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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技術深化階段（1970 年代中期-1980 年代晚期）
在上階段新加坡產業創新發展的進程中，其中一項重要的面向即是讓星國政 府認識到科學技術與工業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然而，其透過吸引外國企業至 當地成立產品裝配線型的工業基地與政府當初期望提高整體勞動力技術水準的 目標是互相抵觸的，直到 1970 年代中後期，政府意識到這種較低技術型的工業 無法持續維持新加坡與鄰國間的比較優勢，故從 1980 年代開始新加坡提出了「第 二次工業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經濟計畫，展開一系列新的工 業政策。79
新加坡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在 1970 年代將原先以勞動密集為主的輕工業轉 為資本密集工業，但其親跨國企業（pro-MNCs）的產業政策也造成本國企業的 自立性降低與技術能力發展的停滯。第二次工業革命係在「經濟十年發展計畫」
（Ten-Year Plan, 1981-1990）下推出的，主要內容是透過技術深化與升級來出口 較高附加價值的工業產品，以擴大出口市場與應對他國勞動薪資較低的成本優 勢。此次的經濟重整計畫藉由持續吸引外資投入高科技產業與促進科學與技術發 展為兩項主要策略。新加坡政府為了快速擺脫勞力密集為主的產業模式，提出了 提升工資的政策，間接迫使那些以勞力密集為主的企業進行技術改革；同時，政 府也端出減稅和財政誘因來獎勵那些以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外資企業。80
1970 年代中期開始，新加坡的產業發展因為跨國公司進一步的產業技術升 級而帶動當地的技術能力迅速成長，以及出現精密工程和零件裝配的本地產業。
79 H. W. C. Yeung, (2003, September). “Managing Economic (In) secur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Singapore’s Developmental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Security in East Asia: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s,”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80 P. K. Wong, “From Using to Creating Technology: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Public Policy”, in S. Urata, & S. Lall eds.,
Competitiveness, FDI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y in East A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pp.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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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國公司工作的當地操作員、技術人員、工程師和管理人員不再只是學習使用 從國外轉移的技術，而是開始透過「做中學習」（learning-by-doing）81來適應和 改良這些技術，且他們能夠習得更複雜的工業技術。當地相關及支援性產業開始 出現，這些公司開始投資於獲取和運用這些外來技術。透過技術學校和大學工程 課程的快速擴展，技術發展從操作員轉向更先進的技術人員和工程人才。但是如 同上一階段所遇到的問題，新加坡政府雖然在這時期進行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計畫 的產業重整方案，卻仍然以依賴外國企業的技術轉移與資金做為主要的經濟發展 策略，這點為新加坡帶來了幾項挑戰。
首先，依據學者 Chng 研究外資企業對新加坡進行技術轉移的有效性，他發 現跨國公司為了維護它的產品聲望與公司信譽，大部分皆由外籍人士擔任高階經 理職位以執行重要決策，少數新加坡人就算獲得管理職缺也多是會計、行政、人 事等輔助角色，尤其以日本在星國投資的精密製造業最為明顯，這顯示外資企業 對其子公司仍掌握相對較高的控制權，特別是在行銷和財務管理方面。82跨國企 業對於將企業本土化與權力下放的種種限制對於技術轉移和研發活動有重要影 響。此外，1980 年代的外資企業也未達到新加坡政府所期望的目標，即將產品 設計、開發與創新科技等技術研發活動擴展至新加坡當地。跨國企業更傾向保持 對核心技術與知識的控制，其透過在合約中增設保密條款、僅在母國進行關鍵研 發活動與基礎研究與安排外籍人士於重要職位等方式來持續掌握優勢。83
再者，由於第二次工業革命計劃，政府也進一步開放了外國人至新加坡工作 的政策，使新加坡勞動力市場得重新調整，也使新加坡本國勞動者的工作機會受
81 做中學習係指產品生產過程中所習得的知識學習行為，而企業的平均生產成本也會因學習行
為而下降。關於做中學習的在生產流程中的詳細運用，請參閱 Haas 能源研究所網站：
https://energyathaas.wordpress.com/2013/11/26/learning-by-using/(檢閱日期:2019/03/15)
82 M. K. Chng, L. Low, T. B. Nga, & A. Tyabji, Effective Mechanism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Skill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1986), p.69.
83 N. Clark,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nd Dependenc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6, No.1 (1975), pp.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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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響。星國政府也發現企業更願意雇用外國人，因為這些外籍勞動者被認為具 有更積極的工作態度（包括加班和夜班加班的意願）、相對年輕與相對高等的教 育水準。1975 年至 1979 年間，外國勞動力佔勞動力增長的三分之一。而在 1980 年至 1984 年間，外國工人則已佔新加坡勞動力增長的一半以上。84政府原先的 立場是將外國勞動者視為臨時的權宜之計，但到了 1980 年代後期，這種觀點已 轉化為僅需適當地管控人數便可作為長久實行的人力政策。此後，新加坡更透過 徵稅和配額的機制來調控外國勞動者的數量，其中掌握技術的外籍白領工作者更 成為此政策下的受益者，因為他們相對容易取得工作證許可與配額。85
因此，儘管跨國企業在這個階段確實透過技術移轉為新加坡的工業帶來技術 能力的更進步提升，但與當地研究與技術機構間在研發活動上的連結仍然非常有 限。總的來說，第二次工業革命計畫所繼續採行的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策略雖然使 新加坡當地人才的工業技術持續深化，但在培育本地的研究人才與拓展當地科學 研究氛圍方面卻沒有太大成效。這個階段的裕廊工業區主要發展資本密集型產 業，由於此階段新加坡逐漸喪失人口紅利，再加上為了因應國際生產網絡的變化 1980 年代裕廊鎮管理局除了繼續擴大其石油化學產業，更開始透過政府所制定 的發展政策—區域工業化計畫將工業園區建設經驗輸出至鄰近國家。
84 H. W. C. Yeung, (2003, September). “Managing Economic (In) secur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Singapore’s Developmental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Security in East Asia: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s,”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85 N. M. Coe, & P. F. Kelly, “Languages of Labour: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 in Singapore’s Labour Control Regim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1, No. 3 (2002), pp. 34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