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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強調此二類範疇在結構上的交織但仍可辨識，哈伯瑪斯即把馬克思對 勞動以及因勞動過程而確立下來的社會關係，進一步轉為分屬不同脈絡之下的 結果，也就是社會勞動做為關乎生產而進行的活動，不論是單獨的行動或是策 略性的分工合作，遵循的都是工具合理性規則；同時，他並指出在社會關係的 形成過程仍有另一項影響因素，也就是說關於產品的分配上，是按照另一種規 則的，也就是它並不是基於勞動的規則，而是基於人們的需求而建立起的規 則，而需求的分配是按照溝通行動的規則而進行，它涉及的是人們之間因為相 互理解，以及彼此間因期望或要求而形成的規範結構。
此二範疇的區分，亦成為哈伯瑪斯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核心──歷史唯 物論──時的有力支點。哈伯瑪斯即從歷史唯物論中的核心概念中提取出有益 於社會進化的理論要素：第一步是將人類勞動緊縮為社會勞動，並進一步分析 出兩類遵循不同規則的理性行動；第二步，過去以單一的意識、主體性哲學做 出語言的轉向，提出具互動概念的互為主體性來補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活 動，並將類主體重建為以互為主體性網絡為基礎的語言意識結構；第三步，通 過這個擁有共同的符號語言所建立起的互為主動性結構，來說明社會進化的可 能性，結合精神三層面的形塑過程，將社會發展變化歷程類比於個人社會化過 程，且不再視社會某一階級或集團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而是視危機本身的 產生與克服即推動社會進化的動力，並且強調能夠克服危機的領域，並非是依 工具理性或策略理性規則而行動的領域，而是依相互期待、承認的溝通理性規 則而行動的領域，藉此點出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習得、累積的知識是根植於人與 人之間來往溝通的互動網絡，也是克服社會發展過程的危機、推進社會進化的 關鍵。
（六）方案再思考
可以說，能夠引起越多批判的理論，其實也是影響越多層面的理論，哈伯 瑪斯對勞動與互動的區分、對行動主體問題的回應、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路 徑，甚至是他對馬克思理論的詮釋等，都引起不少的討論與挑戰。
比如，哈伯瑪斯對勞動與互動的區分，即曾讓人以為以此區分來貫穿其理 論架構是一種過於粗略的劃分282。如 A. Giddens 即曾指出，哈伯瑪斯對勞動與 工具理性行動、生產關係與互動或溝通行動的連結甚至等同其實是一種未加說 明的混淆283，因為韋伯式的目的—合理性行動與價值—合理性行動的區分，是 屬於在分析上、理念上的行動類型的區分，但馬克思所指涉的勞動、生產等概
282Haberma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William Outhwait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17.
283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John B. Thomposon & David Held 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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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明顯並非屬於此種分類，而且更多時候馬克思所指涉的勞動生產是在一定的 社會脈絡之下的活動，但哈伯瑪斯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卻未能多加說明與釐清。
類似的質疑，也出現在哈伯瑪斯在指稱互動、溝通行動與語言之時，將此三個 概念做出等同傾向的分析之中284。
筆者以為，哈伯瑪斯不若馬克思將人類歷史還原為僅僅為求生存的活動為 出發的勞動歷史，而意識亦不僅僅是從勞動中分離而能自行從事獨立的意識活 動，哈伯瑪斯皆將之標示上理性的形式，或說一定程度上是合乎理性、與理性 有一定程度相關連的，因此，關於勞動與互動的劃分，是受到法蘭克福學或說 韋伯的合理性概念所影響，因此勞動對哈氏而言，即不脫理性的行動，不論是 為求生存而有的生產活動或是溝通，皆是在理性運用下的行動。如此，筆者以 為，與其說是將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相混淆，應該是說哈伯瑪斯將合理性置為 個人與社會發展下的各類型活動皆隱含的特徵。
當然，若說哈伯瑪斯就將人類的活動做了截然的二分卻也不盡然，事實 上，哈伯瑪斯並不否認人類的實際行動，的確是一種複合的狀況（即無純然的 某一類型的行動），依工具理性及溝通理性的劃分是對於構成行動的要素的概 念上的劃分，就如社會的勞動在現實中同樣是一定程度的涉及了人際間的互 動，我們從哈伯瑪斯對策略行動的分析即可得知，當由互為主體性所構成的網 絡在人類社會中形成規範時，這樣的規範結構對那些將並非以溝動行動有效之 前提要求為己身要求的策略性行動，依然能夠起規範的效果，也就是將之納入 屬於互動範疇所影響的領域。
就像前文已提過，勞動與互動的區分本身仍是帶有其不明確處，是一組介 於實際與理念之間的類型區分，因此其原則方向的宣誓性的意義大過於將它落 實，即對越來越朝向實效性邁進的社會一種警醒，對互動或是溝通行動的強 調，就意味著在越來越多的活動領域或公共領域中的活動，將不是以快速達成 意見為目標（甚至是已經有了一定的底案，而為了這個底案而快速通過），而 是以充分討論為目標。但這樣的目標即使被肯定了，但接下來的落實的問題似 乎又可能將它推回至僅是原則宣誓的地方。
但是，若是勞動與互動之間的區分在很多方面上就有定義不清之處，而這 樣的定義不清便有可能影響其落實的方式。像是混淆在理想類型上與實際行動
284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ry Anderson,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60-61。作者在論及哈伯瑪斯對互動到語言之間的關連時，即認為哈伯瑪 斯在社會互動與溝通行動與語言結構之間做了關鍵的轉換，首先是社會互動即指向了溝通，其 次將溝通等同於語言，在這樣的概念轉換之下，哈伯瑪斯遂宣稱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與定義之 中（如在對歷史變遷過程中發揮主導的原則、在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組構上），溝通的功能相 較於生產的功能即具有相當的優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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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區分，也就是說人類的諸多行動其實總是已經處於互動的網絡之中，其 次，哈伯瑪斯的二分習慣，也延伸至其他的概念對比之中，因此他可以將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等同於溝通行動，將互動領域等同於以互為主體性的語言結構，
而將此一領域的問題視為是有關實踐性知識的問題。這樣的二分與大致等同的 方式，也許利於理解歸納（因為非此即彼，即然不是屬於工具合理性的，那麼 就是屬於溝通合理性的），但在對於真正要對一個實際行動的分析上，就會產 生一定程度的曖昧不明性。若我們同意可能會有一種非純粹工具性的行動，那 麼非純粹的溝通理性的行動也成自然，最後我們都會承認，每一個人的任何一 種行動，或多或少都滲入這兩種合理性的規則於其中。而當我們的行動或多或 少也遵循這兩種合理性的規則時，那麼我們評判一個行動的好壞、美醜、對錯 時，似乎用對這一行動本身的工具合理性或溝通合理性的比較多或少來評價 時，又會產生一定的不確定性。
但這種不確定性是否會影響其劃分方式的成立與否？筆者以為，這對哈伯 瑪斯而言並不構成問題，因為不論是難於或易於判斷或評價，事實上都肯定了 以此一方式進行評價的可能性，換言之，或許哈伯瑪斯所重視的是，不論遵循 的規則為何，身涉其中的人都可以對該行動提供能夠說服人的理由，以清楚展 示自身可供再批判的立場。而這就是哈伯瑪斯所強調的，具以解放為旨趣的批 判理性所扮演的角色。
至此，即可看到，哈伯瑪斯對於人類理性所抱持的態度是相當正面，且寄 予相當程度的厚望，因為唯有理性能對自身的立基進行批判反思，能夠在不預 設任何立場之下取得一特殊立場。哈伯瑪斯將人類的行動層次皆拉至理性或說 合乎理性的層次之上，這樣的脈絡從知識與旨趣連結上可以清楚看出，哈伯瑪 斯以理性做為自身的旨趣，以及批判首先即是對自身的正當性、合理性與否的 反思，而到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連結時亦是如此，因此，以理性為人類的理論 與實踐及發展動力為特徵。
不論隨著社會如何的發展變遷，在此發展過程中，唯有能在一個不是主體 欲對自然客體達到控制為優先考慮的領域中，或說唯有能在一個以溝通理解為 優先目的之領域中，才能夠取得相互承認的關係並將之規範、制度化，從而解 決個人及社會的問題。而這即是能夠推動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環節。
不過，哈伯瑪斯的對社會進化論的重建方案當然不僅止於此，讓我們做個 簡單回顧：首先是研究對象的確定，精神型塑的發展與同一的模型，他進一步 設想為一個以互為主體性的語言符號所建起的結構，他並將此視為一個可以同 時從社會與個人角度觀察的結構，而此一結構是由語言、認知與行動所共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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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起的、體現了合理性的結構。
其次是將社會進化的實際過程與各階段的區分，他將之分為社會進化的
「發展邏輯」與「發展動力」，此一區分主要是為了找出屬於社會發展過程 中，其內在結構形成的原則與次序，另方面也是為了解決歷史的偶然性或必然
「發展邏輯」與「發展動力」，此一區分主要是為了找出屬於社會發展過程 中，其內在結構形成的原則與次序，另方面也是為了解決歷史的偶然性或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