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a-centric)
以媒介為關鍵 (Media-centered)
以媒介為關懷 (Media-concerned)
媒介之化 媒介邏輯 媒介形塑力 轉譯 社會本體論上的歧異，透過 ANT 的「集結式思考」（assemblage thinking）打開社 會運動理論的黑箱，並列舉近年的研究作品為例說明。接著，將媒介化 ANT 取 少，甚至 Latour 在 2018 年《社會運動研究》（Social Movement Studies）的一期專 刊對談之中也半開玩笑地表示，在他的許多同事眼中，ANT 和社會運動壓根兒 沒有任何關聯（見 Latour et al., 2018, p.360）。不過，近年還是有一些學者嘗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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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 的視野研究社會運動，Israel Rodriguez-Giralt 就是其中之一 15。早在 2011 年，他就在以拉美研究為主的 Convergencia 期刊中提出將社會運動視為行動者 網絡的想法，至於指標性期刊《社會運動研究》要等到 2018 年，才由 Rodriguez-Giralt 與另外幾位學者共同編了一期專刊，討論 ANT 與社會運動研究的關係。
社會運動學者對 ANT 興致缺缺，背後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我認為問題追根 究柢，還是在於兩者根本是基於不同的社會本體論與認識論：社會運動研究乃基 於「社會的社會學」傳統，視社會運動為社會變遷的一股力量，明顯是「用社會 解釋社會」的涂爾幹式想像，與 ANT 截然不同。另一方面，Latour 一直致力批 判的結構、脈絡、階級、性別、集體意識等僵化概念，卻都是社會運動研究最常 談論的東西，況且 Latour 認為社會科學家沒有必要詮釋、批判社會現象，或嘗試 找出因果關係（Latour, 2005），這些都與傳統社會運動研究的旨趣格格不入，那 麼何以 Rodriguez-Giralt 等人硬是要將它們湊在一起呢？
隨著社會運動研究的蓬勃發展，這個領域已然成為一個高度建制化的學門，
也同樣面臨日趨僵化的問題，不僅學術研究與社運現場嚴重脫勾，對社會運動的 提問更漸趨窄化，只關心技術性的動員問題，忽略運動彰顯的意義（何明修，2016 年 6 月）。Rodriguez-Giralt（2011）同樣警告，我們已經花了太多精力在定義、抽 象化與解決這個社會現象之上，不能總是在修正、精進這些概念的操作性定義上 原地打轉，令概念化集體行動的過程淪為全然技術性的問題，最佳例證就是「資 源」與「機會結構」兩個概念，僅管過去有無數學者試著「定義」它，卻從未真 正解決它模糊不清、概念過度撐張的問題（參見第二章討論）。
在第二章中，我們談到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長期受限於二元性框架，因而造 成分離主義與決定主義的問題；然而，這種二元性事實上影響了整個社會科學研 究長期以來的思考方式（Wang, 2018）
15 Israel Rodriguez-Giralt 現為西班牙加泰隆尼亞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 of Catalonia, UOC）
跨領域網路研究所（Internet Interdisciplinary Institute, IN3）的專任教授，也是「歐洲科學與科技 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ASST）的成員。研究領 域為 STS 以及新型態的科技與技術民主，也含括公民行動與培力、災難與環境危機管理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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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alt（2011）指出，社會運動研究經常將理性╱非理性、集體╱個體、結構╱能 動性、資源╱符號等幾組概念對立起來思考。Lockie（2004）同樣指出，無論站 在上述概念組合的任何一邊，都無法直接對應社會運動的產生與演變，更無法克 服兩者之間的鴻溝，枉論社會運動理論本身就是建立在「社會╱自然」這組終極 的二元概念之上。在如此堅壁清野、一刀二分的僵化思考模式之下，無怪乎許多 理論概念與定義問題早已闖進死胡同，難以讓我們看見不同的可能性。
ANT 拒斥任何先驗區分，放棄僵化的既定概念，的確有機會為社會運動研 究注入活水，然而許多研究只援引 ANT 的概念工具，例如強調重新組合、界定 行動者之定位、旨趣與關係的「轉譯」（translation）概念（Law, 1992），或者是 Callon（1986）在法國扇貝復育研究中提出的「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和四階段轉譯過程：「問題化」（problematizaion）、「確立共同旨趣」
（interessement）、「徵召結盟」（enrollment）與「動員」（mobilization）來分析社 會運動，卻避而不談兩者在社會本體論上的根本歧異，不僅無助於僵化的社會運 動研究，更失去了 ANT 的核心精神與價值，讓它同樣變成另一個機械式的分析 工具。是故，我們有必要重新回過頭思考兩個基本問題：社會運動是什麼？我們 如何認識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的定義為何？這個問題恐怕比想像中還要難回答。Lockie（2004）
指出，研究者有時候會用相同的詞彙描述不同的現象，或是用不同的詞彙描述相 同的現象，像是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抗 議（protest）、動員（mobilization）、行動主義（activism）以及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等都是常見詞彙16，但事實上它們之間的差異其實相當模糊，甚至不 同定義之間也可能有相互衝突的情況。何明修（2005）同樣認為，定義社會運動 純粹是為了分析的便利性，方便研究者將某些經驗現象區隔出來，而不是事物的
16 劉時君（2015）的碩士論文《政治抗議事件的媒體創新使用與實踐：以太陽花運動為例》當 中便是採用「政治抗議」（political protest）概念而非「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但就其定 義來看，政治抗議是「具政治訴求的集體行動，是一種制度外的政治參與形式」（p.11），其實與 社會運動的定義，以及其所指涉的現象之間並無太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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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如此，任何一種定義方式都有其特定意涵。
從 ANT 的角度來說，social movements 一詞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 social 不 應該被解釋為「社會的」，它不是用來形容運動本身具有「社會的」屬性，這個 詞應當回歸它在英文中最初的意思，也就是「集結」之意。雖然原本的定義也有 集結的意思，但它基本上只關心人的集結，甚至只狹隘地指涉社會結構或社會事 實。相對來說，ANT 採取的意義更為廣泛，除了人以外也包含任何可能集結在 一起的萬事萬物（Dolwick, 2009），因此 social 一詞並不是描述 movement 的社會 屬性，兩者其實是同一件事，硬要說的話，social 指的是「集結而成的網絡」，而 movement 強調的則是「集結的行動」17。換言之，ANT 眼中的社會運動，就是 行動者集結而成的行動者網絡。
進一步來說，movement 其實指的就是 ANT 的「轉譯」概念：人與非人行動 者相互轉譯各自旨趣，進而形成異質的行動者網絡（Law, 1992）。這意味著社會 運動並不是預先存在（pre-exist）的事物，而是永遠處在「生成」（becoming）狀 態且持續變化的暫時性網絡關係（Jerne, 2018; Latour, 2005; Martín Sainz de los Terreros, 2018），我們因而無法在行動者與連結關係變得明朗之前，預先指認任 何結構、脈絡、社會連帶、資源、框架等社會運動要素，枉論給它一個規範性定 義以說明社會運動是什麼、不是什麼。我們所能做且應該做的，就是透過仔細端 看行動者的集結過程，藉此描繪出社會運動的樣貌。Jerne（2018）將這樣的社會 運動認識論稱之為一種「集結式思考」（assemblage thinking）。
透過這樣的集結式思考，我們得以跳脫過往理論揮之不去的二元框架，捨棄 那些僵化的理論概念，擺脫那些在定義上鑽牛角尖的文字遊戲，將原先封閉的社 會運動定義重新打開。我們只需要探問：哪裡產生了爭議（或不確定的事實）？
哪些行動者捲進了這場爭議而集結起來？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如何生成？行動者 如何在行動過程中化解爭議？只要忠實地回答以上問題，就算不談結構、脈絡或
17 此處論點感謝方念萱老師於晤談時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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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既有理論概念，我們依然能了解社會運動如何生成、演變。這樣說來，究竟 研究者是否自我定位為「社會運動研究」根本毫無干係，重點在於如何能扎實地 描繪出行動者集結的過程，套一句《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經典台詞：「我們所 稱的玫瑰，換個名字仍一樣芳香。」（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例如 Martín Sainz de los Terreros（2018）的研究關注西班牙的城市運動。在 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西班牙許多公共空間與建築設施人去樓空，景致蕭條，有 一群藝術家與運動者占據了 el Campo de Cebada 廣場，在政府機關許可的狀況 下，將其做為社群自治的實驗計畫據點。他們在此處舉辦各式各樣的藝術活動，
並透過每週一次的集會討論一切治理事務，但這些活動卻也造成不小的音量，招 來附近住戶的抗議。在與居民代表開會協商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愈來愈多的行動 者被徵召進入網絡之中，例如前來勸導的警察、證明廣場合法性的官方文件、測 音量的分貝機、阻隔噪音的窗戶和樹木、為了讓居民即時反應活動音量所建立的 電話熱線等，都成了這個「聲音的行動者網絡」之中重要的行動者。
Rodriguez-Giralt（2011）以 1988 年 4 月西班牙多尼亞納國家公園（Doñana National Park）發生的礦渣廢棄物外洩事件引起的環境運動為研究案例。關於當 時的生態浩劫，政府機關聲明沒有外界所言那麼嚴重，希望盡快息事寧人，但環 保團體並不相信政府公布的評估報告，認為實際的汙染狀況一定嚴重許多。僅管 他們難以實際進入汙染處採集樣本，但憑藉著追蹤附近棲息的鳥類資料，環保團 體最終仍然成功奪下此事件的論述主導權，在與政府爭論汙染規模時居於上風。
在這場環境運動中，棲息地的鳥類和追蹤鳥類遷徙資料的監控裝置，成為扭轉了 環保團體和政府之間的論述地位的關鍵行動者。在文章的最後，Rodriguez-Giralt 寫了以下這段饒富興味的話：
我並非說在多尼亞納國家公園中的環境運動者是一個「行動者網絡」，好像 它是某種類型的行動者；相反地，我實際上是在最後才稱某種特定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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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是「環境保護主義」的，是一種將某個積極、高度異質、難以簡化與再 現的網絡，描繪為具有某種特色的方式（Rodriguez-Giralt, 2011, p.30）。
網絡是「環境保護主義」的，是一種將某個積極、高度異質、難以簡化與再 現的網絡，描繪為具有某種特色的方式（Rodriguez-Giralt, 2011, 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