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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反思
本研究所發展的媒介化 ANT 取徑，當然仍有許多需要進一步在理論上繼續 釐清與探討的問題。首先，從媒介化理論的發展來看，它其實相當強調媒介促成 的「結構性」變化（Schrøder, 2017），無論是建制取徑強調「媒介以一套定義、
選擇、組織與呈現資訊的邏輯或潛規則」，介入其他社會建制的運作（唐士哲，
2014b），或者如社會建構取徑運用傳播形定概念，說明社會世界如何透過日常的 傳播實踐建立起來（Hepp, 2013a），背後都有著在「無處不媒介」以後，媒介對 於整體社會造成之結構性改變的關懷。如果我們將拒斥結構概念的 ANT 引入媒 介化，該如何處理媒介化對「結構」的提問？47
事實上，Latour（2005）的本意並不是要丟掉結構，而是提醒社會學家不應 在尚未將連結網絡追索出來以前，動輒使用「結構」一詞去解釋、分析甚至批判 經驗現象。結構經過拆解之後（見第四章的窄景敞視三原則），實際上就是無數 隱而未現的連結，研究者應該將結構（即連結）描繪出來，而非將其視為具分析 效力的概念。然而，這是否意味著 ANT 沒有結構性的關懷？我認為並非如此。
傳統社會學在理解結構時，經常將其想像為既存、穩定、外於個人且具有強制性 的事物，影響著個體的行動，但我們卻總是說不清楚它究竟是什麼。Latour 告訴 我們，結構的黑箱打開以後其實就是無數的連結，這些連結彼此關聯著行動者，
透過不同「力」交互作用後形成相對穩定的狀態，即是 ANT 理解的結構48。 因此，媒介化並不會因為引入 ANT 便失去理論原先對結構性變遷的關懷，
而是換一種方式來理解：當媒介廣為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意味著愈來愈多 行動者與媒介產生連結，在過程中令媒介形成了穩定、持續且具有廣泛影響力的
47 此處感謝中正大學傳播系唐士哲老師於計劃書口試時的提問與寶貴意見。
48 此處論點的靈感來自友人盛浩偉的一則臉書貼文。當時公視製作的社會寫實劇《我們與惡的 距離》全台熱播，友人在貼文中提到：「……因為很多時候，在談議題的時候，談到結構或結構 性因素，好像那就是一些外於人的、抽象的、沒有感情的東西；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結構就是人 與人；人跟人加在一起就形成了結構。而這往往也就是最難的地方。」這段話對於我思考何謂結 構、結構如何形成、結構如何作用等問題有不少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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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能力部署（displacemant），甚至是更大規模促使某些行動無法形成，或是無 法達到預期效果的體制（林文源，2007）。當媒介化學者追索出愈多行動連結，
描繪出愈多媒介之化，所謂「結構」的具體樣貌便會浮現出來，研究者便能理解 媒介究竟如何開展了社會各方面的變化。這部分還有待進一步的理論深化。
延伸這個問題，我想指出用 ANT 重新詮釋媒介化理論的嘗試，其實有著令 理論系譜產生斷裂的風險，因為目前主流的建制論與社會建構論皆以傳統「社會 的社會學」為基礎，但 ANT 取徑是基於「集結的社會學」，兩者完全是不同的社 會本體論與認識論，甚至 ANT 在某種程度上是「反社會學」的。因此，與其說 我是將 ANT 引入媒介化理論來對話，倒不如說我透過 ANT 重新改寫了媒介化 的定義，例如我不僅否定了「媒介化做為後設過程」的基本理論預設，甚至採取 去媒介中心的認識論，這都讓本研究發展的新媒介化取徑，與主流的媒介化理論 產生不小斷裂。
這樣的斷裂衍生了一連串相當難以回答的問題：媒介化 ANT 取徑的研究發 現能否與既有研究成果接軌49？如果可以，該如何做？如何在媒介化的理論地圖 上定位這個新取徑？又或者退一步來說，是否真有對話的必要？Latour（2005）
曾多次批評社會學家明明與所有行動者一樣，都是這個世界的一份子，卻又總是 覺得自己能超然於外，仰仗各種理論概念來研究社會，甚至認為自己比行動者還 要更了解他╱它們所處的社會如何運作，這並非社會學家該做的事情；然而 Latour 也提到，傳統社會學所見到的「全景」並非沒有價值，而是應該將它們加 總起來理解，但他又沒有說清楚該如何加總，那麼傳統社會學的研究成果究竟能 否或如何做為追索行動者連結的依據？我認為，這不僅是媒介化 ANT 取徑無法 迴避的問題，更具有操作層次上的探討意義。
在此我提供幾個初步的想法。首先，我認為不同社會學傳統的媒介化取徑應 彼此互補，ANT 取徑彰顯的是研究者「觀察與描述」媒介之化的基本功。誠如
49 此處感謝台灣大學社會系林鶴玲老師於計劃書口試時的提問與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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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sson（2018）所批評的，媒介化研究大多「沒有將其論點完全置於經驗脈絡之 中，也沒有提供足夠有說服力的證據，以說明特定案例或次過程（sub-process）
如何與媒介化的整體架構有所關連。」（p.4）這也正是本研究一再強調的，我們 切莫不可任意躍至高空，使媒介化變成又一個大而無當的概念，而應該秉持窄景 敞視的三大原則，確實扎根於經驗之中以描繪媒介之化（Latour, 2005）。當我們 實際將媒介化描繪出來，我們才能於此基礎上進一步將其抽象化為理論，乃至於 運用理論解釋、分析或批判社會問題。
Moats（2019）與我所見略同。他同樣為了打破媒介研究的二元性，從 ANT 的「爭議」和不可知論（agnosticism）著手，了解世界的大小事（occurrences）
如何透過不同的中介與轉譯過程，形成「中介事件」（mediated event）。他認為這 種以爭議事件為基礎的 ANT 取徑，與傳統媒介研究之間是一種「先後的」分工 關係，ANT 應當做為研究者在面對未知經驗現象與不確定的爭議事件時，首先 採取的第一步。他說道：
我們需要以事件（event-）為基礎或以問題（problem-）為基礎的描述，藉此 了解什麼重要（what matters）以及事物如何相互產生關連。然而，我們隨後 也許需要更穩當的理論或更廣泛的歷史分析，或者對於符號產物、文化與意 義的討論……每當事物變得過於穩定或過於井然有序之時，回到事件本身 便相當重要（Moats, 2019, p.1176）。
其次，既然 ANT 強調拋棄理論概念，那麼傳統社會學在這些理論概念之上 進行的研究成果與學術論文，是否全然不見容於 ANT 研究？我認為，傳統社會 學生產的學術論文並非完全不能做為追索連結的依據，但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 意識研究本身就是霸權行動者（研究者）依其自身旨趣（研究動機），轉譯其他 行動者（文獻回顧、研究方法）通過強制通行點之後（Callon, 1986），強行封閉 爭議（得到研究結論）的過程。因此，研究者應將學術論文「攤開來」閱讀，避 免直接引用爭議封閉後得到的結論，而是保持開放，在得到結論之前找尋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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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蛛絲馬跡。若真要引用，也應該盡可能引用該研究第一手的統計、訪談或 歷史資料，而非作者對它們的詮釋。
再者，ANT 之於社會運動其實如同 ANT 之於媒介化一般，都會碰到 ANT 與該領域核心關懷是否有所扞格的問題。我永遠記得，最初萌生將 ANT 用於社 會運動研究的想法時曾遭到質疑，社會運動研究具有濃厚的政治性，核心關懷仍 在於反抗者如何透過體制外的集體行動，劍指對其不利的既存政治體制，並訴求 改變。如果這些政治意涵和權力關係都被 ANT 化為連結，是否令此領域失去其 原先的研究意義50？對此，我的回答與前述媒介化的結構問題相似。在連結網絡 生成與變化的過程中，有些行動能力經過不斷的位移，逐漸發展成為長期而穩定 的部署，多重的部署形成了整體的治理關係（林文源，2007），而一場社會運動 的反抗者，大多是在現存治理關係當中的弱勢者，他們個別的行動位移難以撼動 穩定的網絡部署，必須透過集體的位移才有可能。
因此，用 ANT 研究社會運動並不會失去這個領域原先的關懷，研究者同樣 必須說明弱勢行動者如何運用策略建立連結，透過集體的行動位移，促使現存的 穩定治理網絡產生鬆動。此外，研究者也應該對稱地描繪穩定的治理網絡是如何 形成，權力運作究竟牽涉哪些行動者？哪些連結關係？這些問題就算用 ANT 研 究社會運動同樣可以回答。我認為，兩者的差異只在於兩點：其一是 ANT 不用 那些僵化的理論概念解釋集體行動，而是透過集結式思考，忠實地描繪行動者網 絡的動態發展關係；其二是 ANT 將非人行動者納入視野，它們既可以是挑戰既 有體制的反抗者，也可以是鞏固治理網絡的維穩者。透過 ANT 的視野，非人行 動者得以呈現更為多元而複雜的行動能力樣態。
最後我想回到自己身上，來反思整個理論的建構過程。最一開始，我是有感 於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的僵化，面對複雜而動態的社會世界，既有理論與相關研 究成果總讓我覺得十分斷裂。抱持著這個心中芥蒂，我在政大社會系陳宗文老師
50 特別感謝好友黃偉誌在這個問題上與我多年的來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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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的「科技社會學」課堂上接觸到 ANT，在方念萱老師的課堂上接觸媒介化 理論。在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些相當微小的蛛絲馬跡，似乎三者 之間有那麼一點連結存在，且可以解決我一路以來的問題。最後，有兩篇論文讓 我確信三者之間實有對話的可能性，分別是方念萱老師 2016 年發表於《傳播文
開設的「科技社會學」課堂上接觸到 ANT，在方念萱老師的課堂上接觸媒介化 理論。在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些相當微小的蛛絲馬跡，似乎三者 之間有那麼一點連結存在，且可以解決我一路以來的問題。最後，有兩篇論文讓 我確信三者之間實有對話的可能性，分別是方念萱老師 2016 年發表於《傳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