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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制取徑：媒介邏輯的介入與取代
建制取徑視媒介為獨立的社會建制，有其自身運作的一套媒介邏輯（media logic），媒介化指的是不同社會建制（如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等）逐漸適應、
遷就，乃至於內化這套建制化媒介規則的過程（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13b）。例如唐士哲（2014b）研究台灣電視政論節目如何影響實際政治過程，
發現政論節目已成為政府監控輿情、調整施政的參考，不僅政論名嘴與政治人物 相互跨界，政黨甚至會透過外圍組織承製政論節目，使此類節目成為權貴政治的 延伸。政論節目的獨立性，使得政治人物或機構開始應著媒介邏輯調整，甚至將 其內化為政治運作上的重要考量。
媒介化
結構的改變；其他建制愈加依賴媒體
媒介中介
實際情況下憑藉媒體 進行的傳播與互動
圖 3-1：媒介化與媒介中介概念關係圖
資料來源：Schrøder, K. C. (2017). Towards the "audiencization" of meditization research? Audience dynamics as co-constitutive of mediatization processes. In O. Driessens, G. Bolin, A. Hepp, & S. Hjarvard (Eds.),
Dynamics of Mediatizait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veryday
Transformations in a Digital Age (pp.96). Berlin: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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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邏輯做為建制取徑的核心概念，最初是由 Altheide & Snow（1979）兩位 美國學者所提出，指的是媒介「觀看（seeing）與詮釋（interpreting）社會事件的 方式」（Altheide & Snow, 1979, p.9），它包含：
傳播的形式、媒體呈現與傳遞資訊的過程。此種形式的元素含括不同的媒體 和它們所使用的形式，而形式又包含物質性如何被組織、呈現的風格、聚焦 或強調特定行為的特質，以及傳播運用的文法（grammar）。」（Altheide &
Snow, 1979, p.10）
簡單一點來說，媒介邏輯是一套定義、選擇、組織與呈現資訊的邏輯或「潛 規則」（唐士哲，2014b），而媒介化便是為了探究這套規則如何「介入」其他社 會建制，以及不同社會行動者如何在一遍又一遍使用媒介的過程中，學習應對各 種不同的傳播形式（Krotz, 2018）。
Schulz（2004）具體地將「介入」的過程分為四個面向：延伸（extension）、 替代（substitution）、交融（amalgamation）和適應（accommodation）。所謂「延 伸」意指媒介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拓展了人在溝通與傳播能力上的界線；
「替代」意指媒介部分或整體地取代了某些原與媒介無關的社會活動或機構，使 其被媒介中介；至於「交融」指的是媒介逐漸滲透至社會各個層面，與日常生活 緊密交織，社會活動或機構不再僅是部分被媒介取代，而是與之相互交融，彼此 間的界線不復清楚；最後的「適應」面向強調社會活動與機構適應、遷就媒介，
甚至內化媒介邏輯為自身的一部分。
例如，Savič（2016）發現許多公司為了更有效地影響利益關係人對自家企業 的觀感與決策行動，它們也開始納入並內化媒介邏輯，將如何產製、散布對公司 有利的內容與訊息，或如何營造對公司有利的媒體環境，列為決策考量時的重要 議題。Rocamora（2016）研究媒介邏輯如何介入時尚邏輯的運作，發現當前的時 尚秀與精品零售主要考量的事，已從設計、美學、潮流趨勢等「專業知識」，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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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如何在社群媒體上看起來吸引人」、「如何才能讓人們接觸時尚訊息時同時 消費」等問題。文中最代表性的是一位攝影師表示：
這就好像 Instagram 要我拍出正方型的照片，我幹這行 40 年來從沒有拍 過正方型照片！這對我來說是個挑戰……我開始思考如何運用方型，思 考什麼樣的照片在那麼小的尺寸行的通？我能（在 Instagram 上）張貼多 複雜的照片？照片細節該如何在那麼小的尺寸上表現出來？（p. 513）
Altheide & Snow 之所以提出媒介邏輯，與 1970 年代電視機逐漸在美國社會 普及、衛星科技與多頻道電視環境的出現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媒介邏輯是為了解 釋變動的政治傳播與大眾媒體如何影響人們日常的政治生活與民主文化（Krotz, 2018）。綜觀至今採用媒介邏輯概念的媒介化研究，的確以政治傳播與政治媒介 化為主（Esser & Matthes, 2013; Falasca, 2014; Haßler, Maurer, & Oschatz, 2014;
Magin, 2015; Meyen, Thieroff, & Strenger, 2014；唐士哲，2014b；蔡怡臻，2017）， 不少研究聚焦政治行動者因為媒介邏輯的介入失去其自主性，只好遷就、內化媒 介邏輯為自身運作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 Strömbäck（2008）的政 治媒介化四階段分析。
在第一階段，政治逐漸被媒介中介，無論是一般大眾或政治行動者，都得仰 賴媒介做為獲取政治資訊的主要資訊來源，媒介因而得以影響閱聽人的觀點與態 度，這是政治媒介化的先備條件。在第二階段，媒介逐漸自政府或政治實體的影 響中獨立出來，不再只是中介其他行動者所需的資訊，而是依循自身的運作邏輯 來決定資訊價值，不過這還不代表媒介能完全擺脫政治力量的控制。到了第三階 段，媒體的獨立性與重要性更為強化，政治與其他行動者開始必須反過來適應媒 介的運作邏輯，甚至遷就於它。最後的第四階段則強調，政治行動者不僅適應媒 介邏輯，更將其內化為自身運作的一部分。同理可言，我們似乎也可以運用政治 媒介化的四個階段，解釋媒介邏輯如何廣泛地介入社會文化的其他層面，這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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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Altheide & Snow 當時提出此概念的用意。
然而，媒介邏輯也招致不少質疑與批判，例如 Krotz（2018）指出媒介邏輯 最初其實指的是「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的邏輯，不適用於人際傳播等 其他傳播形式，面對新媒體出現後愈加複雜的媒介環境，此概念是否堪用仍不清 楚。此外，Couldry（2008）也批評媒介所促成的複雜變化，被不當地化約為一種 單一而同質的邏輯或運作機制，平行地以相同速度、朝著相同方向取代所有的舊 邏輯，將媒介邏輯滲透至社會各層面視為線性的過程。雖然學者皆同意媒介邏輯 並非單一而同質的，但 Lundby（2009）認為媒介邏輯一詞容易讓人誤解，弱化 理論的論述能力，故他建議探究媒介化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特定媒介形式，而不需 要使用媒介邏輯的概念。
以此觀之，Strömbäck（2008）的政治媒介化分析的確有著上述的問題，它從 巨觀層面描繪媒介邏輯介入其他社會建制，並取代其舊有邏輯的過程，這個過程 顯然是單一媒體邏輯普遍而線性的長期影響，且缺乏實證經驗上的支持，後續許 多研究便在此架構之下進行實證與經驗研究。舉例來說，Magin（2015）對德國 與奧地利的質報在 1949 年到 2009 年之間共計 36 個選舉活動，進行橫跨 60 年的 跨時、跨國的報導內容分析，藉此探究媒介邏輯的內涵與重要性在不同的結構情 境下是否有所差異。她的研究指出，兩國媒體在這段期間的新聞報導之中，媒介 邏輯都具有黨派偏見（partisanship）、個人化（personalization）與脫離政策議題
（detachment from policy）三個要素，長期而言雖然大致符合「媒介日漸獲得其 獨立性」的理論預設，但媒介邏輯的三個內涵在不同時期的選舉報導中仍有相當 顯著的差異。依循此研究結果，Magin 文末拋出一個提問：若政治與媒體環境如 此相近的兩國，在媒介邏輯的變化上都有如此明顯的差異，我們又如何能視媒介 化為一個不間斷而普遍的長期過程？
Falasca（2014）同樣運用內容分析，探討瑞典媒體在選舉期間介入政治的程 度是否有別於日常的例行報導？若是，其程度差異如何？研究結果指出，記者在 選舉期間更傾向將政治框架化為「策略遊戲」（strategic game），而非著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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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訴求，此外記者也多採用詮釋性、分析性的報導風格，顯見新聞媒體的獨 立性；不過相對來說，記者在例行報導中受到政治行動者的影響就較大。此研究 同樣試圖說明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之下，媒介邏輯介入政治的程度實有所差異，甚 至某些狀況下，媒介的運作是由政治邏輯主導，不全然如媒介化理論所言。
兩個研究都指出一件事：儘管媒介化理論試圖宏觀地描繪其他社會建制如何 日趨受到媒介邏輯的影響，但實際上媒介邏輯從來就不可能完全取代、殖民其他 社會建制，我們應該更細膩地分析在不同情境脈絡之下，不同邏輯之間的交互影 響，才能真正見到媒介化「與」其他建制的共變關係（Deacon & Stanyer, 2015）。 但如此一來，媒介邏輯這個概念還能用嗎？在建制取徑之下，媒介邏輯該如何在 理論層次上拋棄殖民、取代等內涵，與社會建構取徑一樣見得媒介化與其他建制 之間共變關係？許多批判媒介邏輯的學者都未能在這些問題上給出令人滿意的 答案，不過 Eskjæ r（2018）援引 Niklas Luhmann 的社會系統理論，試圖重新詮釋 媒介化與媒介邏輯，我認為不失為一次成功的嘗試，故此處需要花點篇幅介紹其 理論觀點。
Eskjæ r（2018）認為，若將媒介化理解為媒介邏輯單向、線性與去差異化地 影響其他建制，這個定義實在過於狹隘，為此他援引 Luhmann 社會系統理論中 的「自生系統」（autopoiesis）與「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等概念，將媒 介邏輯對其他邏輯的「殖民」（colonization）轉向與其他邏輯的「共生」（co-evolution）。社會系統論認為，所有的社會系統都能分為系統本身，以及其賴以生 存的外在環境。所有系統都是封閉、獨立運作的，憑藉著不斷再製傳播活動以維 繫自身存在，這個觀點乃借鏡生物學「一個細胞製造自己的成分，而這些成分又 回頭製造細胞」的「自我再製」概念；換言之，所有社會系統既是開放的也是封 閉的。在結構層次上，所有系統都與其他系統相互依賴、連結；在操作層次上，
系統內部所有元素與行動卻又都是自我指涉、自我再製的結果，與外在環境的介 入或壓迫無關（孫維三，2010）。
若用社會系統論重新詮釋政治媒介化，我們可以說，媒介系統與政治系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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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為一封閉系統，依循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運作，且兩者互為彼此的外在環境。
自為一封閉系統，依循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運作，且兩者互為彼此的外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