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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一般難尋，使用者生成內容（UGC）、電子資料庫、大數據等資訊科技都讓行 動者留下大量的數位足跡可供追索（Latour, 2005）。媒介本身做為行動者，自然 也在型塑其他行動者的過程當中促成了變化；追索他們之間的連結、試著描繪這 些變化，正是媒介化研究的任務所在。換言之，媒介化雖然是一種長期、根本而 整體性的變化，但從 ANT 的角度來說，它絕對不能如同個人化、商業化與全球 化等後設過程一般（Krotz, 2008），成為又一個「全景敞視式」的黑箱概念，而應 該如 Jensen（2013）所建議的，維持其「觸敏性」（sensitizing）的特色，並藉由 窄景敞視實際地描繪變化何在。
第三節 建立「以媒介為關懷」的新媒介化取徑
行動者網絡理論強調，沒有任何先驗架構能保證事物存在，行動者的存有論 地位也是在不斷中介與位移過程中確立下來的（林文源，2007），媒介化當然也 不例外。在 ANT 的視野下，媒介化是一個「有待解釋」的概念，在研究者實際 將媒介之化描繪出來以前，任誰也不能保證媒介化存在，這便是 Latour（2005）
一再強調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甚者，我們也無法保證媒介必然很重要，因 為這件事也得在實際追索連結的過程中才會得知，言下之意是：在實際追索媒介 與其他行動者的連結之前，研究者無法保證媒介化是否會產生、產生於何處、以 何種方式產生，也無法假定媒介在行動者網絡之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然而，這個主張乍聽之下有些怪異，進行媒介化研究之前如何能不預設媒介 的重要性？或更直接一點問：不肯認媒介重要性的媒介化研究，還算得上媒介化 研究嗎？針對此問題，猜想 Latour 可能會回答：「在行動者還沒告訴你媒介很重 要之前，沒有任何先驗的框架足以讓你認定媒介的重要性。」這也就是 ANT 向 來強調的擁抱不確定性（uncertainty）。林文源（2007）指出，由於本體論本身也 是一種關於「何謂存在？如何存在？存在是何物？」的知識，因此 ANT 認為在 這些知識穩定下來之前，我們根本無法確定是否有一個先驗的存在架構，保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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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什麼、有什麼、或由什麼組成，我們唯有從實際的行動實踐當中才能討論事 物的存有論問題。同理，在我們實際「見到」媒介之化以前，沒有任何先驗的框 架能保證媒介有其化；在我們實際深入觀察行動者做了什麼之前，也沒有任何可 靠的理由能保證媒介很重要。
拋棄這樣的先驗假設，我們就無法進行媒介化研究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正如前述，媒介化是媒介在行動的過程當中促成的變化，且有待研究者在追索行 動的過程中將它描繪出來，不去預設媒介的重要性，實際上無礙我們描繪媒介促 成的變化；相反地，我認為反而是這套先驗框架，讓我們無法真正地掌握媒介與 其他行動者之間的「共變」關係，因為若研究者總是先預設媒介的重要性，那麼 媒介化將永遠無法擺脫媒介效果論、決定論的質疑，就算是一再強調「以媒介為 關鍵」，主張整體地理解媒介與其他社會力量如何同時運作、相互交織的社會建 構取徑（Hepp et al., 2015），和「媒介為中心」的建制取徑相比，也只差在唯媒介 是問的程度不同罷了。
因此本文認為，媒介化研究應當依循 Morley（2007）的建議，朝向「非媒介 中心的媒介研究」（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發展，這對我們來說有幾個 好處：首先，當媒介不再占據媒介化研究的中心位置，媒介效果論與決定論的指 控就難以成立，因為研究者壓根兒就不是從「媒介化了什麼」的問題出發，甚至 有可能研究者在實際追索之後，發現媒介的行動根本無足輕重，而這樣的結論只 有在「非媒介中心的媒介研究」之下才得以被接受。其次，採取去媒介中心的認 識論立場，能幫助我們平衡而對稱地理解、描繪媒介與其他非媒介行動者的共變 關係，避免過度傾向媒介（媒介決定論）或非媒介的其他因素（社會決定論）。 最後，非媒介相關的行動者彼此之間相互轉譯的過程，也可能憑藉中間無數行動 者傳遞、作用，最後促成了媒介的行動變化，表面上它們與媒介毫無瓜葛，卻可 能也是媒介化過程的重要一環。
本文討論至此，一種新的媒介化取徑逐漸浮現。它有別於建制取徑的「以媒 介為中心」，不將媒介化視為媒介邏輯介入其他社會建制，逐漸取代其原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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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Couldry & Hepp, 2013），也不同於社會建構取徑「以媒介為關鍵」的觀 點，強調媒介型塑力如何與其他社會力同時運作，在日常傳播實踐當中建構社會 真實（Hepp et al., 2015）。這種取徑採納了更多的 ANT 精神，主張媒介化是媒介 與其他行動者共同集結，並且相互轉譯彼此旨趣的動態過程，是一種「以媒介為 關懷」（media-concerned）的新認識論。
這種新認識論來自 Latour（2005）對「事實問題」（matters of fact）與「關懷 問題」（matters of concern）的區別。Latour 認為，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向來關心 那些穩定、確切、無須質疑、理所當然的「事實」（facts），但他更關心事實在成 為事實之前的爭議與不確定性，以及過程中不斷變化的集結關係，或是已經成為 事實的事物如何又重新成為爭議等問題（Dolwick, 2009; Latour, 2005）。因此，以 媒介為關懷意味著以「與媒介有關的關懷為關懷」，研究者不預先將媒介置於中 心位置，假定它扮演的角色或發揮的功能，而是選定一個爭議（或重新揭開某個 事實）之後，在追索連結的過程中特別留意哪些行動者的行動指涉了媒介？媒介 的行動指涉了誰？行動者網絡之中有哪些旨趣與媒介相關？行動者如何轉譯這 些旨趣？轉譯過程中媒介的旨趣與行動有什麼變化？其他行動者的旨趣與行動 如何應著媒介的變化而變化？若沒有任何行動者指認媒介，研究者便不應該擅自 把媒介拉進來；若與媒介有關的旨趣不是其他行動者在意的事情，研究者也不該 自作多情，意圖用其他概念補充之，這便是「以媒介為關懷」的重點。
本文主張的媒介化 ANT 取徑，無論在社會學基礎、認識論，以及對於媒介 化的理解之上，皆與建制取徑、社會建構取徑截然不同（參考表 4-2），最大的差 別在於它不保證媒介化的存有論地位，在研究者尚未指明媒介化於何處之前，任 誰也無法預設媒介化存在。此外，媒介化 ANT 取徑不採取全景敞視式的觀點，
將媒介化視為推動社會結構性變遷的「後設過程」，而是依循 Latour 的窄景敞視 的三大原則，將媒介視為非人行動者，探究它如何在與其他行動者一同集結的過 程中相互轉譯，促成了整體行動者網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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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centric)以媒介為關鍵 (Media-centered)
以媒介為關懷 (Media-concerned)
媒介之化 媒介邏輯 媒介形塑力 轉譯 社會本體論上的歧異，透過 ANT 的「集結式思考」（assemblage thinking）打開社 會運動理論的黑箱，並列舉近年的研究作品為例說明。接著，將媒介化 ANT 取 少，甚至 Latour 在 2018 年《社會運動研究》（Social Movement Studies）的一期專 刊對談之中也半開玩笑地表示，在他的許多同事眼中，ANT 和社會運動壓根兒 沒有任何關聯（見 Latour et al., 2018, p.360）。不過，近年還是有一些學者嘗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