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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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從大方向來談，本文有以下研究建議，供有興趣研究者參考：
第一，本文嘗試透過以判例制度來談規訓機制，並透析其背後的規訓權力運 作，在成就成果上確實有不少發現。然而，且不論規訓權力是否只有本文所述三 種，即使規訓機制，在不涉及判例制度部分，仍然有許多可討論者。例如：法院 分案規則、案件管理與事務分配等，都可能與規訓機制有關，都可能與法官階級 化有關。
第二，本文研究範圍主要在普通法院體系，行政法院體系則沒有特別予以討 論。若能進一步對行政法院體系為研究，或許有更多其他發現，或者證實、或者 證否本文所論，並可為比較研究。
第三，本文研究實證研究的時間範圍，主要是聚焦於晚近二十年，至於二次 戰後與解嚴前（1945 年至 1987 年）的規訓機制，其實並不是算完整的論述。本 文彌補此段時間的方式是透過史料與法官回憶錄，至於更為實證性的考察，礙於 時間與資料限制，一來適合的訪談者可能多是年高德卲的司法前輩，筆者未必仍 取得其信任並接受訪談；二來即使願意受訪，也恐由於已是相當久遠之事，通常 對於規訓最有感的階段是在最初進入實務工作的前十年（按台灣司法體系從候補 到實任法官目前最快也要七年），歷經三、四十年的審判工作，恐怕已無法憶起 當時感受。如果這些年高德卲的司法前輩有朝一日出版回憶錄、日記到一定量的 時候，或有進一步研究的可能。
此外，本文最大的侷限性，即是受訪者的代表性是否充足，因此只能暫時性 忽略代表性問題，而是從他們的回答能夠呈現出多少經驗與感受，去發掘具有的 共通性與差異性，並思考其背後可能的文化預設，深描出就本文範疇內所可以推 知極限的判例文化樣貌。如果有志者能夠擴大更多的樣本數與新的研究方法，或 其他研究取徑，當可對本文成果為證實或證否。
第四，規訓機制的比較研究，例如司法體系樣態與台灣相近且同為繼受法國 家的日本，其司法體系的行政控制或許不比台灣少，兩國的比較研究或可有更多 發現。是否同處在同一個文化圈（東亞、儒家文化），相同與不相同的各是什麼，
然後又是為什麼，再來討論彼此歷史、社會發展脈絡，如何導致這些同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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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這是一個可以嘗試進一步研究的議題。例如就法安定性上討論，本文 提出訓政司法下的法安定性，是構築於權力關係、階級秩序之上。事實上，儒家 司法更是如此。那麼，曾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其法安定性是否某個時期，
或者現在仍然是構築於權力關係之上？此問題亦值討論。
第五，一則不斷被援用並肯認的判決先例，其實不僅只有法官投入其中，審 判活動是多方（諸如法官、律師、檢察官、當事人、專家學者）互動參與過程與 溝通對話。在案件爭議發生時，確認有無先例；審判開始，參與辯論與對話；審 判結束，此則裁判可能因社會實踐與廣被承認，而成為一則不斷被援用並肯認的 判決先例。其形成端不在審級高低，而是整個司法訴訟過程中所有參與者的努力 共構。因此，這個支配性見解更有可能來自於一位律師，因為只要律師於書狀中 提出某些爭點、判決先例、法律見解，法官是不能迴避的。律師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是較少討論的，誠值有志者進一步去討論律師對於促進法律見解、法律續造，
乃至於社會變遷所扮演的角色。
（二）從本文章節議題來談，則有以下研究建議，供有興趣研究者參考：
第一，決議機制的研究。如果能取得決議的會議紀錄，即可以從會議紀錄中 最高法院法官發言，去做文本分析研究。其重要意義在於，最高法院法官如何進 行彼此說服的過程，此過程是否考量到當時社會民情、輿論的因素。類似問題，
前後卻出現不一樣的見解時，是否與時代變遷、社會變遷有關，或者更有可能的 是，這個決議結果是人為操作而來。亦即，透過議程的操控、決議投票方式的改 變、提出的各說數量，會有什麼結果出爐。這些議題都是目前尚未被探究的。
第二，考績制度廢除之後，司法體系對於優良法官是否會有新的想像，而審 判實務在考績制度廢除，對於規訓機制如何影響與轉換，若干年後可就此議題進 行實證研究。
第三，關於大理院推事如何扮演轉譯者的角色，將繼受法制融入當時的中國 社會之中，又或者如何進行本土化的工程。本文提出這個「如何」是透過判例制 度，是透過占用傳統元素，進加以轉化續造儒家司法的溝通機制。不過，這個「如 何」是可以有精緻與細部的研究，這是本文時間與篇幅所無法顧及者。進一步的 研究是，找出當時人對於判例的討論，找出當時大理院推事的相關論著，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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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某則判例、判決的討論。以此文本透析大理院推事，在面臨一個個案時，涉 及中西古今法律文化觀念之間的思索，他們怎麼討論、思考與如何去做價值取捨，
最重要的是，以此發現他們如何操作轉化、轉譯的工程。
第四，關於儒家司法中判例文化的比較研究。本文發現到以征服者之姿，統 治中國的王朝（遼朝、金朝、元朝與清朝），判例法都有相當的發展。此種特徵，
與英國判例法之所以發達有類似的情境，1066 年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
英格蘭之後，採取習慣法來維持其統治正當性。若從法人類學或法社會學角度對 兩者加以比較分析。或許可以反思中國判例法的發展，背後其實透露中國的征服 王朝，為了維繫統治正當性，而發展出判例法，而其極致便是大清律例模式。
（三）大哉問：
第一，法官社群在社會屬菁英階級，尤其目前法官多出身中產階級以上，其 所形塑的菁英階級意識，會不會造成審判上的落差？尤其是在認定事實方面，因 為他們可能無法體察到弱勢階層的生活困境，用著自己所體驗的世界，來看待眼 前的當事人。
第二，台灣民主憲政的本質與實質問題。就憲法條文而言，明白揭示社會福 利國原則，然而，實質上我們的民主憲政體制更趨向於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式。
在這樣的民主憲政體系下所產生的憲政司法，是否也會強化法官對於資本主義、
新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的信仰呢？而這又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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