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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研究結論、反思與未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貢獻
在這個「無處不媒介」的當今，本研究有鑒於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的理論逐 漸僵化，深陷分離主義與決定主義的泥淖，難以描繪媒介與社會運動之間錯縱複 雜的關係，嘗試透過媒介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對話，發展一個以媒介 為關懷的新媒介化 ANT 取徑。這個新媒介化取徑有別於建制論和社會建構論，
不在先驗層次上視媒介化為推動社會變遷的後設過程，而是有待解釋，必須實際 在經驗之中描繪出來的變化。縱使媒介化 ANT 取徑追索出來的變化相當細微，
並非如後設過程那般數百年、數千年的「大」變化，但它才是媒介化理論的真正 基礎。惟有先掌握在日常傳播實踐當中的微小變遷，持續觀察、積累與擴展，我 們才得以了解媒介如何中介社會的各個層面，最後促成了深遠的媒介化。
藉由這個媒介化 ANT 取徑，我們得以用一個不同的視角研究社會運動與媒 介之間的關係。過往理論經常將媒介視為達成運動目標的工具或手段，且經常用 一種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的僵化二元框架來理解，造成 Mattoni & Treré（2014）
批判的「單一媒介偏差」與「科技迷戀偏差」兩大問題。媒介化 ANT 取徑強調 在先驗層次打破二元框架，用「去媒介中心」的方式對稱地理解連同媒介在內所 有行動者的行動，探究在一場爭議之中，媒介做為非人行動者，如何與其他行動 者以媒介中介的方式相互集結，並在過程中產生連結、相互轉譯行動，進而促成 該爭議網絡整體、歷時與多面向開展的變化。
透過 2018 年台灣同婚合法化公投的案例試作，我們可以發現媒介化其實相 當複雜，因為媒介之於其他行動者的關係，會隨著不同的中介行動或不同的行動 能力作用，而有著直接或間接、短期或長期、相互接續或彼此重疊的多面向、多 層次甚至不可預期的變化。媒介化 ANT 取徑提醒我們，媒介在整起同婚公投爭 議所促成的任何變化，皆不能被簡化為單向而線性的媒介效果論，或者全然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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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單一行動者的影響，因為媒介化本身是一個「網絡」的概念，是媒介與無 數行動者一起促成的結果，而媒介化 ANT 取徑的目標就是描繪出這個網絡。
當然，一場爭議當中的行動者不是只會以「媒介中介」的方式集結，他們也 可能以政治、經濟、文化或任何方式連結在一起；換言之，媒介化並不是行動者 集結過程唯一促成的變化，例如政治化、商業化、全球化或數位化等，也都同樣 指涉某種特定集結方式所造成的改變。因此，研究者也可以進一步探討媒介化與 其他形式的「化」之間的關係，例如唐樂水（2018）的研究便是探討媒介化和商 品化兩種後設過程如何共同作用，令中國的 Hip-hop 次文化從地下走到地上，不 少媒介化學者也針對不同後設過程之間是否能夠對話有所討論（Deacon &
Stanyer, 2014; Hepp et al., 2015）。
至此，本研究從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理論發展的問題切入，一直到媒介化與 ANT 的引入與對話，建立一個以媒介為關懷的新取徑，最後以台灣 2018 年的同 婚公投為案例進行試作。縱使這個新理論取徑只是一個不成熟的初步嘗試，但本 研究仍在理論、方法與案例等面向上，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洞見。在理論方面，
我讓原先看似毫不相干的社會運動理論、媒介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相互對話，各 取所長、各補其短，用媒介化強調歷時性、整體性與多面向變化的特色，克服社 會運動理論分離主義與決定主義的盲點，再用 ANT 拒斥任何先驗區分、忠實跟 隨行動者行動的啟發，重新用一種「集結式思考」理解社會運動媒介化，最後建 立一個新的媒介化 ANT 取徑。這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與原創性所在。
在媒介化 ANT 取徑的操作方法層次上，我秉持 ANT 不強加研究框架於行 動者的精神，不在訪談前明言對於媒介的關懷旨趣，也不在過程中引導受訪者談 論媒介，而是讓受訪者自由地談論他的運動經驗與想法，惟有在提到媒介相關的 話題時，研究者才會跟上追問。在案例討論部分，我避免將媒介放在研究視野的 中心，而是一視同仁地對待媒介與其他行動者，將媒介之「化」置於媒介所處的 網絡之中來討論，方能真正扎根於經驗之中。當然，所有理論取徑實際運用於經 驗研究時，多少都會產生落差或面臨窒礙難行之處，更何況媒介化歷經過去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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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發展與辯論，才總算有個較為清晰的輪廓，發展中層概念工具的工作也才剛 剛起步，本研究提出的媒介化 ANT 取徑實際運用起來也有諸多問題。
例如，媒介化 ANT 取徑不讓理論先行、極為開放的訪談策略坦白說是一個 相當冒險的嘗試，不僅研究過程會面臨極高的不確定性，研究者更可能花費大量 時間和精力進行訪談，最後事倍功半，甚至一無所獲。對此問題，研究者只有一 個應對方法，那就是資料「愈多愈好」（more is better），因為隨著研究者自身知 識與經驗的增加，追索連結的能力也會愈強（Ruming, 2009），也會愈能察覺那些 幽而未顯、倏忽即逝的行動。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面對那些力有未逮，尚未能追 索出連結的部分，不應貪求方便，擅用其他理論概念解釋之，而應該清楚地說明 自己追索工作停在何處，並提供未來的研究者接力進行。畢竟，這個世界如此複 雜又不斷變化，豈是任何人單憑一己之力所能窮盡？
在方法層次上，本研究並不打算提供一套進行媒介化 ANT 取徑的標準流程 或明確的指導方針，我認為，最大的貢獻仍是如何將此取徑的「去媒介中心化」
的精神落實於經驗研究之中，以及凸顯研究者自身在追索網絡的過程中，所應具 備的反身性思考能力（Ruming, 2009）。當然，本研究是為了要展示媒介化 ANT 取徑的去媒介中心化精神，才做的如此極端，實際進行操作時仍應審慎評估研究 可行性，予以適當調整，只要能夠清楚說明自己基於什麼原因而做了什麼取捨？
研究者在過程中做了哪些行動？這些行動可能如何影響結果？哪些部分尚待繼 續追索連結？媒介化 ANT 取徑便能夠發揮其價值。
最後在案例部分，雖說本研究追索連結的功夫遠遠不足，尚有相當多未知的 連結關係沒有被追索出來，但透過初步的案例試作，我相信或多或少能幫助讀者 對於 2018 台灣同婚公投的爭議發展以及媒介化過程有所進一步理解。除了描繪 同婚公投發展過程中，不同行動者如何相互集結並推動爭議發展，在追索的過程 發現之媒介所具有的「串連」與「阻斷」的行動能力，也不失為未來可以繼續深 入研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