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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吸引媒體關注，新聞曝光量不過只有 10.8%，而 CWA 更是一成不到，報導 框架也並非總是與運動構框的方向相同。
從上述的例子可知，運動構框乃是多方角力、競逐的動態過程，但目前有關 社會運動的媒體框架研究大多採兩種進路：其一，從既有的理論文獻中建構框架 類目，再將新聞文本歸入類目中進行統計。其二，直接進入新聞文本中，逐漸整 理出框架的類型與分析方向（盧安邦、鄭宇君，2017）。這兩種進路皆未能突顯 一場社會運動中的各方如何一來一往、你爭我防的動態構框過程，呈現靜態化的 分析傾向（Benford, 1997；郭小安，2017）。此外，儘管框架做為社會運動研究與 傳播研究的共同詞彙，但彼此卻少有理論與分析方法上的對話，郭小安（2017）
因而建議不同學科的框架分析應視為一個公共事件在動態系統中的不同發展階 段，是相互影響而不能割裂的有機整體，兩個領域應當相互截長補短。
第三節 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
在社會運動如何動員群眾的問題上，資源動員論反駁集體行為論，認為社會 運動不是一群未被既有社會秩序整合而脫離出來的原子化（atomized）個體，受 到怨憤與不滿等情緒驅動的非理性行為，而是專業社會運動組織擬定策略、匯集 資源以達成目標的理性行動。然而，資源動員論對於資源如何被動員的微觀過程 卻少有著墨（Donk et al., 2004）。構框理論從微觀社會學與互動論出發，討論社 會運動組織如何建構一套對於當前問題、預期後果與解決方式的理解範式，在個 人的認知層面上進行相關的意義工作，補足了資源動員論缺乏的文化層面。不過 構框理論也常被批評忽略結構因素，將社會性的策略活動簡化為個人意志的心理 活動（馮仕政，2013）。
本章所要處理的第三種理論取徑――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正是 為了處理個體如何參與集體行動的機制，一般來說又分為「運動組織」與「社會 網絡」兩方面（何明修，2005）。此外，動員結構也是社會運動研究中討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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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熱烈、成果也最豐富的理論取徑（Garrett, 2006），因此本節便從組織和網絡兩 方面討論媒介對動員結構的影響。
拜資源動員論所賜，社會運動組織向來是重要的研究對象。Tarrow（1998）
認為一個有效且完整的運動組織包括（一）McCarthy & Zald 提及的正式科層組 織；（二）遭逢對手時應運而生的集體行動組織；（三）一個對外能夠整合不同組 織，對內能夠連結領導者與追隨者、中心與外圍以及社會運動之中不同部分，並 在缺乏正式組織時維持運動存在的「連結結構」（connective structure），至於研究 主題則多圍繞在組織型態、結構與領導權威如何影響動員方式與效果，其中最經 典的議題便是「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寡頭鐵律認為，任何組織在 制度化與常規劃的過程中，都必然朝向「權力結構的集中化」以及「組織目標與 策略的保守化」發展，因而使得社會運動失去其能量（馮仕政，2013）。
寡頭鐵律顯然是組織結構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問題。一般來說，正式組織具 有高度分工、專業化與科層化的特徵，有一個權力中心負責組織事務與決策；後 者與之相反，多出現在專業分工與科層化程度較不明顯，結構呈現扁平化與去中 心化特徵的非正式組織。傳統資源動員論認為，由於每個人所能獲得的資訊和資 源有限，要專業的正式運動組織負責匯集、整合與動員的工作，組織的存在是社 會運動得以發生的條件；然而，許多學者發現不是只有科層化的正式組織才能動 員群眾，像是 1960 年代在西歐以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為核心發展起來的
「新社會運動」5（new social movement）便反對科層化、寡頭化的組織形式，而 是強調成員間的平等關係，採用較具民主精神的投票制或共識決，組織則呈現較 為鬆散、去中心化的結構（馮仕政，2013）。
5 新社會運動是 1960 年代歐陸興起的社會運動理論，相較於傳統馬克思主義以工人與無產階級 為主的社會運動，新社會運動多著重環境、和平、民主、婦女與同志運動等議題。這個「新」大 致表現在幾個層面：在意識型態上，新社會運動並非以經濟衝突、追求物質利益為主軸，文化衝 突與身分認同才是新社會運動的特徵。新社會運動的運動主力也從過往的工人與無產階級，轉變 為學生與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是後工業時代涉及知識生產最主要的一群人。此外，由於新社會運 動拒斥強調階級與統治權力的支配結構，它們多半反對科層化運動組織形式，傾向以共識決、去 中心化、直接民主或輪流領導的方式從事運動（何明修，2005；馮仕政，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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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運動組織在動員過程中扮演要角，它終究無法涵括所有動員管道，更多 時候人們之所以投身某社會運動是受到既有人際網絡的影響（何明修，2005）。
這種憑藉社會連帶（social ties）與信任基礎一個拉一個的動員方式，有時候可能 比運動組織的招募更有效。Passy（2001）認為，社會網絡與互動不僅提供個體參 與集體行動的文化資源，更會形塑人們對社會運動的觀點，影響其是否加入的最 終決定。她指出網絡有社會化（socialization）、結構連結（structural-connection）
與形塑決定（decision-shaping）三個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一） 社會化功能：社會網絡會傳達一套符號意義、慣習與敘事給憑藉著網絡 互動的行動者，同時形塑其身分認同與認知框架，令他們在意義詮釋與 行動定義上更為接近。
（二） 結構連結功能：社會網絡能夠將那些在文化上傾向特定政治議題、具有 被動員潛能的行動者，與參加社會運動組織的機會連結起來，令他們的 政治意識轉化為實際行動。
（三） 形塑決定功能：社會網絡連結行動者的社會位置與其個人偏好，在個體 將網絡產製的意義內化為自身價值時，這些意義也在與他人的溝通過程 之中不斷地被重新定義與闡述，進而影響個體的政治觀點與承諾。
這三個功能具體地說明了社會網絡如何在個人參與以及集體行動之間發揮 作用，連結個人能動性與結構，令我們得悉社會網絡對運動動員的影響（Passy, 2001）。另外，何明修（2005）從 McAdam 於 1982 年對民權運動的研究之中梳 理出社會網絡具有「團結」與「溝通」兩種功能，而這兩種網絡分別基於不同的 連帶關係：團結功能是基於「強連帶」（strong tie），其特色是成員之間有著緊密 結合的情感關係，不僅能強化群體內部的凝聚力，更能在團體之中形成某種價值 規範，使不參與運動者承受相當的道德壓力。溝通功能則以強調異質性結合與工 具性的「弱連帶」（weak tie）為主，這種關係雖然不如強連帶緊密，卻有助於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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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跨階級的資訊流通，促成大規模的集體行動。雖然強連帶著重運動內部的 連結與凝聚力，但就擴大運動規模而言，弱連帶異質性、工具性的特徵才較能發 揮功效（Granovetter, 1973）。
我們可以想見，一場參與人數眾多、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之間不太 可能皆彼此熟識，遑論有深厚而緊密的情感連結，弱連帶通常才是社會運動網絡 的主體。那麼，另一個關鍵的問題便在於弱連帶如何被建立、維繫與動員？強連 帶建立在家人、朋友、鄰居、同學或同事等既有關係之上，我們很好理解，但那 些素不相識、未曾謀面的參與者之間該如何產生連結，甚至形成一個動員網絡？
這個問題的關鍵顯然就在於媒介。Tarrow（1998）指出 18 世紀社會運動的數量 之所以顯著增加，正是因為報紙、小冊子等報章雜誌（print）的大量發行，讓互 不相識的人們都可以得到相同訊息，在無形中與更廣大的讀者社群產生連結，成 為集體的一部分，並促使動員結構的改變。他提到：「這種改變本身不僅創造新 的怨憤與衝突，擴大了令一般人皆得以宣揚其主張的管道，同時令他們省思自身 做為更廣集體的一部分，如何能達到與之相同的水平。」（p.43）
舉例來說，簡家欣（1998）的研究相當仔細地描繪台灣九零年代的女同志如 何憑藉著發行《女朋友》、《愛報》與《我們是女同性戀》等刊物，串連起一個個 礙於現身風險而藏於暗處的女同志，形成一個以刊物的「編、寫、讀、應」為中 心，形塑集體身分認同的女同志社群。儘管絕大多數的女同志可能互不相識，但 這些刊物建立的弱連帶網絡在後來幾次女同志酒吧遭偷拍的事件當中6，卻能成 為相當有力的動員憑藉。同樣不是依靠運動組織或既有的人際網絡，Andrews &
Biggs（2006）研究 1960 年美國南方一波波反種族歧視的靜坐占領（Sit-ins）運 動後發現，單就運動擴散效果來說，新聞媒體比起運動組織或人際網絡還要顯著 許多，不少其他地區的運動發起者是藉由電視新聞或廣播得知消息後，才動員自
6 1992 年 3 月 12 日，「台視新聞世界報導」播出一則新聞影片，記者璩美鳳先是採訪藝人潘美 辰參與婦女節園遊會的心得，並搭配記者以一身中性裝扮進入女同志酒吧，並利用隱藏式攝影機 偷拍酒吧內部的畫面，移花接木地暗示潘美辰是女同志，引起女同志社群與許多文化界人士對台 視與該名記者一連串的強烈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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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網絡響應行動。這兩個研究都指出，大眾媒介可以藉由散布資訊，為社會運動 建立廣泛的弱連帶關係，個體之間互不熟識，卻仍然可以連結彼此，成為強而有 力的動員網絡。
網際網路的出現，更是進一步降低資訊處理、流通的成本，並且打破地理空
網際網路的出現，更是進一步降低資訊處理、流通的成本，並且打破地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