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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研究對象的範圍定義，即是屬於群體人類所處的社會整體的變遷發展 的軌跡，因此，從他對人類勞動或歷史發展的概念釐清上，我們都可以看出，
他是從已經初步進入了社會化狀況的勞動與歷史概念的定義出發，也就是說，
哈伯瑪斯是從人類社會之所以成為別於其他動物社會的人類社會，在社會的組 成特徵上是有其獨特之處。
此節將從哈伯瑪斯對馬克思的重要概念的範疇性區分出發，來看哈伯瑪斯 重建歷史唯物論為一個更適宜解放與達成其目標的社會進化理論的脈絡。簡單 說，哈伯瑪斯的重建脈絡，是將馬克思的批判性理論放入依照合乎理性原則與 規範的發展脈絡之中，將其擴為同為遵循理性的兩個面向的發展，並將關於社 會進化的可能性，從勞動面向轉而繫於人類理性的相互理解、承認與尊重的溝 通向度。在評估人類社會發展層級的基準，即從生產方式的進步轉為實踐、道 德規範的完備；而引發社會發展、運動的動力來源，也從源於經濟匱乏而產生 的階級衝突，轉向源於因為被工具理性取向的行動或系統的過度擴張，讓以相 互理解與達成共識為取向的網絡的扭曲而產生的危機、社會衝突。因此一個能 夠以邁向全面解放為目標的社會，除了是建立在物質基礎的不斷提昇之外，同 時也要看到關於道德、實踐層面的發展水平的提昇，也就是關乎人類實踐的規 範結構的轉變。
（一） 從社會勞動到理性行動的範疇性區分
筆者以為，哈伯瑪斯的社會進化理論的基本模型的設想，可以從他對黑格 爾耶拿時期所提出的精神型塑歷程的詮釋中看出其設想之雛型。
從精神的型塑的區分來看，哈伯瑪斯即把握一基本原則，即建構起個人自 我意識又同時是群體的共同意識有三個基本側面，其中語言做為不同於另外兩 個範疇但又交織其中的特殊結構，通過它，各自有其不同運作邏輯與脈絡的勞 動與互動的範疇才得以清楚的展現。哈伯瑪斯即依此而認為馬克思未能識別這 兩個範疇領域，犯了過度化約的錯誤，甚至其後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更是不 加反思的將馬克思的理論做了片面而僵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不可忘記，這樣的區分於哈伯瑪斯而言，即是為了將批判性的社 會理論所擁有的實踐意向保留在理論之中，即人類社會的全面解放同樣繫於社 會發展之中，而他認為若依照馬克思原有的理解，社會的進化或說解放的程度 單從勞動、生產的方式來評估或劃分階段，已經不再適用。哈伯瑪斯會得出此 一觀察結論，自然是與現實社會中的勞動狀況發展狀況相繫。
若我們回到馬克思的勞動概念中，就可發現勞動原本兼有兩層的含義，在 積極面上，他認為勞動是人類在實踐中與外界自然、與他人發生關係、以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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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我肯定的行動，在此一意義上，勞動即是人類藉以建立起自身及其世界觀 的活動，但另方面，馬克思則藉由人類在資本主義中所進行的勞動（即異化勞 動）的批判，揭示了人類勞動在現實歷史中的發展是如何的被抽象成與自身相 疏離、異化的勞動，而唯當這異化的狀況被人意識到，成為客觀且無法忍受的 壓迫經驗時，就成為階級鬥爭甚至是革命行動的導火線。
在 Axel Honneth 的〈勞動與工具行動〉（Work and Instrumental Action）一 文中，就是將勞動概念的發展放到現實社會狀況中做一考察，他認為馬克思對 勞動的考察的經驗基礎，是立基於當時社會中還同時存在手工業與工業兩種勞 動型態，此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剛剛進入工業化階段，因此馬克思對勞動意義的 觀察模型，即是從尚未被切割成一塊塊的機械式操作的傳統獨作性的勞動中得 出，因此勞動者的本身的素質或學習能力（如技術提昇或熟練度增加）與產品 生產有直接的關係，而勞動過程也的確與勞動者自身意識（亦包括了非生產面 的、即道德實踐意識面的學習）的建立有一定的關聯251。
不過，隨著新科學技術的研發、新能源的開發與有效應用至生產過程，再 直到社會的生產模式進入「泰勒化」（Taylorization）發展，原本做為一個整體 的勞動過程，在以追求一定時間內獲至最大效率的生產狀況下被切割、原子化 為一個個簡單的操作行為，這些改變都打破了馬克思時代對勞動概念的原初定 義，也不符合馬克思對解放圖象的想像。意即生產力的發展所衝破的生產關 係，不是帶來勞動者從勞動過程的解放，而是進入更加細緻控管的生產組織過 程，簡單說，與生產力提昇相關的知識、科學技術被集中至少數的管理階層，
而勞動者所進入的更加細緻控管的生產過程，進行技術性操作的生產領域後，
也與原本能從勞動過程達到自我實踐、肯定的學習過程更加疏離了252。
這種勞動過程的泰勒化，在當時的社會研究一定程度上將此詮釋為社會的 理性化過程（rationalization）253，也就是說，隱含在勞動概念中的解放意涵以 及現實狀況中勞動以異化形式的展現，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同工業化發展過程，
關乎人類實踐層面、關乎解放面向的勞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被認為 是經過合理研究與設計後的操作程序，這種經由嚴格的科學研究、設計、試錯 過程所得到的結論，一方面確實革新與提昇了勞動效率與生產，但它帶來的不
251Axel Honneth,“Work and Instrumental Action”,New German Critique, no.26 (Summer 1982), p.36.
252Ibid, pp.37-38.
253如韋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與合理性概念的相連（曾慶豹，哈伯瑪斯與現代性的哲學研 究，台北：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頁四十），而關於哈伯瑪斯對此一種理性化 過程的批判，即是科學的價值中立的預設從方法論成為目的自身，並過度擴張至人類生活實踐 的領域（吳季樹，論哈伯瑪斯前期作品中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1992，頁五三-五四）。在此可看出哈伯瑪斯接受合理性概念做為理論與實踐的批判基 準，但同樣認為關乎道德、實踐領域的價值判斷最終是不能以科學的方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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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類從異化勞動過程的解放，而是將更細緻的對勞動者的控制， 以及讓既有 的勞動內容更加抽象、空洞化。
這種弔詭性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那裡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勞動原初的解 放意義消失在異化勞動的展現中，並且轉為理性或說啟蒙精神的展現過程中，
也就是將整個西方資本主義與工業化社會的發展回溯至人類啟蒙精神的展現，
隨人類的文明化過程，理性一方面是表現為對外在自然的控制的增加，一方面 也是對內在自然控制的增加，而這也是他們將以理性解放為目標的啟蒙精神與 人類的對象化支配結果視為一體兩面的過程。
在此種背景中，哈伯瑪斯承接了將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中的生產性勞動與解 放性勞動概念的區分，並將生產性勞動視為人類依照理性規則設計、組織過後 的理性行動，或者更精準的說，是工具理性行動，它也是為了達成目標而進行 設計的目的理性行動，此類型的活動的特徵，即是立基在主客關係的網絡上而 進行的活動，因而是落至哈伯瑪斯所定義的勞動範疇之中，而他將真正與人類 解放相關的概念，同漢娜鄂蘭（H. Arendt）的區分254一般，放在屬於互動範疇 的溝通行動的概念中。
當然，另一個先前提過的策略理性行動，它除了在經濟領域中進行之外，
最常就是在政治領域中進行著，而哈伯瑪斯則基於同樣的理由，即策略理性行 動所依據的是以達成某一目標為前提下而進行的選擇或是協商行為，而被劃入 勞動範疇中，將策略理性行動視為屬於基於主客關係網絡上所進行的行動。在 他的劃分標準看來，只要不是立基於互為主體性網絡之上，並以相互理解為前 提目標與結果而進行的活動，都是與溝通行動相對的目的合理性行動。
在此，我們舉哈伯瑪斯的〈論權力概念〉（ On the Concept of Power）一文 為例，從韋伯與漢娜顎蘭對政治中的權力概念的不同定義，來看兩種理性行動 之差別，即工具理性行動與溝通理性行動的差別：
韋伯所定義的權力，是強將自身的意欲—不論它是什麼—加諸於他人 的行動之上的可能性。漢娜顎蘭相反，她將權力理解為在無強迫的、
針對某些共同行動的溝通中達成一致同意（agreement）的能力。255
因為韋伯將權力的展現視為一種無關他人與自身的關係的自身意欲的擴 張，就符合了所謂的工具或目的理性行動模型，甚至在以達成共識為手段好間
254漢娜鄂蘭即將人類的活動區分為勞動（labor）、工作（work）與互為主體性的活動
（intersubjective activity）。
255Jürgen Habermas, trans. by Frederick Lawrence, Philosophical- Political Profil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3,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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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達成符合自身利益的行為（如策略性的行動）都屬於此一範疇：
目的性的行動模型則只考慮到心嚮自身的成功而不是想著達成一致同 意的行動者。而似乎只有在為了達到成功的結果，而從功能上需要參 與者時，行動者才容許聚焦於一致同意的過程。然而，這類的一致同 意，也就是在對某人自身成功是有工具上效用的狀況下才有的單邊性 的一致同意，嚴格來說是不包含在一致同意內的；它不符合無強制下
目的性的行動模型則只考慮到心嚮自身的成功而不是想著達成一致同 意的行動者。而似乎只有在為了達到成功的結果，而從功能上需要參 與者時，行動者才容許聚焦於一致同意的過程。然而，這類的一致同 意，也就是在對某人自身成功是有工具上效用的狀況下才有的單邊性 的一致同意，嚴格來說是不包含在一致同意內的；它不符合無強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