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的性治理

清朝以來廣義的娼妓本就包括了藝旦以及土娼，進入殖民時期之後，日本政府在殖 民統治的第二年（1896）隨即將其在殖民地母國的公娼與風化產業專區的制度 （也 就是遊廓）引進台灣，建立一套與日本相同的娼妓管理制度，將娼妓正式納進國家 權力的規訓之下，確認了婦女從娼的合法性，在法律上進行類型的重新分派，不管 是藝旦或是土娼，皆統稱為娼妓，只要沒有合法營業登記，就稱為密賣淫婦。（張美 鳳，2005：51）白紙黑字的律令系統抹除了妓業中的階 層區分，也同時侵犯到藝旦 們的自我認同，用劃一的標準規範藝旦與土娼 ，尤其是以賣藝不賣身為自我期許的 藝旦們，因為法令施行而需得接受花柳病檢診 ，此一舉措因而遭受到藝旦的極大反 彈。²⁴

然而，殖民者對於性產業進行積極的管理有其社會因素 ，在接收台灣初期，進入臺 灣的是大批的男性士兵與官員 ，男女比例懸殊，日本士兵剛進入台灣之時 ，對於臺 灣並沒有久居的打算，軍政統治之下，日人在台數量男性遠多於女性，而在台灣的 日本士兵的薪餉則絕大部分花費在「酒與女人」上，以致軍中感染性病的士兵數量 居高不下（竹中信子，2001/2007）1896 年甚至有四分之一的內地人染上性病（梁秋 虹，2003：100），大大影響軍力且提高了統治成本。殖民政府為了因應當時的情勢，

將治理的公權力滲透入性產業的管制，其出發點其實是保護日本本地人與鞏固統治 機器的治理策略。而政府對於納入管理的「公娼」系統，使用精密的治理術因應，

從統計資料的建置、風化區空間區劃（遊廓）的設立、疾病的防制以及警察體系的 監管，數種工具兼併使用。在貸座敷遊廓政策施行的同年（1896），政府同時也制訂 了〈貸座敷並娼妓取締規則〉〈娼妓身體檢查規則〉〈娼妓治療所規則〉等行政命令 共同架構出一個滴水不漏的 管理機制，而〈花柳病預防法〉（ibid），規定台日籍妓女 都需要接受花柳病檢診，透過對妓女身體的控管，防止「病原」的擴散，危及到制 度欲保護的男性士兵與市民 。然而如果說種種將娼妓身體列管的行政法令 ，是出於 保衛市民生命政治的邏輯 ，那麼透過空間的治理手段框限 娼妓的活動範圍，又是出 於什麼樣的意識形態？

24 張文環對於當時藝旦反彈檢診一事也發表了評論 （1938/2002），首先他批評當時的藝旦毫無才藝 ，徒具 藝旦之名，「實質上跟一般女服務生毫無差異」，如果不願意和土娼一樣受檢 ，「有自己和 XX完全不同的清 楚的自尊的話，藝旦本身為什麼不肯磨練藝旦的特徵？」他認為藝旦強烈反對此次檢驗的問題毫無理由可 言，「現在這些所謂的藝旦，只不過應付客人陪席酌酒而已，實在沒有反對的資格吧。」

性產業的空間管控 產加工與住家生活共同進行的空間。（黃羅財，1983；陳章瑞，1989）而在河港開通、

大量移民進入與多樣而活躍的商業活動發軔的 同時，造成了大稻埕地區對於娛樂風

的確將維持既往的產業空間分布型態視作重要的考量因素。然而台北城當時的性產 業空間遠不只艋舺一處，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艋舺會是台北城 殖民時期「唯 一」的遊廓，也許我們會有不一樣的視野。

圖 二-2 1931 年艋舺風化區

（圖片來源：許朝卿等編譯，1997）

在日本登台之時，台灣既存的情欲消費空間 就已存在著艋舺與大稻埕兩處。而自 1895年開始，從起初兩位來自日本九州的妓女來台 試探淘金成效，大受歡迎之後，

日本妓女便接踵而至。以內地陪侍女子為號召的遊藝場 （揚弓店）、酒樓（旗亭）、

料理店漸次開張，然則這些內地人所經營的消費遊興場所 ，起初都設立在城內或是 北門外的大稻埕港町（六館街），因為地緣位置接近台北火車站（田中一二，

1932/1998），可以匯集眾多前來尋歡的內地男性。而一年後，娼館與酒樓更顯增加，

在其中陪侍的女性也隨之大增，因而「逐漸飄散出花柳街氣氛」（ibid）。政府在 1896 年時，仍許可城內開設旗亭與娼館，但娼館許可尚未滿一年，政府旋即指定艋舺作 為遊廓，將城內的所有娼館遷移至艋舺遊廓 。

從以上的發展來看，可以看出情欲消費空間嗅到了商機，要找地方落腳之時，其分 佈是有機而彈性地隨著交通人潮去處而調整設置的 地點。而當時主要是因應台北的 主要交通方式的轉型（從河運轉型成陸運，由台北車站集散），其次是日人將統治重 心空間佈局確立於城內，以及日人移民定居位置的分佈，確認了「城內」周邊為目 標客群—日人出沒最頻繁之處。也因為如此，城內胭脂花柳之氣也就與時俱增 。然 則城內既是統治的重心，又如何可以容許「鶯鶯燕燕」來去自如？因此可以將這些 娼妓「集中管制」的「遊廓」，在這時候也就有了設置了必要性 。

而此時漸趨沈寂的艋舺，恰好符合遊廓所必需具備的條件—「邊緣」地帶。在殖民 者的台北城佈局之中，大稻埕仍是通往新興市街如士林 、北投的必經孔道，甚至要 前往神聖空間—圓山也可借道大稻埕，艋舺作為一個經濟地位已不若以往的舊市 街，在城市發展的重要性遠不及當時四通八達的大稻埕 。而過去的艋舺以一面臨水

為其崛起的條件，現下正好成為天然的屏障，要達成遊廓「圍閉」的實質空間條件，

僅需再圍其兩面即可。艋舺此時透過行政法令，「正式」地化為城市發展中被摒棄的 惡地，將社會不需要的渣滓丟進去，「降格」為都市空間再結構中敗陣的一方，失去 資本主義下市場競爭的門票，但卻進入了日本城市區劃中最低的空間位階，被放置 在「穢賤」的位置，讓城市中的其他區域得以裝扮為 「俗常」。

參見圖 2-3 將田中一二對於殖民初期風化產業的空間流變標定在圖上 ，即可以比較 清楚地了解情欲消費空間的變動情狀以及艋舺的 「邊緣位置」。

圖 二-3 日本領台初期日人情欲消費空間 B

12

3

A

日本（內地）人情欲消費分佈區域 1

艋舺遊廓

4 2

圖片標號說明：

1. 1895「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於城內北門街三町目（京町三町目），揚弓店正式開業，…

以塗抹脂粉之騷女人為招牌，曾經發揮色情氣氛。」（田中一二，1932/1998）

2. 1896「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在西門町養氣樓，又出現稱為小花的藝妓，此女及內地人 藝妓在台北之首人。」（ibid）此時起有內地人之料理店在北門外（街？），內地人多以 大稻埕，六館街為中心，居住於附近。

3. 1896 艋舺遊廓範圍指定，將城內娼館遷移至遊廓內。（ibid）

4. 城內營業之旗亭，逐漸遷移至新形成之內地人街之西門街或新起街 。（ibid）

A. 台北車站

B. 1896 年成立之台北檢番位置

※ 底圖為明治 41 年（1908）九月調查 之〈臺北市街案內圖〉。此圖繪製於 1905 實行市 區改正之後，已經不同於領台初期的空間結構 ，台北城牆已經拆除，但仍辨識得出台 北三市街（城內、大稻埕、艋舺）三足鼎立的線索。

即便是劃設了遊廓，但仍然無法容納所有風俗相關行業 ，尤其當時台北城中仍有台 人與日人兩條平行的情欲消費路線 ，僅提供日人冶遊去處的遊廓，充其量是為了收 稅與管理方便罷了。為了將更廣泛的風俗產業納入治理 ，而除了遊廓政策之外，殖 民政府對於風化產業的空間管理措施 ，還需要有更細膩的操作方式 配合，而大致可 以歸納為四種類型：劃界、隔離、移置與監控。前二者需要硬體配合，就如遊廓，

後二者則需要大量仰賴軟體的警政系統介入 。

（一）劃界

遊廓設立的法源是明治四十九年的（1896）12 月 26 日所發佈的命令，指定貸座敷 得以開設的區域：「下列各街納入艋舺街貸座敷指定地：直興街、歡慈市街、大溪口 街、凹斗仔街、舊街、廈新街、水仙宮口街、頂新街、大象廟口街。」（臺北縣令第 41號）而一旦劃定，「貸座敷營業需於指定區域內，娼妓不可於娼館外營業。」²⁵限 定了合法妓院的設立許可範圍 。在指定區域以外營業的貸座敷（娼館）皆屬違法。

（二）隔離（視線、空間）

娼妓的活動除了必須限縮在遊廓之內 ，娼妓的肢體活動也必須和社會大眾的視線隔 離開來，〈貸座敷與娼妓取締規則〉第九條中規定，「不准令娼妓在人群來往醒目之 處站立或徘徊。不准向往來之人勸遊興。」除了不能在公眾面前暴露自己工作中的 任何舉動，還要再加上個人人身行動的限制。娼妓不僅不得於貸座敷外營業 ，同時 也「不准擅自離開貸座敷指定區域外 ，若為看病或其他特殊情事需稟明 該管警察署 或分署。」

25 臺北縣報甲一號到甲七號原件缺失 。參考台南的〈貸座敷與娼妓取締規則〉。（台南縣令第 10 號，明治 31 年 5 月 20 日）

而遊廓區域作為一個空間整體 ，也得要藏在街廓的立面之後，以一間店屋進深之長 度（15K，27.3 公尺）和外部作為區隔，在人口密集的艋舺，沒有多於空間進行溝 渠、土堤的工事，於是一般街屋成為了圍閉遊廓的牆壁 ，不讓遊廓吐露一點內部的 逸樂遊興，和外界空間徹底隔離開來 。

圖 二-4 艋舺遊廓地市區改正變更圖

圖片說明：本圖成圖時間沒有明示，但根據圖上「市區改正」用字，應為 1905 年後市區改正時 期計畫草案之一。本計畫之目的為在遊廓中開闢新道路 ，使遊廓再細分。圖上的尺度單位「K」

指「間」，相當於 1.82 公尺。15K 則為 27.3 公尺。註：本圖比例尺未依照 1/3000 原圖幅比例。（圖 片來源：台灣總督府檔案公文類纂，轉引自徐裕健，1997，圖說：ibid）

指「間」，相當於 1.82 公尺。15K 則為 27.3 公尺。註：本圖比例尺未依照 1/3000 原圖幅比例。（圖 片來源：台灣總督府檔案公文類纂，轉引自徐裕健，1997，圖說：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