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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欲望；而經濟學很大的目的即是研究如何選擇與分配資源來滿足無窮盡的欲望
332，是以荀子的思想中是具有經濟學的內涵與架構的。
3. 效用：利益追求與義利之辨
第三個可以為倫理經濟學所吸納的經濟學理論即是對於「效用」（utility）的 追求，以計算個人幸福的大小。333雖然經濟學上的「效用」未必是指金錢或實際 的利益，但是在其追求最大幸福的論述中，的確是鼓勵與正視人對於利益的追求。
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所說：我們不必訴諸人道精神，而應 該討論他們對自己的愛，應該談談他們自己的利益。334
這樣的概念與孟學中的義利之辨──詰問「王何必曰利？」，並認為「亦有 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335的超越利益之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而荀子所謂「貧 願富，賤願貴」（〈性惡〉）336的思維，在一定程度並不否定人對於富貴、財利的 追求。又其在〈王霸〉中對於「心好利」並沒有提出質疑，可以見得荀子與經濟 學的同一性。而此處又再一次顯示孟學的超越性及其在當下不可「改移而下」的 例證。
（三）如何現代？倫理經濟學的可能性
由前文論述可知，這裡提出的「倫理經濟學」不僅是個方法與詮釋的概念，
而在於荀子思維本身即蘊含這樣的思想理路。觀者或許會提出疑問：「經濟學」
這個至少在 1776 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後才逐漸成為人重視的顯學，形 成一門「文科中最老，科學中最新」的學科337，在二千多年前的荀子有可能有這 樣的思想嗎？關於這點必須由以下幾個關鍵來釐清：
1. 慧見：與倫理學合一的經濟傳統
在經濟學發展的歷程中，一直是與倫理學緊密結合、相互影響的概念；早在 希伯來人、希臘人那裡，便有「經濟學」的概念，只是當時沒有如今日獨立分化 的學科概念與名稱而已。只是當今的經濟學被過度簡化、簡化到變成只強調利用
332 參高希均、林祖嘉：《經濟學的世界：上篇，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頁 9。
333 參高希均、林祖嘉：《經濟學的世界：上篇，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頁 76。
334 見 Adam Smith 著，謝宗林、李華夏譯：《國富論》（臺北：先覺出版，2000 年），頁15-17。
335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9。
33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39。
337 參高希均、林祖嘉：《經濟學的世界：上篇，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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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配置的科學338；將人視為沒有情感、一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數字人」，才 讓我們印象中經濟學只剩下經濟分析的部分，而忘記了波斯納所強調的：經濟學 的精髓在於慧見，而非技巧！339
也就是說，「倫理經濟學」的論述只是利用經濟學的預設與概念去梳理人的 行為與制度的可行性；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經濟人」的假設、資源稀少性的提出、
效益最大化原則與機會成本、社會成本的運用340，來檢視中國古代思想類型及其 理論內涵。不能說荀子的「性惡論」不是「經濟人」的概念；不能否認荀子由「爭 則亂，亂則窮」的體會，進而梳理出「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禮論〉）
341的理路來探索「禮」的起源之論述不是從資源的稀少性為思考起點的經濟思維。
可以說即便在先秦時代沒有「經濟學」的名目，但從前文概述的蛛絲馬跡，可以 肯定當時已有類似的內涵與概念。
2. 欲望：與人共生共亡的經濟根源
既然經濟學的概念並非近現代的專利，那麼就不必質疑在中國古代甚至是先 秦時代是否有「倫理經濟學」這樣類型學說的可能。甚至可以進一步來說：有人 類就有經濟學的存在。如同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 1939-）指 出：亞當‧斯密是藉由思考人性貪欲的意義來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的。342而貪婪（在 經濟學中的中性概念稱為「利己」）並非在經濟學的時代才出現，而是在人類歷 史的搖籃時期，與「原罪」（original sin）一同產生。343
如同在《舊約‧傳道書》中就有這樣的論述：「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 足。」344而荀子所謂「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 聲色」，一但「順是」而發展，將會造成「爭奪生而辭讓亡」、「殘賊生而忠信亡」、
「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性惡〉）345的結果。而此一對於人禽與共的動物性預 設，是在古今中外皆有之的；或者可以說，有人類就有動物性的欲望與衝動是必 然存在而驅策人類的動力346，只是我們是否如同荀子般肯認其正當性，或是由孟 學的「道德人」預設來淡化之。而經濟學可說就是以人類欲望為探討始點的學問，
故可說有人的時代就有經濟學概念的開展與可能。
338 參［捷］托馬斯‧賽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著，劉道捷譯：《善惡經濟學》，頁 313-334。
339 參熊秉元：《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頁 21。
340 參［美］理查‧波斯納著，蔣兆康譯：《法律經濟學》，譯序頁 vii-xvi。
341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46。
342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Pimlico, 1997, p.604.
343 參［捷］托馬斯‧賽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著，劉道捷譯：《善惡經濟學》，頁 271。
344 見香港聖經公會編：《新舊約全書》（香港：聖經公會，1990 年），頁 795。
34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34-435。
346 參［捷］托馬斯‧賽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著，劉道捷譯：《善惡經濟學》，頁 347、John M.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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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思考稀少性下競爭的常態
再者，欲望無窮的人類此一條件，還要搭配上資源的稀少性才會形成經濟學 的概念與思路；否則如前文所言，在資源無限的時空中是不須要「選擇」，也就 不須要經濟學。而在現實生活中，即便再富足的年代，除了空氣這樣的「自由財」
（free good）347，資源都不可能是無限的。且如同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所論，人口的力量極為強大，地球所能提供的維生物資遠少於人類 所需348；因此資源不足或是分配不均這可說是世界的常態。
是以荀子所論「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的情況是 一種常態；「從人之性，順人之情」而「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的闡述也是一種常態，而非條件論述。也就是說，至少在沒有律法或是荀子所強 調的禮法的制約與約束下，人是長時間處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
所謂的「戰爭狀態」349之下的。
況且在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世局之亂與戰爭之殘酷更勝以往，在這樣的情 況下其資源的稀少性問題更加凸顯，在爭奪上也必然更加劇烈。而戰國時期井田 制的崩解，私有田制的出現；加上人口的自然增加，此一雙重性更深化了資源的 爭奪情況，也印證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350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就更有理由促成 荀子由資源的稀少性與人性欲望的角度開展「倫理經濟學」之可能。
347 參溫明忠：《經濟學原理》，頁 3。
348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6.
349 ［英］霍布斯著，黎思復等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94。
350 參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 年），頁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