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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互動網絡與知識整合
如第貳章所述，國家創新系統的一項基本特徵是不同組織機構之間的動態聯 繫和知識流動所產生的創新活動。新加坡國家創新系統近來在不同組織之間的 互動式學習及動態網絡相較於過去雖有越來越緊密的趨勢，然而仍存在了限制 與挑戰。在 1960、1970 年代，由於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至新加坡的過程，跨國 企業總部與星國當地跨國子公司的員工有很強的知識學習連結，政府亦提供跨 國企業誘因促使其指派新加坡籍的工程師去總部學習新技能。
但相對而言，跨國企業和其他當地的支援性公司的知識連結在當時就較為稀 少，請參見圖 4-3。到了 1970 年代中期，由於本地支援性公司大量增加且開始 投資於取得進口技術，且政府藉由提出「本地產業升級計畫」（Local Industry Upgrading Program, LIUP）鼓勵跨國公司對於新加坡本地供應商進行知識技術 轉移與協助其進行技術升級，促使它們兩者間的鍵結更加強化。
此外，更重要的是，由於跨國企業和當地支援性供應廠商長期合作的關係，
也可降低供應商在投資以及獲取新技術的風險。雖然星國政府大力透過上述的 政策舉措，期望可以運用跨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帶動國內產業升級，然而學者 Coe 和 Perry 經過實際訪談與檢驗發現跨國企業進行技術轉移的成效會因不同產業 而有所差異。111
111 學者認為新加坡的「本地產業升級計畫」對於促進新加坡本地電子業供應商的技術升級會有
所限制，然而此政策措施對於本地軟體業接受跨國企業的技術轉移的確有正面的影響。關於跨國 企業實際進行技術轉移至本地企業的成效，以及技術轉移在電子業與軟體業所面臨的不同限制與 挑戰，請參照 N. M. Coe, & M. Perry, “Promoting Linkage to Foreign Transnational in a ‘Tiger’ State:
Singapore and the Local Industry Upgrading Program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Vol.22, No.3 (2004), pp. 36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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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新加坡跨國企業與本地公司互動網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1980 年代，這些製造業跨國公司和新加坡當地的企業透過物流、設計與 資訊科技業的發展更進一步的鍵結。1980 年代中期也有越來越多前跨國企業的 員工選擇出來自行創業、成為中小型供應商，而通常是以先前跨國公司作為主 要產品供應對象。此外，隨著 1990 年代跨國公司逐漸將部分研發業務轉移至新 加坡，醞釀了千禧年後出現研發科學家與工程師離開原本所待的公司，並創辦 自己的高科技企業以生產創新自身產品和服務的新現象。
除此之外，透過觀察新加坡教育和產業互動網絡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產業 界和技職培訓機構彼此之間的聯繫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越趨緊密。學者認為政府 預先規劃產業策略藍圖、和產業界保持密切溝通與聯繫並且文官體制得以迅速 回應產業界的要求等等因素都是促使新加坡快速工業化向前推進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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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政府會招募具有豐富跨國公司經驗的外籍人才來領導新的技術培訓機構；此 外，許多早期的工業技術培訓機構由跨國公司共同營運，以建立其計劃的聲譽。
而公共研發機構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建立與產業界相關的核心能力，再加上大 學長期以來缺乏直接針對產業相關所進行的研究，直到 1990 年代後期大學、研 究機構與企業部門間的連結才逐漸密切。故在 1960 到 1990 年代初期以前，許 多跨國公司主要皆向他們原先歐美的企業總部尋求技術協助，而非選擇新加坡 當地的大學或公共研發機構。他們還傾向於運用新加坡提供的公共研發補貼進 行內部研發活動，以便他們可以直接擁有專利權。2000 年代開始，由於新加坡 政府越趨重視其高等教育在全球的競爭力（參表 4-3），且高等教研機構漸漸開 始重視技術商業化的課程與學習，大學、研發機構與企業、產業界的連結終於 漸趨緊密。113
然而世界大學排名具有競爭力是否就代表新加坡本地的知識網絡社群建置 成功仍存有疑慮，新加坡教育部長 Ong Ye Kung（王乙康）就曾在教育會議上 表示大學排名系統不應該僅關注學術論文質量，而更應該重視大學與社會、產 業界合作的有效性。南洋理工大學 Woo Jun-jie（胡君杰）教授亦曾針對此現象 撰文表達對於新加坡過於競逐世界大學排名的憂慮，他提到由於排名著重量化 的研究產出—亦即期刊與引用數量，使得大學偏好僱用具有高論文引用率的外 國學者，而較容易忽視新加坡本地學者的專業能力。
新加坡管理大學 Pang Eng Fong（龐英方）教授也指出這也是造成新加坡本 地博士人數近年來雖增加但獲得終身教職員工的本地人才比例卻下降的原因。
112 T. W. Soon, & C. S. Tan, Singapore: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3), pp. 243-246.
113 P. K. Wong, A. Singh, & Y. P. Ho, “ Towards an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Model to Support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orld Development, Vol.35, No.6 (2007), pp. 9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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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南洋理工大學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新加坡管理大學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
2019 年 11 12 500
資料來源：https://www.universityrankings.ch/en/ （檢閱日期：2019/03/20）
除了本地知識社群互動網絡薄弱的劣勢以外，新加坡本地企業之間的研發創 新聯繫似乎又更為薄弱。據研究指出，當地公司聯合進行研發活動的案例很稀 少，新加坡也幾乎沒有在台灣和日本等東亞國家可觀察到的產業研發聯盟
114 Channel Newsasia, “Commentary: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University Rankings is Creating a Two-track System,”上網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檢自：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commentary-the-relentless-pursuit-of-university-ra nkings-is-9314918
115 Channel Newsasia, “Commentary: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Lose when Universities Chase after World Rankings,”上網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檢自：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commentary/nus-ntu-university-rankings-times-higher-educati on-singapore-1076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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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wide R&D consortia）、關於產業技術合作的相關案例也非常少見。學 者 Wong 認為與台灣和芬蘭相比，新加坡本地企業之間促進創新合作的似乎頗 為不足，這也是目前新加坡國家創新系統的主要弱點與挑戰。116
總的來說，新加坡由於過去主要承接跨國企業技術轉移的所導致的發展及工 業影響，再加上政府提出本地產業升級計畫的支持，促使跨國公司與當地支援 性企業的互動網絡與技術知識整合相當熱絡；而產業界與培訓機構的鏈結也因 為政府的政策規劃、充分的回應性以及借重外籍人才作為技術培訓機構的主力 等因素使得早期的培訓機構發揮很大的效用。然而大學、公共研發機構與產業 的連結係到兩千年左右大學開始重視商業化研究成果才漸趨熱絡，但大學為了 衝刺世界高等教育排名而大量雇用外國學者、進而忽視本地人才的能力造成人 才外流的問題，另外新加坡本地的企業之間的互動連結及創新知識整合則最為 薄弱，企業間研發活動的合作與建立技術聯盟的案例非常少見。
116 P. K. Wong, “From Using to Creating Technology: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Public Policy,” in S. Urata, & S. Lall eds.,
Competitiveness, FDI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y in East A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2003), pp.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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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價值」（Shared Values）中。119
1960 年代的社會和政治動盪讓新加坡領導人了解到，為了讓新加坡這座小 Innovation Culture: What are it's National, Corporate, Marketing and Engineering Aspects,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limat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1), pp. 487-517.
118 G.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Sage, 1980),pp.21-23.
119 共享價值是新加坡政府於 1991 年 1 月 15 日為所有新加坡人提出的五個聲明，其目的是期望 形成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避免隨著新加坡人越來越接觸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喪失其原 有的價值與認同感。其內涵包括：1）國家社會在社群和個人之上，2）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
3 ） 社 區 支 持 和 尊 重 個 人 ， 4 ） 共 識 ， 而 非 衝 突 ， 5 ） 種 族 和 宗 教 和 諧 。 詳 情 請 參 照 ： 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62f98f76-d54d-415d-93a1-4561c776ab97
120 C. B. Goh, From Traders to Innovato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ingapore since 1965 (Singapo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6), pp.142-143.
121 據筆者 2018 年 9 月在新加坡為期兩周的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新加坡著實為一個具 有多元族群卻能夠和諧共處的社會。不論是搭乘捷運抑或是穿梭在巷弄之間皆可看到華人、印度 人、馬來人、西方人的面孔讓人應接不暇，各種語言也交相出現在車廂或街道中。在飲食方面，
也因受到新加坡的歷史遺緒與種族多樣性的影響，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校園餐廳中便可見識 到包含了印度、中國、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的料理，甚至也出現了飲食在地化及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