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文化產業位居中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政策方針的核心位 置,而這樣的發展如同Keane(2015)所提到的,奠基在過去二、三十年來東 亞流行文化內容在製作和流通上的密切互動。在1980 年代中期中國的電視台開 始進口外國節目內容,不管是節目的製作或是觀眾的收視品味逐漸與區域甚至 全球的流行文化產生連結。然而即便在1990 年代,中國電視產業快速的產業 化、商業化發展之時,仍是做為龐大的流行文化消費市場,而非流行文化產品 的生產與輸出地(Chua, 2001)。在這當中,如同 Harvey(2005)談到的,在中 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整體經濟市場化發展的起步階段,地緣與文化上的接近 性,使得香港和台灣等鄰近地區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提供了技術、資金等 方面的助力,而這樣的情況也反應在電視產業的發展當中。
改革開放之後,有別於過去海外節目引進多來自於其他的共產主義國家,
在1980 年代後中國電視台開始引進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內容,除了美國與西歐之 外其中大部分的節目是來自於鄰近的台灣、香港與日本等地(Keane, Fung &
Moran, 2007)。這樣的發展,在電視的產業化與商業化下顯得其來有自。隨著 電視產業的持續發展,電視逐漸被視為是一種大眾娛樂媒體。然而由於電視節 目製作能力的普遍不足,無法滿足以城市為主的電視文化消費。中國各家電視
22
台向外購買節目傾向加劇,也因此有著大量的海外的電視劇引進(Bai & Song, 2015)。以東亞的韓國、台灣、香港和日本,以及歐美地區為主的國外內容,在 廣電總局進一步限制境外內容之前,可說填補了需求的缺口9;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在電視劇製作上,與台灣、香港和韓國的製作團隊的合作,不僅在資金 上獲得挹注,也促進了製作水平相對落後,題材相對匱乏的中國,在電視劇產 製上的發展(Keane, 2015)。
事實上,如Chua(2001)回顧東亞流行文化交流所談到的,中國、香港、
台灣與新加坡等以華人為主的社會,除了構成日、韓流行文化在區域內風行的 消費基礎外,也形塑了華語流行文化產品交流,成為華語流行文化產品流通的 重要節點。而透過流行文化產品跨越國家疆域所累積起來的消費人口,也建立 起了華語流行文化產業的市場,在過去台灣和香港是無庸置疑的產製中心
(Chua, 2001)。而在這樣文化與地理接近性做為基礎的華語流行文化市場脈絡 中,台灣與香港的電視劇無疑是在中國電視產業發展過程中,所引進的海外電 視劇的主力(尹鴻,2001;Chan, 2009)。
在港、台連續劇在中國受到高度歡迎的情況下,港、台的電視劇製作團隊 也紛紛在1980 到 1990 年代進入中國拍攝,建構了與中國電視產業體系的連 結。起先港、台與中國的合製(co-production)電視劇,很大一部分取決於製 作團隊在拍攝上場景與資源的需求。馬傑偉、周佩霞(2009)在香港電視劇跨 境拍攝的田野研究中提到,中國流動而專業的人才與輔助團隊,大型的影視 城、廉價的資源源還有數之不盡的地理奇觀,連結成一個強勁、擴散的流動影 像文化工業生產網絡,為香港的跨境製作提供良好的條件。
而台灣也有類似的發展脈絡,賴以瑄(2008)指出台灣電視劇製作團隊開 始到中國拍攝,一方面是中國市場的經濟營收的誘因,另一方面也是源自於製
9 1994 年廣電總局前身的廣播電影電視部頒佈了《引進、播出境外電視節目的管理規定》,其 中明訂「各電視臺每天所播出的每套節目中,境外電視劇不得超過電 視劇總播出時間的 25
%,其中黃金時間(18 時至 22 時)不得超過 15%。」
23
作上低廉的拍攝資源以及歷史文物、自然景觀等節目美學價值的追求,在製作 過程中,中國被化約為技術性的協助角色。而早期的製作合作型態,隨著近年 來中國影視產業的崛起有所轉變10。如今中國逐漸由區域文化生產的「邊陲」, 轉變成為文化生產的「中心」。
隨著中國影視產業在市場化的轉型下崛起,與跨國影視產業鏈的連結,使 得中國目前已不再像過去一樣,需要透過台灣與香港來吸取製作的經驗與知 識,翻轉了過去影視製作合作上的相對位置。以台灣的現象來說,例如張舒斐
(2014)在分析現今台灣電視節目製作人員在中國產業中的處境便提到,在大 資金、大製作的發展以及產業中熱衷於引進國外成功節目模板的情況下,台灣 電視節目工作者在節目製作場域的位置事實上是越來越邊緣化了。在電視劇的 製作上,即便產製的型態與綜藝節目有所不同,仍就存在相似的趨勢。簡旭伶
(2011)在探討兩岸電視劇合拍的發展脈絡指出,隨著中國影視產業投資大 增,產業發展蒸蒸日上。台灣影視工作者在這樣的消長過程中,從過去製作上 的主導地位已轉變為委外製作的打工者角色。
事實上,在影視製作連結中國電視產業的過程當中,背後的動機以及合作 型態,如同程紹淳(2010)所指出,皆來自於台灣與香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
看見了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產業的市場化帶來的跨境產業分工的可能,以及 發展中的市場所帶來的資本積累的機會。這種在後冷戰背景下連結著中國影視 製作的市場化,影視製作生產型態的變遷,與David Harvey 提出在晚期資本主 義下的彈性化生產邏輯若干符合,構成了一種文化生產上的「彈性資本積累」
(程紹淳,2010)。總的來說,這樣依循彈性化生產邏輯所生成的產業連結,隨 著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由區域影視製作的邊陲轉變成為了中心,中國的電視 製作場域已然形成了在文化勞動國際分工(NICL)當中所描述的,資金、商業
10 賴以瑄(2008)對於兩岸合拍劇的討論中,指出台灣製作團隊在與中國談定生產「國產劇」
時,得以獲取中國市場以外的「海外版權」,然而這樣的情況隨著中國電視產業的成熟,台灣市 場重要性相對減少,如今的合作樣態中,台灣製作團隊多數比較接近於委託製作的角色。
24
經營模式、與人才的跨國流動(張舒斐,2014)。這樣的發展似乎也改變了台灣 影視工作者在當中的位置與角色。
在接下來章節中,我將進一步談論東亞區域內與中國電視劇製作合作的彈 性生產發展背景,以及相應而生的資金、人才等的跨國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