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三（2012）認為，中國所宣稱「市場社會主義」的媒體，核心關懷在 於平衡媒體的社會與經濟效益，而往往在必要時刻遷就前者，也就是媒體做為 喉舌的功能。更進一步的來說，趙月枝（Zhao, 2008）在回顧中國媒體產業的發 展過程的著作中提到，相對於許多國家典型的媒體管理機構所奉行的「一臂之 遙（at arm’s length）」政策邏輯，中國媒體管理部門如廣電總局與文化部部門，
事實上皆是在黨國的指揮之下運行，而這樣的制度架構，象徵了在市場化的發 展下維繫革命遺緒，做為支撐政權合法性的意圖。以電視劇的產製、營銷而 言，藉由製作的生產、流通審批，以及製作執照的管理，廣電總局得以針對特 殊題材、內容進行控管。透過道德價值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控管，達成社會、政 治穩定的維繫（Zhao, 2008）。
除了內容控管，在結構層面，從1980 年代開放廣告市場以及「四級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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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將廣播電視的經營管理從中央下放地方，促成各級地方電視台的多元、商業發 展；而為了資源的有效運用以及達成規模經濟的經營模式，以提升產業商業化 發展與國際競爭力，在1990 年代晚期開始政策性的促成媒體集團化發展，再到 2003 年之後進一步允許私部門與境外資本投資廣電媒體等等產業政策規畫，皆 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制度性介入，以逐步調整與修正產業環境。整體而言，對 於媒體產業在內容與結構上的規管政策，主要目的在於回應快速的市場化轉型 與全球市場整合下，媒體的運作邏輯逐漸以服務大眾市場與獲取商業利益為主 要考量，在轉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衝突。在產業化的發展 過程中，中央對於媒體的控管，與越來越導向於市場邏輯運作的媒體產業機構 以及相應而生的不同政治、經濟利益集團，持續產生矛盾、協商與妥協（黃升 民、周艷和宋紅梅，2008；Zhao, 2008）。
但必須強調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產業的市場化發展與運作，不必 然與黨國對於媒體部門的規管產生衝突。實際上在商業化與市場化發展的過程 中，黨國透過結構性的管制，確保了對產業的根本控制，例如在電視劇製作當 中，國營性質又區域壟斷的各大電視台，便在電視劇的產製和流通上有著相當 大的權力。8而這樣的壟斷型態，如馮建三（2012）所指出的，可能形成一種對 於產業競爭，有效的宏觀調控。另外，就貿易的面相而言，中國政府持續的對 境外節目的進口加以限制，也是國內私營資本能在電視劇製作產業中發展的關 鍵，實際上這也與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台灣與中國在電視劇生產上的連結息息 相關。
媒體產業中企業在黨營、國營與私營資本交雜的發展情況下，也因此維繫 了黨、政勢力和各級媒體部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形成政權與金權相互滲透
7 「四級辦台」即是中國在 1984 年開始施行下放電視台的經營權力，除了中央以外省、市、縣 等層級也得以開辦電視台。
8 2005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對於私營資本能夠 投入的產業範疇，以及企業的持股比例皆有明確的規範，並授權文化部與廣電總局訂定相關施 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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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馮建三，2012）。媒體組織與管理者的利益與現有的政治、經濟秩序的 維繫密切相關。這也促使他們在漸趨市場利益導向的經營方向下，傾向在政府 劃設的紅線之下謀取利益（Zhao, 2008）。而事實上，相對於新聞與資訊等被視 為黨國必須主宰控制的媒體內容項目，在產業市場化的過程當中，私營資本在 影視節目的產製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藉以引導產業壯大與發展，相對而言也 有著比較大的商業運作空間。
在這樣的脈絡下，1990 年代開始商業投資逐漸成為節目製作經費的主要來 源。廣告市場的不斷擴張，較中央電視台更趨商業化經營的各省級電視台，衛 星頻道紛紛開播，競逐全國性的廣告收益。另一方面，在政策的主導下節目製 作體系改變，獨立的節目製作機構開始大量出現；商業營銷機制也在此時逐漸 確立。電視節目被視為滿足市場利益的商品，而各種類型的電視節目與電視 劇，也在1990 年代中期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尹鴻，2001 ; Zhao, 2008 ; Bai, Ruoyun & Geng Song, 2015）。這樣的發展趨勢便與中國準備加入 WTO 的背景 有關。隨著與全球資本市場的互動越趨密切，培植本土媒體與文化部門的產業 化發展，並藉此連結中國市場與跨國產業鏈，成為檯面上的政策目標（Zhao, 2008）。而這樣的產業化發展政策，也反映了面向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對於國 家整體經濟、文化實力提升的想像與佈局。（Chua, 2012 ; Keane, 2015）。
總的來說，產業的發展脈絡，突顯了中國媒體市場中政治、經濟與文化，
不同力量之間交織所形成的複雜情勢。從中，可以看到意識形態與資本的矛盾 與合謀，中國媒體產業發展所展現的另類形態，在跨國的媒體產業互動中體現 了特殊的意識形態景觀，而這樣的意識形態景觀一定程度上也反應在媒體景觀 的樣態之上。如肖芄 （2012） 所提到，中國電視劇一方面必須應對日益激烈 的市場競爭，選擇受眾喜聞樂見的題材來保證收視率，爭取經濟回報；另一方 面，它們又必須發揮其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功能，擔負社會責任。
但這樣的情況並不意味著資本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必然衝突，如程靜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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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暉（2014）在對於中國電視劇類型發展的研究中提到，相對而言收視穩定、
政策風險較小的革命軍事劇、家庭倫理劇以及都會愛情劇的播出比例居高不 下。這除了反映了在激烈競爭下，電視台更傾向於採用保守的競爭策略，相互 複製播出策略以降低收視風險，這類題材符合或無涉當局的意識形態，播出較 無風險與疑慮，也是主要的原因。如同趙月枝、吳暢暢（2014）所說，做為當 前中國最活躍的媒體產業型態與意義生產場域，電視劇除了是資本積累與符號 消費的場域，也成為重要的型塑政治、經濟、社會和符號權力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