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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媒介對運動動員的助益，若是要討論媒介造成的限制，它便顯得有些綁手綁腳 了，這可能也是 McCarthy 和 Zald 最初將傳播管道與科技視為外在影響因素，而 不直接視其為資源的原因。
資源動員論還有許多問題。Donk et al.（2004）認為相較於資源動員論關注 資源的程度，對於資源如何被匯集與動員的實際過程卻著墨不多。我認為這是因 為資源動員論將資源的動員過程簡化為市場的供需法則，或是個人參與運動與否 的成本與回饋計算。此外，它也高估社會菁英支持社會運動的意願，因為菁英往 往也是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面對社會運動對當前秩序的挑戰，他們支持社運的 意願可能不高。它也低估社會運動依靠自身資源動員的能力，縱然社運組織擁有 的資源並非如此豐沛，但他們也不是無計可施。最重要的是，資源動員論批判了 集體行動理論將怨憤、意識形態視為產生社會運動的原因，卻因此反而走向另一 個極端，將情感、意識形態這些文化面向拋棄3（McAdam, 1982）。隨後發展的構 框理論，一方面補足社會運動在創造文化意義上豐沛的能量，同時框架的概念也 被引入傳播研究，成為探討社會運動與大眾媒體互動的重要理論。
第二節 構框理論（framing）
框架（frame）這個概念與認知心理學和微觀社會學密切相關。從前者的角 度，框架是人們用以認知、解釋、界定外在世界的基礎（Gerhads& Rucht；轉引 自臧國仁，1999）。社會學傳統則源自 Goffman 於 1974 年出版的《框架分析》
（frame analysis）一書4，他從微觀社會學角度，強調框架做為人們用以認知、定 位、識別、詮釋的理解圖式（schemata），可以用來組織經驗、引導行動（Benford
& Snow, 2000）。框架這個概念自提出後旋即被大量地引入不同領域，其中又以
3 事實上，McCarthy 和 Zald（1977）最初的文章中並未完全否定怨憤與不滿對社會運動的重要 性，只是將其在集體行動理論占據的中心位置轉為次要的社會運動發生因素（p.1215）。
4 雖然目前學界傾向將框架概念的確立指向 Goffman 在 1974 年的《框架分析》，但事實上此概 念最初是由早於 Goffman 近 20 年的 Bateson（1955）所提出。這中間的論述斷裂，有興趣者可參 考王彥（2015）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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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研究與傳播學的發展最為成熟、應用最為廣泛（郭小安，2017）。美國 1970 年代的社會運動研究以強調理性選擇的資源動員論和政治過程論為主，社 會運動產製、動員文化符碼的意義工作（meaning work）因而被忽略（Benford &
Snow, 2000），框架概念的引入有助於重拾意義與文化層面的分析，關切運動者如 何在認知與文化意義上進行「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使人們接受、
認同運動目標，提高其參與運動的意願，並進一步凝聚社會運動的向心力
（Klandermans, 1984）。另一方面，框架也在 1990 年代被 Gamson 等人引入新聞 學，由於它對於新聞媒體處理新聞事件的認知運作機制，以及建構真實、影響閱 聽人態度的框架效果等層面上都頗具應用價值，故逐漸發展成為傳播學的重要關 鍵字（王彥，2015）。
雖然框架現已成為兩個領域最廣為運用的概念之一，但因應不同的領域，它 仍然發展出不同的理論內涵。對社會運動來說，其關注的是運動者如何提出一套 看待世界、理解問題的腳本，並且成功說服人們接受之，因此學界多以強調動態 建構與策略性的「構框」理論稱之（何明修，2005），例如 Snow 與 Benford 便將 共識動員的構框過程，分成「診斷式構框」（diagnostic framing）、「預測性構框」
（prognostic framing）與「動機性構框」（motivational framing）三個要務。運動 者除了利用診斷式構框指認問題以及應被究責的對象，同時他們也必須針對問題 提出預期的解決方式，以及為了達到目標所欲採用的策略，此即為預測性構框。
然而，運動者單單只是診斷問題、提出解決方式與運動策略還不夠，從意識問題 到實際動員之間，還差一個合理的動員理由，促使人們願意依此採取行動，這就 是動機性構框（Benford & Snow, 2000; Snow & Benford, 1988）。
吳翠松和吳季昕（2014）運用三個構框過程分析 2008 年由一群苗栗在地文 化人士所發起的護窯運動。當時，苗栗縣政府為了興建高鐵站，不惜拆除在預定 區內三座具有珍貴歷史、文化意義的古窯，引發許多文化人士與專家學者一系列 抗議。拆除前，護窯運動以「古窯具稀有性，政府保存不力」的診斷性構框指出 問題，同時以預測性構框強調保存古窯能促進觀光與文化的雙贏，動機性構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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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諸守護在地陶窯文化，盼吸引更多居民加入護窯運動。但在古窯最後仍被苗栗 縣政府拆除後，護窯運動隨即轉換了構框，改以究責為診斷性構框、保留僅存地 下煙道與重建古窯為預測性構框、追究失職官員為動機性構框。王玉燕（2008）
的碩士論文分析三部環境保育紀錄片如何診斷問題、預測後果與刺激觀者參與集 體行動的動機，發現三部紀錄片都援引環境正義做為主軸，將問題的矛頭直接或 間接地指向政府機關，並強調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與可信度。
Snow 等人還針對框架結盟的過程（frame alignment process）區分為「框架 橋接」（frame bridging）、「框架增幅」（frame amplification）、「框架擴展」（frame extension）和「框架轉變」（frame transformation），而趙鼎新（2007）再加上「框 架借用」，做為運動者為了招募新成員、動員群眾與獲取資源時所採取的策略性 構框行動（Snow et al., 1986）。在苗栗護窯運動的例子中，運動者將保存地方珍 貴文化資產與重視在地文化兩個「在意識形態上一致，但結構上不相關」（Snow et al., 1986）的框架連接，增強護窯運動的正當性。同時，他們也持續地在眾多 價值與信念中，釐清、強化與凸顯政府的失職與官僚主義，利用框架增幅讓究責 成為護窯運動中最為顯著的框架面向。此外，護窯運動也盡可能地拉攏不同的民 間組織，將護窯框架擴展到社區營造，吸引附近的造橋社區發展協會與台灣社區 培力協會一同加入，此為框架擴展的過程。至於護窯運動在古窯拆除前訴求原地 保存，古窯被拆除後轉為追究官員責任，中間也經歷了一次框架轉變（吳翠松、
吳季昕，2014）。黃淑鈴（2015）在另一篇達悟族反核廢料運動的文章中，更是 仔細地勾劃蘭嶼不同世代反核廢運動的框架轉變。
然而，社會運動絕不是在脈絡真空的環境下構框，不管是運動內部的路線歧 異或是反制運動的「反構框」，運動構框的過程往往是競爭性的，而媒體經常被 視為不同框架爭奪話語權的場域（馮仕政，2013）。然而，媒體絕不僅僅是不同 利益團體競爭框架的場域，它也會透過「選擇」（包括排除）和「重組」（包括排 序、強調）兩種機制「框架化」（framing）社會運動（臧國仁，1999）；換言之，
媒體本身也是框架競逐的一方。在理想狀況下，若是媒體框架與社會運動框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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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將能大大地增進動員的潛力與規模（Cooper, 2002），但實際上媒體與社會運 動之間向來存在不平衡的關係，特別是對於那些較為邊緣、缺乏資源的運動團體 來說，媒體曝光尤其重要。然而從媒體的角度觀之，儘管社會運動的衝突性是媒 體喜愛的新聞元素，但它終究只是眾多報導題材中的一種，媒體需要社會運動的 程度，遠遠低於社會運動需要媒體的程度（Rucht, 2004）。
此外，媒體多以負面、訴諸感官和帶有偏見的方式框架化社會運動（Rucht, 2004; Ryan et al., 2010; Ryan et al., 2009; Smith et al., 2001）。Smith et al.（2001）
認為媒體報導社會運動有著「選擇偏見」與「描述偏見」，前者源自媒體對新聞 價值的判斷，從眾多事件中決定報導什麼、不報導什麼的守門（gatekeeping）機 制，後者強調媒體再現社會運動時常以個人化、去脈絡化與戲劇化方式呈現。
Giltin（1980）早期的研究同樣指出，媒體以瑣碎化、邊緣化、極端化、強調內部 歧見、低估遊行人數和貶低影響力等方式報導左派學生運動。林常富（2010）研 究台灣電視新聞報導集會遊行的新聞框架，同樣發現以情感框架、衝突框架和責 任框架最多，代表媒體報導社會運動時仍然習慣訴諸煽情、對立與個人化。面對 這樣的不平衡關係，媒體如何再現社會運動一事，因而成為社會運動學者與傳播 學者共同關切的議題。
Rohlinger（2002）曾研究 20 世紀末全國婦女組織（NOW）以及關懷美國婦 女（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 CWA）組織在墮胎權議題上的框架競逐與媒 體策略，發現主張墮胎權的 NOW 對媒體的態度比 CWA 更積極，她們相信能夠 影響媒體報導，不僅成立統一處理媒體事務的專業部門、積極提供成員相關教育 訓練，在構框的方向上也保有相當大的彈性，以便在不同狀況下都能贏得媒體關 注。相對來說，CWA 的基督教背景使其反墮胎的運動構框方向多以基督教義為 基礎，加上她們認定自由派媒體的報導有所偏見，選擇消極地應對主流媒體，改 在草根宣傳與個人網絡上著力，因此主流媒體的新聞量遠遠不及 NOW。我們可 以說，NOW 多採用主動出擊與適應的方式應對媒體，CWA 則選擇節制與媒體的 互動，並尋求替代的宣傳方案（Rucht, 2004）。但研究也發現儘管 NOW 如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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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吸引媒體關注，新聞曝光量不過只有 10.8%，而 CWA 更是一成不到，報導 框架也並非總是與運動構框的方向相同。
從上述的例子可知，運動構框乃是多方角力、競逐的動態過程，但目前有關 社會運動的媒體框架研究大多採兩種進路：其一，從既有的理論文獻中建構框架 類目，再將新聞文本歸入類目中進行統計。其二，直接進入新聞文本中，逐漸整 理出框架的類型與分析方向（盧安邦、鄭宇君，2017）。這兩種進路皆未能突顯
從上述的例子可知，運動構框乃是多方角力、競逐的動態過程，但目前有關 社會運動的媒體框架研究大多採兩種進路：其一，從既有的理論文獻中建構框架 類目，再將新聞文本歸入類目中進行統計。其二，直接進入新聞文本中，逐漸整 理出框架的類型與分析方向（盧安邦、鄭宇君，2017）。這兩種進路皆未能突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