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樓公娼自救會—公共領域

累積了諸多不平等與歧視對待之後 ，當公娼的工作權又再度被不合理並且違法的制 度暴力地否定，激發了更加劇烈的行動能量。曾經被污名到無法發聲的性工作者 ， 終於可以站出來，在各種公共領域中為自己所受到的污名與歧視待遇平反 。這不是

台北市第一次廢娼抗爭，反覆無常而罔顧性工作者權益行政措施在過去也以類似的 暴力抹除了城市中的性工作者 ，光復之後的廢娼以及北投廢娼都引發了性工作者的 抗爭，但 86 年開始的公娼抗爭，卻是有史以來影響層面最廣且最深遠的 。

公娼抗爭之時的文萌樓作為公娼自救會的基地，一年七個月、近 300 次行動的抗爭，

就個人層次來說，讓公娼們生命經驗大大不同，從前每天規律的上班下班，往返家 中和公娼館，抗爭徹底地擴大了她們的活動場域，「隨著公娼的抗爭，有人從戴帽遮 臉到只戴口罩或墨鏡，有人開始在陌生人面前不再遮掩 、坦然說話。有些公娼也逐 漸不再因為社會的污名眼光 ，感覺自己有什麼好羞恥，而能夠認同自己的身份。」

（卡維波，2000）。如恬恬，在開始抗爭到現在將近十年的時間，他仍舊將公娼抗爭 時的文件資料保存的非常仔細 ，小心收藏，顯示抗爭運動對他的重要性 。

對於廣泛的公眾而言，公娼抗爭同時也是一種公共領域的現身與佔領策略 ，挑戰的 是主流為她們編派的邊緣位置 。抵抗的地點擴及了整個社會公共領域 ，公娼身份不 再僅僅只能夠出現在城市中的某個被限縮的特定區域 。透過密集的抗爭行動、國際 串連、法律行動、街頭遊行、表演，還有行動力超強的「娼影隨行」，成為將陳水扁 拉下市長連任位置的重要政治力量（台北市公娼自救會等，2000；王芳萍、周佳君、

鍾君竺、帥文慧，2001）。公娼抗爭的行動層面多重而廣泛，更跨越階級、性取向等 積極向外結盟，以聯合更廣泛的污名群體 ，如同志、勞動階層、迫遷戶共同訴諸更 合理的對待。

Hubbard（1999）認為城市中不得其所的邊緣份子在公共場域中 「出現」，本身就是 一種對於既存秩序(existingorder)的抵抗。然而公娼抗爭遠不僅於此，抗爭行動在城 市中遍地開花，透過媒體資源的掌握、形塑了一種另類的公共領域，如 Fracer「賤 民的對抗性公共（subalterncounterpublics）」的概念，是邊緣團體為了表達他們平行 於主流社會的論述場域，所生產的對抗性論述（counterdiscourses），彰顯其所面對的 不正義對待，爭取工作權與生存權並且進一步闡明他們的認同 、利益與需要，進一 步更以行動者的身份為自己打造新的娼妓形象 （唐筱雯，1999：87）。

而座落在文萌樓中的公娼自救會一方面是一個撤退、休養生息之所重新盤整再出發 的後援基地，一方面這也是一個鼓譟之地 ，是鬥爭的訓練場以為了未 來的鬥爭作準 備。對內「同時也轉變了公娼與公娼之間的橫向關係 」（ibid，1999：88）。唐筱雯 在抗爭期間觀察到文萌樓空間意義的轉變，「在廢娼前，不同家的公娼是不會往來 走動的，性病防治所是她們唯一會相遇的地方。」百合的說法也印證了他的觀察 ：

「小姐對小姐當中，沒有什麼互動，我們不會說，阿來去因叨（他們家）找誰開港

（聊天），來去因叨找誰找誰，沒有過！誰是來上班，誰是哪一家小姐，進來就是進 來！出去找誰啦，出去開港啦，不會有這種事發生！攏沒和別家打交道！」異於同 一家娼館中身為同事的小姐們 ，有機會藉由長時間相處而得以深交 ，公娼館「家」

與「家」之間隱然是不同的生活圈 ，在公娼工作期間，基於某種不成文的意識或者

是污名的影響，不同家的小姐幾乎完全沒有互動的動機 ，即使在性病防治所偶爾會 相遇，但頂多只是知道那個小姐是來自哪一家 ，而不會有進一步的交集。但廢娼公 告之後，「因為未必每一間公娼館都像文萌樓一樣還開放使用 ，同時還有這麼多公娼 留下來，許多別家公娼便將各人物品搬到文萌樓來 ，文萌樓的客廳也不再只是文萌 樓公娼的客廳，而是所有參與抗爭公娼的客廳 。…而公娼也會用『你家』、『我家』

作為對公娼館的稱呼。」（唐筱雯，1999：82-83）文萌樓的意義在公娼抗爭之時取 得了公共空間的社會位置，成為是運動中的關鍵場域。然而公娼抗爭的廣泛社會效 應，並不是憑空降臨的，對照起公娼在層層監控下執業時的活動空間限縮 ，這些積 累的邊緣位置才是他們關鍵的促發動力 。

第六節 小結

本章希望結合第三章中所敘寫的性產業外圍社群一起對照觀看 ，在性產業的地景之 中，污名滲透到地景中的所有行動者身上 ，然而經由這些邊緣群體的日常生活的主 觀位置，卻可能獲得破解污名建構的能力 。

小姐們的工作場址座落在制度性歧視下 ，法制所圈限的特定空間中，然而透過個人 主體經驗的轉化與打造，公娼館成為了既是家又是 工作場所的混合複雜面貌，家有 時可以作為抵禦外界污名壓力的基地 ，但也可能必須透過區分家與工作場 所兩者以 維持工作者的自我認同，而關鍵在於主體在其中能夠靈活的調度這兩者 ，以維持工 作生涯與私人生涯的並行不悖 。雖然仍處在特定的結構限制之下 ，但由於公娼工作 的特殊性，公娼的個人能動性尚且展現在工作娼館的自由轉換之上 。而娼館作為交 換權力的空間，則可能提供其他的生命機會，交換階級流動、擴大人際網絡的門票。

然而，公娼館的結構限制展現在地景上 ，則是邊緣、污名乍現與僵固的地景。面對 污名，公娼需要不時進行危機處理，但隨著時間流動，卻無法流動的產業風貌，則 是體制對於少數者不公平待遇的殘酷現實 。公娼抗爭時的廣泛社會效應反而 是他們 歷年來日常工作、私人生活的緊縮所逼迫出來的能量 ，而積極將污名地景轉換成對 抗性公共得以出現的空間 ，透過「現身」劇烈地擾動了主流論述的片面與虛矯 ，則 是性工作者對於所有被壓迫者的最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