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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說，「法先王」正是為了給予「法後王」基礎與合法性，「法後王」就是整 合先哲與體制而開展符合當下的禮制規範。荀子即言：
法後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 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 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作；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
是大儒者也。（〈儒效〉）134
所謂的「法後王」，正是統合從古到今的禮義為當下的禮義、整合由古至今的制 度為當前的制度，唯有掌握了先王的禮義法度，才能夠恰當而正確地治理當下的 家國社會。這也是荀子強調「大儒」必須具有「統類」的能力──統合類歸古今 的萬事萬物萬理，進而能夠使人與社會朝向「正理平治」的目標發展。
也就是說，荀子所說的「法後王」中就已經蘊含了「法先王」，但是不能夠 僅法後王而不法先王，那就失去了「禮」的本源之一──先祖，亦即傳統禮俗與 文化──也就失去了「禮」的歷史性、連貫性與合理性。是以荀子說：「學者，
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解 蔽〉）135「學」的重點就在於學聖王，但並不是直接運用先王之法，而是統合抽 繹出法之所以為法的禮義法則，以此「統類之法」運用於當世，才能確實而有效 地治理家國。
這也是為何說荀子批判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不僅僅是表面上非議孟 子不「法先王」，更重要的是他未能以「法先王」為基礎而「法後王」，開展出符 合當下狀態與情境的「統類法」。這也就是為什麼孟子徒讚堯舜，而荀子卻並舉 堯舜與湯武136──前者作為「先王之法」，後者作為「法其法而求其統類」的「統 類法」，是隨時代而新的當世法。
（三） 「期自學」到「法刑戮」：聖王的剛性權威與治亂的必然性
在此一當世法的基礎上，君王便能夠運用這樣的法刑去使人為善，以補足柔 性權威的師教尚無法化導的「經濟人」──因為那並不具有絕對的強制性。而如
13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140。
13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07。
136 荀子多次提到堯舜，將之作為聖王的典範，是以其言：「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正論〉），
這一方面凸顯出堯舜之功在外王而不在其內聖，亦不如孟子所言在其「性」，正所謂「凡人之 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性惡〉）；另一方面也表現荀子對於堯舜等先王的尊崇。
但可以注意的是，荀子對於堯舜的論述都是就原則性的讚揚──如就善教化、尚賢、禪讓等 議題做討論。而真正在政治與外王的制度性探討，荀子多由「後王」湯武而論，如其〈王霸〉
所言：「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
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 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可以見得荀子的後王之法是法先王之法後統類而 出的當世法。見〔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37、4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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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利避害的天性強制人為善的進路，是非常的手段，不能藉此批判荀子流於法 家。
正如荀子所說的：「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
（〈富國〉）154，師教與刑罰同樣是治國之大寶，是使人為善的兩條進路；不能徒 求以道德與自覺的理想來解決現實的問題，那不切實際；但也不能僅欲以律法與 刑戮的手段來化解現實的混亂，那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荀子扣其兩端而執其中，
是其「倫理經濟學」的特色與凸出之處。
15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