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家司法：傳統中國法的判例文化
第三節 儒家司法的目的與監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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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服上級並發揮其效用148。同時這些案件經由層層的司法官僚判斷，可能從成 案確認為「通行」或上升為「定例」。體現出皇帝與上級司法官僚對於「量情」、
「量刑」的控制循環，以確保統治與社會秩序的穩固。否則當「量情」、「量刑」
流於恣意，讓人民情感上不平，而覺得有冤不能伸、天理難容，皇帝統治的正當 性將受到挑戰，上天可能降下災難，社會可能會發生動亂，甚至革命149。
第三節 儒家司法的目的與監控機制
一、維持皇權與社會秩序
儒家司法的目的即是維繫專制統治與皇權，由於「階級服從」的思想或差別 性的行為規範，成為統治者的「最愛」150，而且「法律只能控制人的外在行動，
『經義斷獄』才能深入人的內心」151。如學者陳惠馨指出清朝法律透過「例」的 發展，使三綱五倫等儒家價值體系，在清朝發展成絕對性的君權、父權、夫權的 現象152。帝國藉此確保儒家司法能夠維繫皇權與社會秩序。帝國皇權與儒家司法 可謂緊密結合，透過龐大的帝國行政官僚體系，來維護儒家司法的運行與監控。
帝王透過國家權力，將君臣、父子、夫婦、男女、兄弟的尊卑等級秩序，以 及權利義務的不對等關係，作為一種人民必須普遍遵守的規範，並由國家強制力 予以貫徹落實。並且透過司法行政活動，漸透到人民日常生活、風俗習慣與行為 規範中，講究情理及經綱常禮教馴化的個人，積累成一種特殊的法文化結構153。
傳統中國司法實是行政事務的一環。以最近之清代為例，中央司法機關為三 法司，即刑部掌司法行政、審判與修訂律例、大理寺（大理院前身）掌覆核、都 察院掌糾察，彼此間有監督制衡關係，其中以刑部權重，亦是司法權的主導機關，
其上即集權於一身的皇帝，握有最高司法權154。從刑部權重、皇帝握有最高司法 權，可見傳統中國以行政主導司法的特質，或者司法審判實是一種行政業務155。
148 參見 寺田浩明，前揭註 142，頁 99-103。
149 參見 寺田浩明，前揭註 142，頁 111。
150 王泰升（2009），《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40，台北：元照。
151 余英時，前揭註 132，頁 36。
152 陳惠馨，前揭註 126，頁 132。
153 參見 黃源盛，前揭註 144，頁 93、111。
154 參見 黃源盛，前揭註 121，頁 3-7。
155 王立民（編）（2009），《中國傳統偵查和審判文化研究》，頁 261，北京：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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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的「權力分立」是為了職能分工，而機關間之「權力制衡」是為了 維繫專制皇權而設，皇帝為避免單一機關權力過重，危及專制皇權秩序而分設機 關，並使這些機關間相互監督制衡，來維持專制皇權秩序156。
傳統中國的治理觀是「明主治吏不治民」，亦即帝王不必親臨治理人民，治 國只要能把官吏管理好，就可以透過這些官吏治理好黎民百姓。因此，帝國皇權 都會特別強調治吏的重要性。設計繁複的制約官吏的法律和制度，關注對官吏的 失職、擅權、貪腐進行懲罰，故而傳統中國有發達的監察御史制度、官吏考核制 度與迴避制度157。
針對司法官僚的層層考核亦是為了維持統治與社會秩序所需，因此在審判實 務上會出現諸多行政管理考核機制，這在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中，已是一種必要 的建制。演變至清朝的時候，由於其以異族統治，為維護其政權，對於官僚施予 嚴密的監控，對中央官員施予「京察」、對地方官員施予「大計」等不同方式定 期考核158。三品以上官員自陳政績，由皇帝裁決；三品以下官員，由各部門主管 官初考，給予評語，註明成績，送吏部會請都察院覆議，再上呈皇帝159。可推知 儒家司法有龐大的行政體系支援運行，同時在治吏牧民的思維下，亦受到嚴密的 監控，而其目的是為維持皇權與社會秩序的穩定，維護皇權對於帝王而言才是真 正目的，而穩定社會秩序是為了避免一旦社會秩序不穩而波及統治正當性。
二、監控機制：審限、審轉、審結、上控與京控
大清帝國皇權的監控機制，其嚴密程度呈現在幾個面向：首先是審限，細事 的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處笞、杖以下刑罰由「州縣自理」；命案、盜案和 其他應處以徒罪以上刑罰的案件則要送上級覆審。其次，送上級覆審即為審轉覆 核制，必須逐級上報覆核，上級批准後才算是確定。接著，審結制度要求官吏在 立案一定期限內審理結束。最後，人民在不滿地方官員的處理，容許其採取「上 控」或「京控」。
156 孫季萍、馮勇（2010），《中國傳統官僚政治中的權力制約機制》，頁 402-426，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157 參見 何勤華、陳靈海（2009），《法律、社會與思想：對傳統法律文化背景的考察》，頁 321-322，
北京：法律出版社。
158 關於京察與大計的內容與方式，參見 古鴻廷（2005），《清代官制研究》，頁 111-115，台北：
五南；孫季萍、馮勇，前揭註 156，頁 240-257。
159 孫季萍、馮勇，前揭註 156，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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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限制度
帝國皇權基於分工與案件控管的必要，將案件類型大致可分為「州縣自理」
的「細事」與「轉審覆核」的「重罪」。此不能以現代民、刑做簡單的劃分。
「州縣自理」的「細事」，包括戶婚、田土、錢債、鬥毆、賭博等事項，以 及其他處以「笞」、「杖」處罰的案件（皆是打臀部，差別在笞是打五十以下，杖 是打六十至一百之間）。「轉審覆核」的「重罪」，包括謀反、叛逆、惡逆、殺人、
強盜等罪項，以及其他應處以「徒」（徒刑）、「流」（流放）、「死」（死刑）處罰 的案件160。州縣自理的案件，州縣官享有便宜處置的空間，處理方式有二：責懲 後作出裁決或調處息訟（調解），一般多採後者。調處不必受律例條文嚴格的拘 束，多因應當地民俗風情，而做合乎情理的決斷161。
（二）審轉覆核制度
審轉覆核制度162，是指州縣官受理處以徒刑以上的重罪案件，經過審理之後 作成擬判，必須逐級審轉至有權批准的層級覆核，方為完成且有效的裁判程序。
其案件分級如下：徒刑由省級督撫審決，流刑由刑部覆核，死刑由刑部和三法司 題奏，由皇帝做最終裁判163。若刑部或都察院等中央司法官員認為案情事實尚有 疑慮或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可逕自退回地方督撫重議，即「部駁」與「院駁」164。
儒家司法運作之預設，即是官吏職司審判時，基本上是皇帝本人意志的延伸。
因此，每一個案件其實都是皇帝本人親自裁判。然而，這在事實上並不可能，所 以制度設計上針對特別案件予以劃分，細事事項基本上不會立即危急帝國統治正 當性與社會秩序，所以給予州縣自理的空間，而重罪事項是涉及謀反、判例、殺 人等可能直接危急帝國統治正當性與社會秩序，就必須嚴密由上級監督控制165。
160 參見 黃源盛，前揭註 144，頁 107-108、325-329；陳惠馨，前揭註 152，頁 156。
161 黃源盛，前揭註 144，頁 327。
162 審轉覆核制度，適用於垂直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至於中央平行的覆核監督機制，則是刑部審 判者，送交大理寺覆核，若有不當可駁回刑部更審，二者決斷皆受都察院監督，若有違誤可 為彈劾，此並非審轉。詳細參見 黃源盛，前揭註 144，頁 320-321。
163 黃源盛，前揭註 144，頁 325。
164 邱澎生（2009），〈明清訟師的興起及其官司致勝術〉，《歷史人類學學刊》，7 卷 2 期，頁 49。
165 參見 寺田浩明，前揭註 142，頁 111；徐忠明，前揭註 145，頁 2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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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結制度
審結制度，即對於辦案、結案期限的控管。為了確保州縣自理案件的審理品 質，不讓州縣官在便宜操作過於恣意，以致當地人民的情感不平，或濫權將應審 轉案件當作自理案件，尚有對於省、州、縣自理案件的管理與查核制度，不但要 求州縣官逐件登記，並且每個月必須於循環簿註記辦案進度，已結、未結之理由，
並於月底送交給直接上級查核註銷，遲延不結者，將受到議處166。同理，審轉覆 核案件亦有適用審結期限，審轉案件的司法文書亦須註記是否「尚在限內」，也 必須清楚交待命盜等重案的審理期限167。
以清代知縣為例，正七品，掌管一縣之稅收、訟獄、教化百姓等，綜覽行政 兼理司法權。其上級長官督撫對其有任用調補權、監督考核權，可督促其辦理訟 獄不得拖累，其整體工作成績優劣，由督撫掌理並陳報吏部。知縣審理訴訟案件，
如何審斷、已結及未結案件，均應逐日登記，按月造冊，該管府州按月提取查看，
並派員逐一查核，有未結案件限期催審，造冊報銷，如有遲延，便予以彈劾168。 因此，負責審判實務的司法官僚，斷獄理訟成績即為考核重點，影響到其陞 降調動，同時也影響基於身分地位所能享有等級差別的權力與利益，無論有形的 身分利益或無形的心理殊榮，都促使這些司法官僚追求考核成績。
（四）上控與京控
清帝國時期，人民對於州縣自理案件、地方督撫對於徒刑案件的處理感到不 滿意，在省內府級以上衙門可為「上控」，或到北京「京控」，爭取皇帝對於該案 的關注169。在官僚體系內部控制之外，增加皇權對地方監控的機制。
166 參見 陳惠馨，前揭註 152，頁 159-160。
167 邱澎生，前揭註 164，頁 51。
168 古鴻廷，前揭註 158，頁 225-227。
169 邱澎生，前揭註 164，頁 55；關於京控制度的專論，可參考 Jonathan K. Ocko（著），謝鵬程、
Jonathan K. Ocko（譯）（2004），〈千方百計上京城：清朝的京控〉，高道韻、高鴻鈞、賀衛方
（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頁 512-551，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譯自：Jonathan K.
Ocko, I'll Take It All the Way to Beijing: Capital Appeals in the Qing, 47(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1, 291-315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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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整理，可了解到對於儒家司法的裁判監督機制，是透過司法行政層 級嚴密的監控，這與現代司法制度是由審級控制裁判與救濟是不同的思維。審限、
審轉、審結乃至於京控，其主要都是與帝國皇權透過司法行政監控審判實務，而 其目的並非出於審級救濟人民權利，而是在調控人民的情感不平，以穩定社會秩 序，並維護帝國統治的正當性，鞏固皇權。儒家司法的判例文化，從法律思維到
審轉、審結乃至於京控，其主要都是與帝國皇權透過司法行政監控審判實務，而 其目的並非出於審級救濟人民權利，而是在調控人民的情感不平，以穩定社會秩 序，並維護帝國統治的正當性，鞏固皇權。儒家司法的判例文化，從法律思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