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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新系統作為區域化工具
新加坡從 1960 年代到現在，無論關於產業創新的國家政策抑或是工業升級 的實踐上，對於其所在的東南亞以至於整個亞洲地區都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過 去 1960、1970 年代新加坡政府實施以國家主導（state-driven）的政策方針，促 使產業成功轉型升級，這也對於馬來西亞、越南等東協國家形成了「示範效應」，
從最初期在國內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的進口替代策略到擴大資本投入以吸引 外資、大型跨國公司進駐的出口導向策略，並透過建設工業區將人才、資源、公 司聚集在一起，使政府能更有效率地推動產業升級政策和授予都市規劃和招商的 權力和責任。
而此種示範效應也讓新加坡開始面臨如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具備 更低廉勞動力優勢的國家與其共同競爭外國投資，165此現象讓新加坡政府在 1980、90 年代不得不逐漸調整其原先的產業發展方針，擬定新的國家發展政策—
區域化策略，在此戰略底下分別包括區域工業化計畫（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me）、區域投資計畫（regional investment programme）、新加坡企業區域 化計畫（the regionalization of Singaporean enterprises programme）和區域總部計 畫（regional headquarters programme）等不同方案。166
而其中區域工業化計畫即是透過工業、產業園區這樣的區域創新系統作為新 加坡嶄新的經濟增長途徑，向外將新加坡的園區經驗供給並「輸出」並周邊國家，
其目的即是希望藉由此種途徑擴大新加坡的商品與服務的市場範圍，並對於新加 坡的經濟結構有正面的回饋與收益。
165 J. L. Tongzon, The Economies of Southeast Asia: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SEAN Econom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8), p. 125.
166 P. K. Wong, & C. Y. Ng, “Singapore’s Industrial Policy to the Year 2000,” in S. Masuyama, D.
Vandenbrink & S.Y. Chia eds., Industrial Policies in 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and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1997), pp. 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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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R. Kumar, & T. Y. Lee, “Growth Triangle: A Singaporean Perspective,” in T. Y. Lee ed., Growth Triangle: The Johor Singapore Riau Experience (Singapore: ISEAS, 1991), pp. 32-35.
168 A. Pereira, “Singapore’s Region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10, No.3 (2005), pp.386.
169 M. Perry, & C. Yeoh, “Singapore’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Regional Studies, Vol. 34, No. 2 (2000), pp. 199–206.
170 星橋騰飛集團由淡馬錫控股和裕廊集團以 51:49 持股比例成立，係為新加坡的「政聯企業」，
專門從事市鎮綜合體以及商務園和產業園等城市化項目的開發建設。關於建設商業、高科技和 IT 園區的簡述，詳請參考：
http://www.ascendas-singbridge.com/en/our-properties/singapore/science-business-and-it-parks(檢閱 日期: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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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工業區（Batam Industrial Park）、印度的班加羅爾科技園、中國的園區計畫
（包含中國—新加坡天津生態城、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中新廣州知識城 等）等。而新加坡學者對於區域化戰略的背景與執行方式有以下分析：
區域化戰略肇因於新加坡本身國內市場狹小，所以必須走向國際並與其 他國家進行產業合作及建立夥伴關係才得以持續維持競爭力，而政府為此亦 設計了不同模式來執行區域化策略，其中一種模式即是將產業園區的建設經 驗輸出海外。且星國政府策略性地運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作為主要合作的途 徑，一種為政府驅動（government-driven），以蘇州工業園區為代表；另一 種則為私人企業驅動（private sector-driven），以越南-新加坡工業區與印尼 巴淡民都工業區為典型，政府即是透過代表政府的政聯企業與私人部門作為 關鍵的行為者來對區域進行投資與開發工業園區。171
誠如學者上述分析所言，本論文即選取分別代表由公、私部門不同行動者所 驅動的園區作為分析標的：印度班加羅爾科技園、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和 越南-新加坡工業區這三座星國與合作建設的區域創新系統來說明新加坡將園區 經驗作為她在亞太區域的策略布局。
首先，印度是新加坡在執行其區域化策略的重要國家。這個近年來快速崛起 的資訊產業大國，其擁有超過十三億人口並在 2017 年晉身全球第三大（購買力 平價／PPP）經濟體172，新加坡政府的淡馬錫控股在近期又將和印度有倉儲和製 造中心的共同開發案計畫173，然而此種合作關係早在先前就奠定基礎。位於印度
171王婉萱，當面訪談，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 Liang Fook LYE（黎良福），新加坡國 立大學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2018/09/07。
172 Trading Economics, India GDP per capita PPP. Website: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india/gdp-per-capita-ppp(檢閱日期:2018/12/8)
173 The Economic Times, “Ascendas-Singbridge, Temasek to invest Rs 2,000 crore in India,”Jun 07, 2018.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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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羅爾的科技園區由當時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P.V. Narasimha Rao）和星 國總理吳作棟（Goh Chok Tong）的主導下成立，於 1994 年 1 月完工，為該城市 歷史最悠久的科技園。
當時選址於邦加羅爾的部分原因是印度政府在當地已擁有國防及電子科技 相關國營企業和印度理工學院等大學，具有發展科技園區的技術和人才基礎，故 印、星兩國運用當地的資訊人才、組織機構配合相應的法規制度與產業政策發展 出邦加羅爾科技園這個區域創新系統。174而負責建設園區的新加坡星橋騰飛集團 自科技園初創時期即積極參與興建計畫，與印度最大的集團—塔塔集團（Tata Group）175分別持有該科技園區近半的股權。
班加羅爾科技園至今已吸引包含甲骨文（Oracle）、奇異（General Electric, GE）、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等 多家大型資訊跨國企業進駐，其距離市中心僅 18 公里，是讓班加羅爾被譽為「印 度矽谷」的主要貢獻者，也是印度首座結合工作、娛樂與生活的資訊科技產業園 區。而關於其對於新加坡產生的經濟成效取決於科技園本身吸引新跨國企業進駐 的能力與資訊科技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的發展情形。例如，在 1998 年之前，許多 IT 公司積極尋求在班加羅爾科技園設點。然而，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
跨國公司對於前往園區內設立公司的意願放緩。受到此次金融危機的劇烈衝擊，
班加羅爾科技園內的企業數量顯著下降，進而影響了裕廊集團的收益。176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industry/services/property-/-cstruction/ascendas-singbridge-tema sek-to-invest-rs-2000-crore-in-india/articleshow/64487256.cms(檢閱日期:2018/12/12)
174 F. B. Yahya,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ingapore and India: An Alliance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80-81.
175 塔塔集團是印度最大的集團公司，2010-2011 年度收入達到 833 億美元，相當於印度國內生 產總值的 6.14%。相關園區建設網址：http://www.tata.com/investor/index/Investor-desk(檢閱日 期:2018/12/6)
176 M. Perry, & C. Yeoh, “Singapore’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Regional Studies, Vol. 34, No. 2 (2000), pp. 19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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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自然是新加坡欲發展產業園區合作的重 要對象之一。新加坡在中國的各項園區計畫中最具代表性以及爭議性的園區合作 計畫即為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SIP），在 1994 年由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親自簽 約，是中國與新加坡兩國關於產業園區的首度合作。當初由中國蘇州工業園區股 份有限公司（占比 35%）和新加坡—蘇州園區開發私人有限公司（65%）共同組 建的合資公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兩國政府共同成立了副總理級的「中新聯合 協調理事會」，此種創新的制度機制也使蘇州工業園區不同於其他園區，得以「政 府」的高度進行交流、合作。
從 1994 年開始運營到 1998 年中期，蘇州工業園區項目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迷你新加坡」或「新加坡第二」的稱號因而聞名，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之 一。其每年關於園區內部的固定投資與新企業進駐的數量的增長率皆達到 20%。
177且園區內部的企業類別中沒有中國本地的公司，皆是外商獨資企業抑或是外商 與中國的合資企業，這意味著園區為工業跨國公司創造一個高度有利的條件。學 者針對此現象研究發現外資如此踴躍的主要因素包含蘇州工業園區優越的工業 基礎設施、新加坡式的行政管理系統以及中國政府的公開支持。178
在 1994 年至 1997 年期間，在蘇州工業園區發展最快的階段，由於兩國政府 都認為其最終目標得以實現，因此互惠互利的前景很高。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 意味著創造另一個外資來源，且可以回過頭來刺激蘇州與整個江蘇省的發展。對 於新加坡政府來說，儘管蘇州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和培訓費用都很沉重，但從長 遠來看，該項目仍然是有利可圖的。新國總理李光耀對此解釋了政府的動機：「讓
177 A. Pereira,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Experiment: the Case of China–Singapore 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3, No. 38 (2004), pp.187-189.
178 A. Pereira, “Singapore’s Region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10, No.3 (2005), pp.3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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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確一點，當我們幫助他們（中國人）時，我們並不是為了慈善事業而做。
如果它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就不會這樣做。」179
然而 1997 年至 1999 年間，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了亞太地區的許多國家。雖然 危機並未直接影響中國，但它引發了許多工業跨國企業重新考慮原先將分公司設 立於中國的規畫。180然而，蘇州工業園區在 1998 年至 1999 年期間仍然吸引包含 諾基亞、葛蘭素史克以及安德魯電信等跨國企業進駐。181儘管在金融危機期間仍 有跨國企業願意在中國設廠，蘇州工業園區並沒有盈利。
相反的，據報導指出，蘇州工業園區從 1994 年至 1999 年期間每年平均損失 2300 萬美元。星國政府將責任歸咎於由蘇州市政府所另外開發管理的蘇州新區
（Suzhou New District, SND） 計畫所造成的不公平競爭。最終，新加坡政府無 法解決持續虧損的困境而選擇脫離其在蘇州工業園區原先的主導角色，新加坡政 府向中國當局出售其在該項目中的股份，在 2001 年將其持股比例從 65％降至 35
％，以彌補其部分財務損失。182
值得注意的是，蘇州工業園區實際上能夠吸引工業跨國公司，並為當地帶來 發展而中國地方的產業結構也因此產生正面的影響。對於中國來說，蘇州工業園 區是非常受歡迎的園區計畫，因為它自 1994 年以來創造了超過 75,000 個工作機 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唯一尚未實現的目標是讓園區為新加坡創造足夠的利 潤。此外，即使該園區目前有利可圖，但由於中國政府現在擁有該計畫的大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蘇州工業園區實際上能夠吸引工業跨國公司，並為當地帶來 發展而中國地方的產業結構也因此產生正面的影響。對於中國來說，蘇州工業園 區是非常受歡迎的園區計畫，因為它自 1994 年以來創造了超過 75,000 個工作機 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唯一尚未實現的目標是讓園區為新加坡創造足夠的利 潤。此外，即使該園區目前有利可圖，但由於中國政府現在擁有該計畫的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