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國或迎向市場的辯論？

當然，前述的討論，絕非是將對於問題的理解，重置於過去的冷戰背景之 下。事實上，過去馮建三（2007）便曾經提到，中國對於台灣媒體環境似乎存 在雙重作用。一方面在政治角力之下，中國成為統獨想像的箭靶，阻礙了議題 的討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媒體市場的發展，中國也成為一種市場利益的投 射對象。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對於影視政策的想像也窄化為市場的開放。政治 立場鮮明的《旺報》就曾以「鎖國心態 逼人才出走」為標題，倡議市場開放作 為解決台灣影視產業的方法，而鄰近且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便成為一個「應許 之地」：

「如果不放開、不面對，台灣演藝文化還剩下多少年？」兩岸影劇產 業早已反轉，台灣缺錢、缺市場，現在更面臨兩岸政府關係不佳的阻 礙，但若不雙向交流，為了生計，恐怕只能讓人才被迫出走（陳曼 儂，2016年10月20日）。

當然，在此並非要細究台灣現存的影視產業政策的方向，實際上東亞區域 的文化交流顯然也並非完全的市場開放。在政治與歷史背景的影響下，仍存在 著不穩定、不平衡的情勢。上述引文中對於現行政策的批判是否屬實，亦非在 此所要討論的焦點。此處所欲提出的是，類似的態度顯然存在著一種對於自由 化市場的嚮往與價值評判標準，實際上也體現在部分受訪的工作者的認知當 中。例如已在中國發展多年的導演D4即認為，在中國的發展，能夠獲取更多的 跨國合作的機會，相對來說台灣的市場條件以及產業的情況則顯得封閉和視野 狹小：

114

你看我在大陸我跟韓國團隊合作過，我跟日本的團隊合作過，那我也 去過歐美拍過，所以也有跟歐美那邊的工作人員合作過，所以讓我們 增廣很多的見聞，讓我們視野變大了。那我覺得台灣因為...現在越來 越封閉，把自己的視野做小了...（D4，2017.5.4訪談）

這樣的態度，實際上也暗示著對於「在地」或「地方性」的貶抑，體現了 一種對於全球市場的追求與地方性的二元對立的認識。在這樣的認識下「台 灣」、「在地」的追求代表了市場的侷限。相對來說，近年也在中國發展的導 演連奕琦在過去的訪問中，更是直接的展現出這樣的認識，「留在台灣」等同 於在全球市場下對於人才的束縛：

台灣因為政治定位上的「維持現狀」，加上網路讓電影電視的界線模 糊化，反而被太多二手知識框限住。「市場是全球的，台灣太被國族 的界線綁住，一直在想怎麼把人才留在台灣，台灣成為市場很困難，

要成為一個實驗區比較容易。」（曾芷筠，2015年4月30日）

上述的情況，顯現了在全球市場的想像下，源自於經濟動能的「走出去」

的期待。這種「走出去」的期待，是一種去政治的態度，純然的對於市場利益 的追求。而在當前的情況，中國的影視產業已然形成了一種，已中國市場為中 心的資金、商業經營模式、與人才的跨國流動（張舒斐，2014）。誠如編劇 SW3在訪談中提到的類比，「台灣就比較像英國，然後大陸是好萊塢。就是他 們是一個全球性大型的市場，華語的市場。」（SW3，2015.7.30訪談）。台灣 工作者在資本市場驅動下，無疑服膺於一種以中國市場為中心的文化工作的跨 國分工。

在彈性化的生產型態下，這樣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跨國分工，伴隨著人才 的流動，對於在這當中相對邊緣的台灣來說，的確造成了有經驗的人才的流 失。但在這樣的脈絡下，對於「人才流失」和「留住人才」的討論，實際上不

115

必然是在國族框架下的一種對於現象的認識。正如Banks（2007／王志弘、徐苔 玲、沈台訓譯，2016）對於在網絡化、彈性化社會關係中的文化工作者的描 述，概化的理性經濟人實際上無法完全解釋工作者在這當中作為主體的存在。

工作者作為一個社會主體，仍就重建社會鑲嵌的企求，這也顯示了非市場社會 關係的價值在個人的社會實踐中存在的重要性。導演D3在訪談中對於「西進」

一詞的不同意，便可以看到對於社會鑲嵌性的追求。對他而言，並不存在離開 或留下的問題，而關鍵點在於他還是要「回家」：

那我今天拍，這個投資人是大陸的，所有資金都大陸的，那我拍攝場 地也在那裡，那我是不是要過去。可是當我一但拍完了，我要休息我 一定回家休息，這裡還是我的家啊。（D2，2016.7.22 訪談）

另一方面，即便是長年在中國發展的導演D5也提到，他會給予自己一些空 間去選擇自己「想要拍的」，以作為對於自己創作的調整和沉澱。而實際上他 亦持續參與製作如公視「人生劇展」等較非商業取向的戲劇創作：

...基本上這些年我盡量還是能夠有空間讓我去選擇我想要拍的，那是 最好的。如果今天只是戲來我就拍戲來我就拍，你基本上看不到我，

我已經推了好幾部戲了...你如何讓自己一個工作階段結束之後，你做 一些新的調整，新的養分吸收或沉澱一下再開始。...（D5，2017.8.1 訪談）

上述的討論，顯示了「留台灣」實際上具有相對於經濟以外，不同價值的 追求。這樣的情況如客家電視台電視劇《勞動之王》導演張哲書在一篇訪談中 所提到，對於「在台灣」拍戲的動機的理解，可以得到印證：

導演也提到，「不能把台灣的預算拿去跟中國比較，真的在意，我就 覺得你不要拍台灣的戲。你在台灣拍戲一定有你的原因，有好的劇

116

本、好的平台，深耕台灣，從這片土地起家，你還是要有一些東西來 付出心力。

」（

）

顯然，地方本身憑藉情感和社會經驗的連結與互動的感覺，對於文化的生 產實際也提供了一種創作的啟發與想像力的拓展（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 玲、沈台訓譯，2016）。在網絡化的關係下，地方性的存在，在工作與利潤追 求之外，為文化工作者在不同地方空間的群聚與流動提供了不同動機的解釋。

當然這樣情況，實際上也並非不見容於商業資本的邏輯之中，形成與市場的對 立。甚至，從導演 D1 的訪談中也可以看到，地方性所創造出來的特殊性，在 影視生產網絡中也構成了商品產製的某種秀異，提供了文化工作者在場域中生 存和競爭的籌碼：

香港影業興盛的時候，你們這些人都是大家搶這要，可是當香港產業 已經消失了，已經崩潰的時候，你們這幾年的那種新鮮感被消費完就 沒有了。...其實我們不能讓台灣影視產業就這樣沒了，像香港那 樣。...當你們有案子，當台灣有好的作品，你們一定要想辦法來幫助 台灣來幫...這樣子你們才能保有你們原來的價值...（D1，2016.5.27 訪談）

這顯示了影視生產和消費蘊含著某種地方感的需求性，也反映了在彈性化 的生產中，反身性的主體對於社會鑲嵌的企求，使得追求社會與情感連結的表 達且具有獲利水準的自我實現的可能。而如同《共誌》在一篇題為「坐看雲起 時 行到水窮處 臺劇的現況與未來」的文章中，一位受訪的製片所提到的，在 全球化市場的發展下，「人才流動實屬常態，華語市場的整合亦無可避免。

『重點還是只有一個，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出有臺灣特色，而別的市場又能有共 鳴的東西？』」（魏玓，2015 年 11 月 29 日）。這樣的表述也印證了前述的討 論，生產具有「台灣特色」的產品，除了蘊含著社會與倫理的意涵，也符合商

117

業市場的操作邏輯。在這樣的範疇下，實際上也顯示了台灣文化工作者與在地 產製網絡維繫或重新建立連結的可能。

四 小結

本章檢視了電視劇生產中的台灣影視工作者，在彈性化的生產脈絡下，如 何與中國的電視劇生產網絡建立起連結。過去台灣的製作人借助著台灣電視劇 在中國的暢銷，在模式交易的脈絡下，成為中國製作團隊引進專業製作和管理 的技術、知識的提供者、中介者；另一方面，台灣的電視劇編劇和導演，過去 在電視劇產製的經驗、知識與人際網絡實際上與台灣偶像劇或鄉土劇的戲劇模 式的生產和運作有著密切的關係，也藉此進入到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之中。在戲 劇模式貶值的情況下，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地位逐漸成為代工者 的角色。藉由台灣偶像劇或鄉土劇殘存的象徵資本，以及相對低廉的製作人 本，獲得機會。對於以自由工作者的工作型態在中國打工的台灣編劇和導演而 言，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面對市場的需求做出調整，確保在場域中的生存。

而所謂的調整仍是建基於過去製作偶像劇或鄉土劇的經驗和技術，也對應著中 國特定戲劇類型的製作需求。此外，全球化市場的運作，伴隨著台灣與中國在 國族框架下的衝突，也形塑了工作者對自我的詮釋的矛盾。而國族框架的矛盾 交雜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於開放市場的企求，產生了對於在地或地方性的 貶抑，而對於地方性的社會與倫理認識，實際上能夠提供跳脫在地／全球二元 對立思考的路徑。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