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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樣應該朝向媒介與其他社會建制共生、共變的方向發展，並且因應當今愈加 複雜的媒介環境，重新思考媒介邏輯的內涵與其適用性，方能對媒介之化有更全 面的理解。
第三節 社會建構取徑：媒介形塑力與傳播形定
相較於建制取徑從「殖民」（colonizing）的角度切入，社會建構取徑從日常 生活出發，探看每日傳播實踐如何建構社會真實，進而造成媒介與整體社會文化 的變化，並以 Hepp 積極發展的「傳播形定」（communicative figuration）概念為 代表（Hepp, 2013a, 2013b）。這個概念的發展過程在 2013 年 Hepp 出版的專書
《媒介化文化》（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有詳細的說明。Hepp 認為媒介化不能 只是被理解成「媒介在量的擴增，以及媒介中介的傳播過程中所造成質的改變」
（p.71），它應被視為一個日常生活的傳播實踐――或就 Hepp 的說法，是一個無 數與媒介相關的「小型生活世界」（small life-worlds），依循著某特定模式層層累 加、逐步增厚（thickening）的過程：
在媒介文化之中，各式各樣的小型生活世界做為一個總體，與媒介產生連結 關係，無論這些小型生活世界是關於公眾生活（教育、工作、政治等）或私 人生活（休閒、家庭、鄰居等）……媒介化世界（mediatized worlds）是憑 藉著這些社會世界與傳播媒介的連結建立起來的（Hepp, 2013a, p.78）。
這一個個與傳播媒介緊密連結的小型生活世界，若以整體觀之，便是 Hepp 所謂的傳播形定，不過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源於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伊里亞斯認為，社會並非如傳統社會學所認為，是由外在於個體的結構 所組成，他認為社會是由個體在互動過程中形成的網絡所組成，而「形定」正是 用以指稱這些網絡形成的社會實體（social entity），無論是一門課堂中的老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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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或是診療團體中的醫師與病患，乃至於一場遊戲、一段共舞，都可以被視 為一種基於互動而形成的社會形定（Elias, 1970╱鄭義愷譯，2008）。
因此，傳播形定就是「由跨媒體的傳播交織過程所形成的模式，且有著指向 傳播行動的主題框架（thematic framing）。」（Hepp, 2013b, p.623）換言之，傳播 形定就是日常生活種種「與傳播媒介相關」的互動與實踐交織而成的網絡。Hepp 以自己研究居於德國的摩洛哥、俄羅斯與土耳其離散族群（diasporas）為例，指 出這些移民有著相當複雜的傳播網絡，除了在家庭、俱樂部中直接的互動，他們 也運用行動電話、電子郵件或聊天室，與家鄉親友或有相似背景的移民聯繫，而 報紙、電視、廣播也是他們獲取資訊的來源。這些離散族群的日常傳播實踐無不 以出身（origin-）、種族（ethno-）與世界（world-）為主題框架，在互動與連結的 過程中形成傳播形定與文化認同（Hepp, 2013a, p.94-97）。
Hepp 主張用媒介「型塑力」（moulding force）描繪媒介促成的變化，他將型 塑力想像為媒介對傳播方式所施加的「壓力」（pressure），且這股力必須在實際的 傳播過程中顯現、變得具體。以電視為例，它施加壓力使得人們傾向以視覺形式 呈現內容；印刷媒體適合讀者依循自身喜好緩慢地閱讀，故讓包含多種元素、較 為複雜的內容變得可能；至於行動電話一方面令人們得以保持連結，另一方面也 產生不得不如此的壓力。這些媒介都在人們實際進行傳播時對傳播方式施加了某 種壓力，將其型塑為某種特定的樣貌，因此這股力的運作具有高度的脈絡性，不 能化約為單一的媒介邏輯（Hepp, 2013a）。
我們可以說，學者所有對於媒介邏輯的批評，皆是 Hepp 在媒介型塑力的概 念中極力避免的。他一再強調媒介型塑力比媒介邏輯更開放，不是單向的、線性 的、因果關係的影響，不是以「媒介為中心」（media-centric）地理解媒介與社會 文化的關係，而是以「媒介為關鍵」（media-centred），整體地理解不同的社會力 如何同時運作，型塑我們的日常生活與傳播環境（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13a; Hepp et al., 2015）。此外，Hepp 也強調媒介型塑力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我 們難以預測、確知其他非媒介行動者「受壓」之後會如何改變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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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不確定性，Hepp（2013a）引用 Latour 對中介者（mediator）的觀點 說明之。Latour（2005）認為一個行動者網絡之中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會「轉變、
轉譯、扭曲、改動所承載之意義或元素」的中介者，而不是那些僅單純地傳遞意 義，卻什麼事也沒做的居中者（intermediaries）：若行動者做了些什麼，肯定同時 有什麼因而改變了，因為中介本身就意味著各方在相互媒合的過程中產生改變
（Latour, 2005；唐士哲，2014a）。Hepp（2013a）將媒介視為中介者，無疑是想 凸顯媒介並非只是透明地居於各方之間，串連起各方，而是在中介的同時促發了 多面向開展、無法預知、在不斷變動的連結關係之中萌生的改變（Latour, 2005；
林文源，2007）。這股媒介促使行動者產生行動並產生變化的力量，就是他所謂 的媒介型塑力。
如果說建制取徑將媒介之化理解為媒介邏輯對其他建制的「介入」，那麼我 們也應該探問媒介形塑力的運作機制為何？Hepp（2013b）針對此問題，將形塑 力區分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iton）和「物化」（reification）兩個部分，稱 媒介正是透過這兩種運作機制形塑傳播形定。前文已提及，傳播形定概念乃援引 自伊里亞斯的「形定」，強調傳播的社會實體是由個人日常生活之中的傳播互動 關係，依循特定的「傳播模式」層層累加、逐步增厚而成（Elias, 1970╱鄭義愷 譯，2008；Hepp, 2013a, 2013b），這意味每個傳播形定皆有其特殊的網絡結構，
Hepp（2013b）也一再強調網絡結構並非既定，唯有在人們制度化的傳播行動之 中才能見得。
所謂制度化，意指社會行動的慣習化（habitualization）以及進行這些慣習之 行動者的類型化（typification），除了制度化的組織，也包括像是家庭這樣的小型 建制，父親、母親、孩子、伴侶這些行動者形成了「行動者雲集」（constellation of actors），依循著「主題框架」（thematic framing）行動，這些社會行動在行動者 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逐漸慣習化，形成特定的網絡結構（Hepp, 2013b）。以跨國家 庭為例，媒介一方面讓家庭成員間的跨國連繫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家庭成員也憑 藉媒介，使得跨國連繫成為家庭這個行動者雲集之中慣常的傳播實踐。不過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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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是，不同媒介所制度化的社會行動也不盡相同，這一點只要將郵寄信件與 視訊電話兩種跨國連繫的媒介相比，其中的差異便昭然若揭。
社會行動制度化後，它必須進一步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為獨立於個人以 外的現象（例如語言），乃至最終「物化」為特定的技術形式（Hepp, 2013a）。對 此 Hepp 援引 Latour（2005）的觀點，認為媒介乃是人與非人行動者相互交織的 行動所凝結（congealed）而成，故我們不能說媒介本身就具有何種特徵，也無法 抽離脈絡去理解它，因為媒介的型塑力必然與人的傳播互動有關。由於媒介是傳 播能動性與結構的物化，我們因而可以藉著描繪一個社會實體的「媒介集合」
（media ensemble）來指認其傳播形定，這也說明傳播形定中的傳播互動通常是 跨媒介的（Hepp, 2013b）。
媒介做為在無數傳播行動中所形成之建制化與物化的結構，在相互交織的 各種實踐中展現其力量。此過程不是因果關係，也不是獨立既存的，而是在 相互塑造的行動中實現之。這就是所謂媒介的型塑力。媒介做為各種相互交 織的行動凝結而成的綜合體，適用於各種不同的目的，而這些可能性首先都 得經過適應那些超出人們慣常媒體使用與實踐的過程。這就是探究媒介型 塑力之脈絡所要做的事（Hepp, 2013a,p.60）。
綜上所述，社會建構取徑將媒介的影響力理解為一種型塑力，透過制度化與 物化兩種運作機制型塑傳播形定，我們則可以從傳播形式、行動者雲集、媒介集 合、主題框架四個層面著手，描繪該傳播形定的樣貌（Hepp, 2013b）。不過 Hepp
& Hasebrink（2018）近年修正了這個理論模型，將原本的四個層面簡化為三個：
行動者雲集、媒介實踐（media practices）和相關性框架（frame of relevance）。唐 樂水（2018）認為新模型揉合了傳播形式與媒介集合，轉而強調基於互動與溝通 所產生的實踐，將主題性框架改為更加凸顯「意義關係」的相關性框架，更貼近 社會建構取徑「從日常生活實踐出發」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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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p, Breiter 與 Hasebrink 三位學者 2018 年共同編了一本論文合集《傳播形 定： 深度媒介化時代 的 傳 播轉變 》（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其中各篇論文便是在深度媒介化 的背景與視野之下運用傳播形定進行相關研究。Hepp, Simon & Sowinska（2018）探討青少年如何理解居於媒介化城市之中的社群感，他們指出除了青少年的媒介 慣習（用 Facebook 相約出遊、用行動電話保持連繫等）會影響友誼的形定是否穩 定，城市中諸如百貨商場、電影院或駭客空間（hackerspace）等媒介化的「形定 質點」（figurative quality）則提供青少年建構、型塑社群感的機會（chap. 3）。Wolf
& Wudarski（2018）比較「多人線上遊戲」（multiplayer online gaming）與「DIY 手做」（DIY_Maker）兩種非正式教育體制下「自學」社群的傳播形定，發現他們 雖然有不同媒介集合，但成員皆會使用論壇、特定主題的網站、搜尋引擎與社群 媒體；在行動者雲集上，前者因為強調遊戲競爭，呈現的階層性相對於後者明顯 許多（chap. 6）。
然而，無論是建制取徑強調其他社會建制適應、遷就、內化媒介邏輯為自身 的一部分，或是社會建構取徑強調媒介形塑社會互動與傳播形定的力量，都引來 Deacon & Stanyer（2014）對媒介化是否究其柢仍為一種媒介效果論或因果論的 質疑。Hepp 等人為了回應兩位學者的質疑，不斷強調這並非單向、偏頗地理解 媒介與社會關係的「媒介中心論」（media-centric），不是關於媒介如何對社會各 個層面產生直接性、因果性的影響，而是整體地理解不同社會力量在同一時間的 相會，以及媒介在過程中扮演何種重要角色的「媒介關鍵論」（media-centered）。
然而，無論是建制取徑強調其他社會建制適應、遷就、內化媒介邏輯為自身 的一部分，或是社會建構取徑強調媒介形塑社會互動與傳播形定的力量，都引來 Deacon & Stanyer（2014）對媒介化是否究其柢仍為一種媒介效果論或因果論的 質疑。Hepp 等人為了回應兩位學者的質疑，不斷強調這並非單向、偏頗地理解 媒介與社會關係的「媒介中心論」（media-centric），不是關於媒介如何對社會各 個層面產生直接性、因果性的影響，而是整體地理解不同社會力量在同一時間的 相會，以及媒介在過程中扮演何種重要角色的「媒介關鍵論」（media-cent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