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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的困境
2010 年 12 月 17 號，突尼西亞一個 26 歲的攤販 Mohamed Bouazizi 因為不 滿警察扣押他的攤車，在市政大樓前引火自焚。這段影片上傳到網路後，隨即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社群媒體上以極為驚人的速度被分享，最終爆發 了「茉莉花革命」，甚至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西班牙憤怒者運動（15-M）、阿拉伯 之春（Arab Spring）、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等抗爭。由於在 這些大規模的革命與社會運動之中，社群媒體都發揮了動員、組織、整合與擴大 運動規模的功能（Castells, 2012），許多主流媒體紛紛以「社群媒體革命」指稱這 波革命風潮。同時，這些抗爭皆沒有明顯的專業組織在背後進行動員，任何人都 可能單憑一己之力，藉由網路和社群媒體散布訊息，連結、動員那些素昧平生的 人們，成為燎原的那一點星火。
隨著社群媒體日漸普及，如今對運動者來說，在 Facebook 建立粉絲專頁或 在 Twitter 上建立公眾帳號，早已成為發起社會運動的「標準流程」，運動者利用 社群媒體進行匯聚資源、組織動員、凝聚集體意識、推廣運動訴求、爭取支持等 工作（Eltantawy & Wiest, 2011）不再是什麼新鮮事，更多的反倒是對於社群媒體 的反省。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 Wael Ghonim 曾說：「想要解放社會的話，你需 要的，其實只是網路。」但他在 2015 年 TED 一場短講中1，卻一改先前的樂觀 態度，指出社群媒體助長了錯誤訊息、謠言與仇恨言論的散布，人們活在自己的 世界之中，只願接觸與自身觀點相近的人與意見，極化（polarized）的政治衝突 與公共討論環境正在撕裂人與人的信任關係。
從歡欣鼓舞到挫敗懷疑，Wael Ghonim 對於社群媒體的態度轉變聽來並不陌 生，因為網際網路 1990 年代發展之初也有過類似爭論，有些人對於網路促進資
1 Wael Ghonim 於 TED 的短講影片參考：https://tinyurl.com/y6vam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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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流通、大幅降低參與運動門檻的潛力額首稱慶，同時卻也有另外一群人抱持懷 疑，認為網路上的社會運動只能在一群烏合之眾之間，建立脆弱、不穩定的弱連 帶（weak tie）關係，無法成為維繫運動並持續發展的長期力量，難以真正促進民 主化的發展（Laer & Aelst, 2010）。這類科技烏托邦主義與反烏托邦主義的辯論，
長期主導整個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的發展，社群媒體如是，網路亦如是，整個研 究領域大體上一直圍繞在「媒介是助力還是阻力」的問題意識上（Fominaya &
Gillan, 2017; Foust & Hoyt, 2018; Laer & Aelst, 2010; Mattoni & Treré, 2014）。 這樣的提問背後反映的是一種「資訊科技做為社會手段」的研究視角，媒介 被視為社會運動達成目標的「工具」或「手段」，運動者與研究者皆關心它對動 員產生什麼樣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鄭陸霖、林鶴玲，2001）。事實上，社會運動 本身就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所採取的集體手段，具有濃厚的政治性、工具性與目 的性（何明修，2005），從這個角度來說，媒介是助力或阻力的提問不僅有實務 上的意義，也符合社會運動研究一貫的關懷旨趣。然而，Foust & Hoyt（2018）
認為這造成兩個盲點，一個是「將一場運動中多元的媒介實踐分而論之」的分離 主義（isolationism），另一個則是「將一場運動的成功或失敗過度歸因於媒介影 響」的決定主義（determinism），科技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爭辯正是一例。
雖然多數學者皆不願採取全然的科技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立場，肯認「機會」
與「限制」乃一體兩面，因而尋求折衷式的理論進路，但這種方式仍然沒有擺脫 二元框架，甚至又落入另外一種「極端╱折衷」的對立，因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 於對立的兩端是什麼，而是將兩個事物「對立起來」的思考方式2。若我們沒有試 著從根本破除這樣的思考方式，恐怕便如 Fominaya & Gillan（2017）所言，每當 有新科技出現，整個「烏托邦觀點――反烏托邦觀點――折衷第三條路」的套路 就會再循環一次，卻少有具建設性的結論。此外，這種討論方式顯然窄化了我們 對於媒介角色的想像，更過度簡化了媒介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複雜關係。
2 此處感謝汪琪老師 2018 年於政大舉辦之《由媒體效果研究的困境談起》演講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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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起分離主義與決定主義的盲點，我認為更嚴重的問題恐怕在於社會 運動理論的發展停滯甚久，且逐漸與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抗爭、革命現場脫勾。
雖然這絕對不意味著學者只顧著在學院內閉門造車，對外頭的抗爭無動於衷，但 我們的確仍然在用 1970 年代就發展出來的資源動員論、構框理論、政治機會結 構，去分析時空背景與政經條件皆早已截然不同於往的社會運動。如果在 2019 年的今天，我們仍在使用 50 年前發展出來的理論，這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批 理論實在太好用，至今仍有很強的解釋力，另一種就是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停滯 不前了 50 年，原因恐怕是後者的成分多一些。
造成理論發展停滯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許如何明修（2016）所言，社會運 動研究已成為高度建制化的領域，比起回應外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抗爭風 潮，研究者更需要解決學科內部的研究議題；又或者如 Rodriguez-Giralt（2011）
所憂慮的，過去的社會運動研究已花費太多精力在修正、精進既有的概念，甚至 有些過於鑽牛角尖，讓概念化集體行動的過程淪為全然技術性的問題，令整個研 究領域日漸僵化。不過就算如此，我們又何以需要在此時此刻討論理論發展停滯 的問題？如今的社會運動與 50 年前相比究竟有什麼了不起的差異，非得重新發 展一套理論工具不可？本研究給出的答案是：媒介環境已非同日可語。
事實上，媒體╱媒介在社會運動研究之中從未缺席。Waisbord（2018）認為 在前網路（pre-Internet）時代，媒體就被視為提供大眾注意力（publicity）這項運 動資源的重要社會機構（Edwards & McCarthy, 2004; McCarthy & Zald, 1977），並 關心社會運動如何策略性地與媒體互動、媒體如何框架化（framing）社會運動，
以及運動者如何發展小眾╱替代媒體（alternative media）來繞過主流媒體的守門 機制，搶回部分的運動話語權（Giltin, 1980; Rucht, 2004; Ryan, Carragee, &
Schwerner, 2009; Smith et al., 2001；林常富，2010）等問題。此時的大眾媒體屬 於單向、階層化的傳播結構，權力掌握在政府、私人企業與媒體工作者的手中，
近用媒體的高昂成本限制了運動者利用它的機會（Waisbord, 2018）。
隨著網際網路、資訊科技、社群媒體等傳播科技的發展，媒介在社會運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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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特別是在茉莉花革命之後，只要以社會運動、社群媒 體為關鍵字隨意搜尋，便可找到成千上萬的報章評論、學術論文與專書，社會運 動與媒介研究儼然已成為這個領域的顯學。儘管如此，媒介終究只是社會運動研 究的一個主題，相關討論散見在資源動員論、構框理論、動員結構、機會結構等 理論之中，未曾被置於理論的核心位置，發展出連貫而系統性的概念工具，加上 前文提到的工具性視角與盲點，使得相關研究成果斷裂而片面（Mattoni & Treré, 2014），甚至更多時候是各說各話，難以幫助我們整體而全面地理解媒介之於社 會運動的關係。
如今我們所處的媒介環境已與 50 年前截然不同，各式各樣的媒介充斥在我 們的生活周遭，日常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皆與媒介密切相關，報章雜誌、電視、
廣播等大眾媒體未曾消失，網際網路、行動載具與社群媒體蓬勃發展，演算法、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AI）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Krotz（2007；轉引自 Hepp, 2013a）認為，媒介「量的增加」，令人們得以「無時無刻」使用「愈來愈多」的 媒介以及科技中介的傳播形式，媒介滲透至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我們如今正處 在一個「無處不媒介」（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的社會之中（Livingstone, 2009）。更重要的是，媒介同時也在「質的層面」改變、形構我們所處的社會環 境與脈絡（Hepp, 2013a）。
鄭陸霖、林鶴玲（2001）認為社會運動與資訊社會的關係有兩種形式，一種 是前面提到的「資訊科技做為社會手段」，將媒介視為工具性的存在，討論它如 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動員，另一種則是資訊科技透過「改變社會脈絡」，對所處其 中的社會運動產生影響。雖然兩位學者撰寫此文時，媒介廣為滲透日常生活的狀 況可能尚不顯著，缺乏堅實理論基礎與充分的經驗證據，以說明資訊科技如何透 過改變社會脈絡來影響社會運動，但文中也提到，第二種關係必然隨著資訊社會 的發展愈加重要。如今看來，媒介雖然早已深刻地影響了整體社會脈絡，但我們 缺乏合適理論工具的問題依舊。
有鑒於此，我們迫切地需要概念化一套新的理論工具，而不是再死命地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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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的理論，期望只要修正其操作性定義，便能高枕無憂地再用 50 年。更 重要的是，新的概念不能再僅是將媒介視為社會運動的工具或手段，應該將傳播 行動置於理論核心，並朝著「媒介中介（mediated）的運動」的理論方向發展
（Kavada, 2016; Milan, 2015a; Waisbord, 2018）。事實上，近年的確有不少學者已 經努力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甚至認為典範轉移的號角已然響起（Bennett &
Segerberg, 2012; Kavada, 2016; Mattoni, 2017; Mattoni & Treré, 2014; Milan, 2015a）。 為了讓我們在無處不媒介的當今，有一套妥適的新理論觀點和工具，得以更 適當地描繪、分析社會運動與媒介之間的交織關係，並為已然僵化的社會運動與 媒介研究注入活水，我首先引入近十年由歐陸傳播學界興起，並逐漸受到重視的 媒介化理論（mediatization）。媒介化是一個「批判地分析不同變化之相互關係」
的理論，而且此相互關係的「一端是媒體與傳播的變化，另一端則是社會文化的
的理論，而且此相互關係的「一端是媒體與傳播的變化，另一端則是社會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