏噓。趙源正當年輕，就這樣消失了，
曾經那麼魁梧的人，說沒有就沒有了。生命詭譎莫測，戰爭輕視人命，他在西遷途中 已經預感已經漸漸變質的師生關係，那種人性自私的「淡薄」，還有被學校遺棄般的 生命悲涼感。 預示了西遷之後的冷黯現實，學生們心理的焦慮、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