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價值」（Shared Values）中。119
1960 年代的社會和政治動盪讓新加坡領導人了解到，為了讓新加坡這座小 Innovation Culture: What are it's National, Corporate, Marketing and Engineering Aspects,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limat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1), pp. 487-517.
118 G.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Sage, 1980),pp.21-23.
119 共享價值是新加坡政府於 1991 年 1 月 15 日為所有新加坡人提出的五個聲明，其目的是期望 形成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避免隨著新加坡人越來越接觸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喪失其原 有的價值與認同感。其內涵包括：1）國家社會在社群和個人之上，2）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
3 ） 社 區 支 持 和 尊 重 個 人 ， 4 ） 共 識 ， 而 非 衝 突 ， 5 ） 種 族 和 宗 教 和 諧 。 詳 情 請 參 照 ： 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62f98f76-d54d-415d-93a1-4561c776ab97
120 C. B. Goh, From Traders to Innovato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ingapore since 1965 (Singapo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6), pp.142-143.
121 據筆者 2018 年 9 月在新加坡為期兩周的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新加坡著實為一個具 有多元族群卻能夠和諧共處的社會。不論是搭乘捷運抑或是穿梭在巷弄之間皆可看到華人、印度 人、馬來人、西方人的面孔讓人應接不暇，各種語言也交相出現在車廂或街道中。在飲食方面，
也因受到新加坡的歷史遺緒與種族多樣性的影響，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校園餐廳中便可見識 到包含了印度、中國、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的料理，甚至也出現了飲食在地化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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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S. K. Chiew,“National Ident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ssues,” in S.T. Jon Quah ed., In Search of Singapore’s National Valu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0), pp. 66-79.
123 「驚輸」（kiasuism）這個詞彙源自於閩南語，原意是指害怕自己落後於人，後來在新加坡、
124 C. B. Goh, From Traders to Innovato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ingapore since 1965 (Singapo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6), pp.147-148.
125 C. H. Leong, & D. Soon, “A Study on Emigration Attitudes of Young Singaporeans (2010),”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s, No.19 (2011), pp.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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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達成科技創新轉型的產業政策目標以及創造出一個勇於創新、實踐科技創業 的社會並進而背道而馳，也使得當地科技企業家人才的培育面臨困境。
除了怕輸文化的影響以外，新加坡科學人才的流失也使得本地的研發創新活 動更加艱難。有學者針對新加坡人移民海外的意願做了調查，發現年輕的新加坡 人對在國外工作和生活抱持積極態度，有超過四分之一的表示他們會考慮在未來 五年內移民。126另外有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授撰寫書籍指出，新加坡人在過去幾 年來所感到的快樂與幸福指數隨著社會競爭壓力的升高而逐年遞減。127實際觀察 星國 2003-2013 年移民海外的人數更發現，其十年間成長了超過三成。128
無論新加坡人移民海外的推力因素為何，這暗示著新加坡的專業技術人才也 會隨著海外移民的風氣而使得新加坡政府面臨人才短缺的挑戰。一份研究報告亦 指出，對於科學家等專業人士移民海外的拉力因素包含該國有較多職涯機會或擁 有較優秀的研究團隊等都是相當重要的原因。129為此，星國政府透過底下的國家 研 究 基 金 會 執 行 新 加 坡 科 學 家 回 國 計 畫 （ Returning Singaporean Scientists Scheme），期望透過提供全額的研究資金與協助建立實驗室等作為誘因吸引本土 的科學家回國，然而成效並非特別顯著。130
由於意識到國內科技研發創新人才的不足，近年來新加坡政府也積極透過國 家資源與公私協力培養其公民終身學習的能力，促使其在就業之後仍可習得資通 訊產業的相關技能，目的即是希望仍能透過非正規教育方式補足其國人面對數位
126 C. H. Leong, & D. Soon, “A Study on Emigration Attitudes of Young Singaporeans (2010),”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s, No.19 (2011), p. 51.
127 S. K. Tambyah, & S. J. Tan,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The Singaporean exper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25-28.
128 新加坡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ingstat.gov.sg(檢閱日期: 2019/03/15)
129 C. Franzoni, G. Scellato, & P. Stephan, “Foreign-Born Scientists: Mobility Patterns for 16 Countries,”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 30, No.12 (2012), p. 1250.
130 透過這個計畫返國的學者，若僅就公告在國家研究基金會網站上的數量，截至檢閱日期時間
僅有五位學者，詳情請參照國家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rf.gov.sg/programmes/returning-singaporean-scientists-scheme(檢閱日期: 201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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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時代所應具備的資通訊數位能力。131藉由政府推出的「資訊通信業加快培訓 專才計劃」（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新加坡公民可獲得政府的補助學習包 括網頁開發等資通訊產業的專業課程，藉此培養自身的第二專長並提升其在產業 界中應具備的相關技術能力。
總的來說，新加坡的社群主義文化造成公民較不願意展現與他人不同的一 面，甚至就連新加坡人在決定自身職涯規劃時，亦因星國獨特的怕輸文化造成科 學與工程學這類需要長期在研究領域耕耘的科系成為較冷門職涯選擇。受訪的新 加坡籍大學教授亦指出就他近年來觀察，醫科、會計等系所相較前述工程科系較 為熱門。132再加上本土科技人才因為他國有較完善的研究環境和就業機會等因素 而流失，儘管政府近年來大力透過多種途徑加強其國人在資訊、功能、生醫等領 域的相關人才培育，但就整體而言新加坡政府對於透過本土的科學家與工程師等 專業人士來推動並實踐國內的創新研發活動等科技創新策略方面上面臨相當大 的困境。
131 王婉萱，當面訪談，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 Liang Fook LYE（黎良福），新加坡國 立大學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新加坡），2018/09/07。關於新加坡政府在 2016 年推出「資 訊通信業加快培訓專才計劃」（TeSA），至 2018 年已提供超過 3.9 萬個培訓機會。詳細內容請 參照：http://www.skillsfuture.sg/tesa(檢閱日期: 2019/03/18)
132 王婉萱，當面訪談，新加坡籍澳洲臥龍岡大學教授 Jason Lim（林捷勝），台灣亞洲交流基 金會（台北），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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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新加坡自 1965 年獨立後，其作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NIC）在發展技術能力與產業逐步升級的過程中的表現頗為突出。此一 成功基礎來自於新加坡政府的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透 過吸引及運用全球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至新加坡轉移已 開發國家的技術能量，同時政府積極開發基礎建設與人力資源，以便迅速吸收和 利用新技術。此外，星國政府亦推出各式政策誘因以及設立專責的法定機構以協 助大型跨國公司在當地落腳。
圖 4-5 新加坡國家創新政策實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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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 1990 年代起，新加坡政府逐漸轉型為較「平衡」的經濟發展途徑，
開始著重培養本地的研發及創新能力133，期望能培植更多當地的高階技術研發人 才和科技創業家（technopreneurship），以逐步降低對於外國企業的依賴。儘管新 加坡作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向來由政府主導科學和技術政策並視 其為整體經濟發展策略的一部分，但惟有當地廣大且穩定的科技研發社群的培植 才 是 未 來 新 加 坡 從 過 去 的 技 術 追 趕 者 （ technological catch-up ） 到 創 新 者
（innovator）的重要關鍵。
由於認知到這項關鍵產業轉型因素，新加坡政府開始藉由國家研發創新活動 透過包含政府、企業、大學與公共研究機構等不同的行動者之間的網絡、知識整 合與互動式學習來產生，政府針對邁向高科技與知識密集產業的目標提出政策方 案和執行計畫，期望將產、官、學界的產業知識連結藉由制度與政策與變得更加 緊密，然而，新加坡特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也為政府亟欲發展的科學基礎研究帶來 阻礙，使其在技術研發鏈中驅動前瞻性創新的可能性也受到挑戰。
133 P. K. Wong, A. Singh, “From Technology Adopter to Innovator: Singapore” in C. Edquist & L.
Hommen, Small Country Innovation Systems: Globalization, Change and Policy in Asia and Europe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09), pp.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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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創新系統對於裕廊集團的影響
1959 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自治後的第一次大選中 取得了勝利。在上台後不久，新加坡由於失去了新馬共同市場、印尼與新馬的對 抗還沒結束、原先的轉口貿易已到達了極限等因素，使得新加坡面臨了經濟上的 困境。1960 年代中晚期，新加坡當時的總失業率約為 14％，失業人數約有 20 萬人。134為了解決普遍失業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貧困問題，人民行動黨其中一項 重要議程即是為新加坡國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建立與加強這個新興自治 國家的經濟基礎。因此，新加坡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經濟疲軟的問題，當時由李光 耀為首的政治高層一致認為新加坡要生存的唯一辦法即是推行工業化，而時任新 加坡財政部長的吳慶瑞博士便是接下來促使新加坡開展工業化進城的關鍵人物。
然而，究竟為甚麼發展工業、製造業對當時的新加坡政府而言是一項挑戰 呢？一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授在受訪時指出，
新加坡在接受英國殖民的過程當中，除了習得貿易、做生意等技巧外，
並沒有像日本對台灣和南韓進行殖民時建立工廠、傳授部分工業技術，也就 使得新加坡在戰後經濟重建時想要發展工業卻幾乎得從零開始。135
另外，也誠如澳洲臥龍岡大學 Jason Lim 教授所言，
新加坡和馬來亞在 1960 年代主要是以農業與商業為產業基礎，生產鳳 梨、橡膠等產品再透過其優勢地理位置外銷至國外，也因此新加坡在早年幾 乎沒有工業區，馬來亞也僅有少部分的工廠設立，這也讓新加坡在工業發展 在初期進展得較緩慢。136
134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二）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出版，2000）。頁 54-55。
135 王婉萱，當面訪談，新加坡國立大學 Soo-Ann LEE 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2018/09/06。
136 王婉萱，當面訪談，新加坡籍澳洲臥龍岡大學教授 Jason Lim（林捷勝），台灣亞洲交流基金 會（台北），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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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學者訪談可知，新加坡在 1960 年代獨立初期，其過去的歷史發展過程並 未如台灣或南韓已存有工業化根基，而是以農產品加工出口及貿易產業做為主要 發展方向，也因此新加坡比台灣與南韓晚開始工業化進程。
1960 年代中期，吳慶瑞博士規畫將新加坡其中一個城鎮打造成以製造業為 主的現代工業，如造船廠、煉鋼廠、化工廠和其他工廠，並透過吸引跨國公司投
1960 年代中期，吳慶瑞博士規畫將新加坡其中一個城鎮打造成以製造業為 主的現代工業，如造船廠、煉鋼廠、化工廠和其他工廠，並透過吸引跨國公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