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生卒年不詳，元和年間人）《國史補》曾載：
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
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77 唐•孟郊，〈杏殤〉九首之二，《孟郊詩集校注》，頁 473。
78 唐•王建，〈哭孟東野〉二首之二，《全唐詩》卷 301，頁 760。
79 唐•孟郊，〈大梁送柳淳先入關〉，《孟郊詩集校注》，頁 327。
80 唐•孟郊，〈贈崔純亮〉，《孟郊詩集校注》，頁 254。
81 唐•孟郊，〈獨愁〉，《孟郊詩集校注》，頁 77。
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元和之風尚怪。82
文中以孟郊為元和年間詩章成就的代表人物，其所揭櫫之特色，即在「矯激」一詞。
後人每以矯切、激越之情作為孟郊鮮明的風格特徵，基始於此。
陸長源（？-799）〈答東野夷門雪〉詩曾云：
好丹與素道不同，失意得途事皆別。東鄰少年樂未央，南客思歸腸欲絕。千里 長河冰復冰，雲鴻冥冥楚山雪。83
可以得見孟郊特立獨行的卓然形象。陸詩以冰、雪為喻，流露出對於詩人失意人生的 感慨與惋惜。今人蔣寅在〈孟郊創作的詩歌史意義〉一文曾以韓愈〈薦士〉詩為例說：
年過四十才初入京城的孟郊，雖然已是頗有才名的詩人，但在交際場中卻是個 未見過世面、進退失據、應酬不得體的外省寒士形象，韓愈將孟郊舉止失態的 原因部分地歸結於他出身庶族，缺乏社交經驗，部分地歸結於他心理上的自卑 復自傲。84
蔣氏聯繫孟郊出身及成長背景，提出其自卑、自傲的矛盾心理對於生活應對上的直截 影響。對此傅紹良更將孟郊的際遇與不平的心態，擴大為中唐寒士的普遍悲劇命運，
指出權門貴族對於官場仕進的壟斷與控制。8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曾以牛李黨爭為例，指出唐代科舉取士實施後，有 許多科舉座主、門生、同門，以其關係勾朋結黨、相互援助，遂有「一門父子兄弟俱 以進士起家，致身通顯，轉成世家名族」86的現象產生。所以一般寒士文人，實難擠身 仕途窄門。這些以儒自居、出身寒門的寒士們，面對窘滯的仕途，隨之而來的是切身 的生計問題。辛文房《唐才子傳》即云：
多傷不遇，年邁家空，思苦奇澀，讀之每令人不懽，如：「借車載家具，家具 少於車。」如〈謝炭〉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變直身。」如〈下第〉
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之類，皆哀怨清切，窮入冥搜。87
82 唐•李肇，《唐國史補》（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之下，頁 10。（百部叢書集成本）
83 唐•陸長源，〈答東野夷門雪〉，《全唐詩》卷 275，頁 696。
84 蔣寅，〈孟郊創作的詩歌史意義〉，《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5.4）：55。
85 傅紹良，〈論孟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87.10）：92。
86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78。
87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校箋：《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512-514。
由其詩句不難見出詩人清貧生活的真實樣貌。這樣貧苦、坎坷的命運，對於博學好古、
堅守儒業的寒士，實是情何以堪？在此情況下，導致寒士心靈、人格的矛盾與變化。
傅紹良云：
激進躁動的寒士們往往便以雙重人格出現：一方面自我標榜，蔑視功名，追求 超脫；另一方面又自我否定，巴結權貴，尋求靠山。孟郊的詩歌，也正好體現 了他們的這種雙重人格。88
此一論點指出了當時寒士文人的普遍心理狀態，也解釋了孟郊何以在中唐饒富聲名的 主要原因。傅氏以為：
孟郊的出現，使這些下層文人們有了出色的歌手，他們的苦悶、失意、惶惑、
焦躁甚至狹隘、鄙俗都在孟郊那苦澀的歌聲中得到了發洩。89
而孟郊這種飽蘸激忿情性的直切傾訴，正投時人所好，使得廣大底層文人有了渲洩躁 動、惶惑之情的出口。是以元和矯激詩風興起，其來有自。然而這種焦躁、急切的憤 慨之情，雖然迎合時人的情感需要，但對於傳統講究中正平和之音的詩家規範，無疑 是一種衝擊與挑戰。孟郊詩云：
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可入。90 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91 萬俗皆走圓，一身猶學方。92
其激憤不平的情態，與世齟齬的扞格，可說是歷歷在目。蔣寅曾說：
孟郊每每用這種極度誇張的形容來傳達強烈的情緒，以一種摒棄大曆詩風的陳 熟疲軟而富有刺激性的犀利表現，來營造一種主觀色彩強烈的奇峭風格。93 蔣氏並舉〈借車〉、〈聞夜啼贈劉正元〉、〈落第〉、〈夜感自遣〉、〈吊盧殷〉等 詩例，說明孟詩「矯激」的語言特色。94
88 傅紹良，〈論孟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87.10）：92-93。
89 同上註，頁 92。
90 唐•孟郊，〈長安道〉，《孟郊詩集校注》，頁 4。
91 唐•孟郊，〈長安旅情〉，《孟郊詩集校注》，頁 140。
92 唐•孟郊，〈上達奚舍人〉，《孟郊詩集校注》，頁 275。
93 蔣寅，〈孟郊創作的詩歌史意義〉，《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5.4），頁 57。
94 同上註。
宇文所安曾針對孟郊〈杏殤〉九首說道：
沒有反諷性作為保護性的間距，中唐文人輕易地解釋一切、尋求意義的衝動就 會成為狂人的語言。世界的不透明性，它對於穩定詮釋的抗拒，有時候會讓人 懷疑在冥冥之中控制一切的意志也許是惡意或殘酷的。這種反復出現的懷疑，
使中唐成為中國文明史上也許是獨一無二的時期。95
詩人於詩中渲洩其對於個人命運、時代環境的深切控訴，矯激衝動的語言、情調溢於 言表。而這類的詩篇，係植基於中唐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下，當失序的人間秩序已成為 普遍詩人們痛苦人生的體驗來源後，遂引發了後生晚輩起而效尤的仿擬效應，是以「學 矯激於孟郊」成為一時之流風，此舉也造就了孟郊當時的盛名。
然而這些矯激的詩風在改朝換代之後卻成了後人批判的對象，因其促迫褊隘，失 卻曠達舒緩的氣度與特質，惹來宋人「工於詩，陋於聞道」96的詆斥。
對於後人批判的「矯激」風格，吾人實應持平看待，畢竟以孟郊為首的激切之語，
乃是時代文人普遍風貌的展現，詩中容或憤怒、容或怨忿，卻是時代誠摯音聲的謳唱，
反照出當時寒士的真實心靈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