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訓政司法： 從黨國威權到司法內部控制
第一節 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與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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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訓政司法：
從黨國威權到司法內部控制
本章主要討論訓政司法的興起、強化與轉變，如何從黨國威權的行政權控制 轉為司法內部控制。本文發現維繫訓政司法的內部控制與規訓機制，與判例制度 相涉者有維持率、辦案成績、候補（試署）法官書類送審制度。本章將論證在此 訓政司法下判例文化的現象與影響：法官階級化、法官公共論壇與溝通機制的封 閉以及事實認定尤其是區辨事實的棄守。
本章第一節交待大時代的背景（訓政時期），最高法院與司法院的設立與職 權，審判權與解釋權分立的過程。第二節討論訓政司法的興起與司法黨化工程二 者間的密切關係，並說明司法黨化如何全面擴張。尤其當時司法行政首長居正意 識到判例的重要性，試圖透過黨義判例、裁判黨化，形塑出黨義決獄，維繫其統 治正當性，促使黨義成為司法體系於解釋法律與溝通對話的前提。接著說明威權 體制下訓政司法如何被強化。第三節則討論最高法院判例選編流程，從威權體制 到民主化的轉變，而其司法行政作用的本質卻始終不變，並且其法律位階卻是不 斷上升的過程。第四節討論訓政司法如何轉為司法體系內部控制，而其規訓機制 又是如何。第五節總結前述並歸納訓政司法下判例文化有什麼現象與影響。
第一節 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與司法院
一、最高法院與司法院的設立
1927 年 4 月蔣介石所率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後，於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史 稱寧漢分裂），蔣介石以南京為基礎，以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或者代表 中華民國的正統自居。故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後，不但以國民政府發布「從前施行 之一切法令除與黨綱主義或國民政府法令牴觸者外暫准援用令」227，更於 1927
227 參見 張研、孫燕京（編）（2009），《民國史料叢刊 5：增訂國民政府司法例規（一）》，頁 661，
鄭州市：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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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5 日，公布《最高法院組織暫行條例》，11 月於南京設最高法院以代大 理院，意味著北京政府大理院所代表的司法高權，已為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所取代。
故而，最高法院有統一解釋法令之權，此時最高法院所為統一解釋法令貫以「解」
字，有別於大理院解釋「統」字。
當北伐完成，1928 年中國形式上統一後，國民黨通過《訓政綱領》，依孫文 遺教宣示進入訓政時期「以黨治國」、訓導人民行使政權，並著手將中央政府編 制為五院（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皆隸屬國民政府，由國 民政府總攬治權。國民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指導、監督國民政府行使治權228。
旋即國民政府於 1928 年 11 月 17 日成立司法院，司法院下轄司法行政部、
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行使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之權，
所為解釋冠以「院」字，而自第 2876 號（1945 年 5 月 4 日）後則改冠以「院解」
字。首任院長王寵惠（任期 1928 年 11 月－1932 年 01 月），其任內著手「司法 黨化」工程。因應司法院的設立，同年 11 月 17 日公布《國民政府最高法院組織 法》，確立最高法院為終審審判機關。解釋權與審判權自此形式上兩立。
最高法院之外創設司法院，乃係為因應孫文學說之「權能區分」、「五權憲法」
的理論。司法院設立時，將職掌最終審判權的最高法院隸屬於司法院，而審判權 既由最高法院職掌，司法行政權則統由司法院負責。然而卻被切割成「最高法院」
與「高等以下各級法院」之司法行政，前者由司法院直轄，後者則由司法行政部 所管。故而，同時存在司法院與司法行政部兩個性質上均屬司法行政權的機構。
最高法院歸司法院院長督同最高法院院長監督；高等以下各級法院則歸司法行政 部監督229。
司法行政部並非一直隸屬司法院，其間有幾次變更。首次在 1932 年元月司 法行政部改隸行政院，於 1934 年 10 月 17 日又改回隸屬司法院，最後於 1943
228 關於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詳細論述，參見 王泰升（2009），〈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
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5 期，頁 69-228。
229 王泰升（2007），〈清末及民國時代中國與西式法院的初次接觸——以法院制度及其設置為中 心〉，《中研院法學期刊》，1 期，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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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月再次改隸行政院230，意味著高等以下各級法院之行政監督歸屬行政院院長，
受制於行政權。直到 1980 年 7 月 1 日審檢分隸政策，才將原本隸屬於司法行政 部的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改隸於司法院，而將司法行政部改制為現今之法務部，
司法獨立才在形式上確定。
二、司法院的職權之一：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
司法院之職權主要有三種：其一，關於主管事務之法律案的提出；其二，關 於特赦、減刑及復權之建議；其三，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
關於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由統一解釋法令會議行使。此會議之組成由 司法院院長、最高法院院長及各庭庭長組成，以司法院院長為主席。其程序開啟 是由政府機關就其職權之法令條文，向司法院或最高法院請求解釋。司法院或最 高法院收到聲請之後，按其性質發交由最高法院民事庭或刑事庭庭長擬具答案，
經各庭庭長簽名之後，最高法院院長贊同者，由其送呈司法院院長核閱。司法院 院長審核無異後，此項答案，即視為統一解釋法令會議議決案。若司法院院長或 最高法院院長或過半數以上之庭長，對此答案持有異議時，則由司法院院長召集 統一法令解釋會議議決之。司法院院長亦得依職權，臨時擴大會議人員，召集最 高法院全院推事加入會議覆議231。
判例之變更亦由統一法令解釋會議議決，會議及覆議程序，與前述解釋法令 過程相同。然而，比較不同的地方是，判例之變更應由司法院院長主動提出，或 者由最高法院院長呈由司法院院長提出。解釋法令則是被動等待政府機關向司法 院或最高法院提出統一解釋請求，程序才開始。1928 年 12 月至 1932 年 1 月期 間，擔任司法行政部次長兼任法官訓練所所長的謝瀛洲認為，此種限制乃是為了 避免立法權被侵蝕232。不過，事實上訓政時期從未有過判例變更的案例。
230 司法行政部（編）（1972），《動員戡亂時期司法行政紀要》，頁 17-18，台北：司法行政部。
231 謝瀛洲（編）（1931），《國民政府組織法研究》，頁 42-43，上海：華通書局。
232 謝瀛洲（編），前揭註 231，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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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解說，可以有以下發現：其一，解釋權與審判權雖然形式上分成司法 院與最高法院行使，然而還是在同一個司法專業社群決定，解釋權與審判權實質 上仍可謂合一。其二，司法院院長的職權於統一解釋法令會議，有極大的權力。
謝瀛洲對於司法院院長何以應有如此權力，提出下述解說233： 此其原因，甚為簡單，解釋權之行使，常足以左右法令之意義，甚 或變易其本來之真相。對於不合社會潮流之法律，常有藉解釋一途，
謀補之方法者，故解釋之結果，幾與創立新法相等。因此，在訓政 時期，不但剏[創]立法律須依據最高黨部之意旨，即解釋法律，亦 須依據最高黨部之意旨，而最高黨部之意旨若何，惟司法院院長知 之最切，為謀黨政意思之一貫，故不能不予司法院院長以左右統一 法令解釋會議之大權。
訓政之目的係為使人民將來有足以運使政權的政治知識、能力，以達成「憲 政」並「還政於民」的終極目標234。國民黨即負責此教育訓練，由其擔負監護人 之責任235。同理，訓政時期的司法，基於以黨治國的理念，對於法官的培訓也是 環繞此目的而設計。法官進行審判、解釋法律之際，也不能脫逸國民黨黨義，為 了控管終審法院的法律詮釋權，故制度設計上，讓必為國民黨中堅的司法院院長 有如此大的權力。
此外，為了完成上述訓政之目的，司法黨化則是最重要與總括性的手段。由 於時間點上適逢訓政時期，而且訓政本身由其目的，在司法方面又有其特別的手 段與進程，本文將此現象稱為「訓政司法」，並以此為作為分析概念。
233 謝瀛洲（編），前揭註 231，頁 43-44。
234 王泰升，前揭註 228，頁 85-86。
235 謝瀛洲（編），前揭註 231，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