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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微乎其微，甚至網絡本身就能取代部分組織的功能；另一個則是組織促成
（organizationally enabled）的網絡，組織僅進行低程度的整合工作，通常是在背 後提供個人化行動框架的媒介平台或機會，例如開立社團、提供外部資源連結或 鼓勵個人經驗分享等。
連結行動邏輯對近年社會運動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發，愈來愈多學者採用這種 新的行動邏輯思考動員結構，並在不同的運動案例中檢驗與反思理論，包括勞工 權益運動（Caraway, 2016）、健康與病患團體運動（Parsloe & Holton, 2018; Vicari
& Cappai, 2016）、女性主義運動（Trott, 2018）以及西班牙憤怒者運動（Anduiza, Cristancho, & Sabucedo, 2014）、香港雨傘運動（李立峯，2016）和台灣太陽花學 運（陳婉琪、張恒豪、黃樹仁，2016）等政治運動。有些研究著重描繪個案的連 結型網絡結構（Caraway, 2016; Vicari & Cappai, 2016），有些反思人際連帶的動員 效果（陳婉琪等，2016）與權力關係（Caraway, 2016），還有研究探討一場社會 運動中兩種邏輯之間的緊張關係，例如李立峯（2016）對香港雨傘革命的研究發 現，連結性行動個人化、去中心化的特質使運動參與者與主要組織者的關係較為 疏離，難以在運動目標與策略上達成共識，因而弱化運動與政府談判的力道。
從集體行動邏輯到連結行動邏輯，不難看出隨著社群媒體等個人化傳播媒介 的發展，過往「集體才能成事」的理論預設受到相當大的挑戰，去中心化、網絡 化的動員結構已然成為當前社會運動的主要形式。然而，這股新浮現的行動邏輯 會如何影響運動動員？與傳統的集體行動邏輯的關係為何？這些問題都有待更 多理論與經驗研究的探索。
第四節 社會運動理論看待媒介的盲點
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已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次領域，從網路發展之初，一直 到近年的社群媒體，社會運動學者向來非常關心媒介如何影響運動動員。它究竟 是促進了動員的潛能亦或限制了它？媒介在社會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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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這些媒介發展出不同的抗爭手段？當然，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媒體 如何再現社會運動，以及運動者的媒體策略等也是歷久不衰的研究提問。這些提 問自然有其實務上的意義，研究結果的確也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然而，Foust &
Hoyt（2018）指出這些提問有著兩個相當大的盲點，一個是「將社會運動中多元 的媒介分而論之」的分離主義（isolationism），另一個則是「將一場社會運動的成 功或失敗過度歸因於媒介影響」的決定主義（determinism），而這兩個盲點都來 自社會運動與傳播研究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框架。是故，近年不少學者開 始呼籲反思這些盲點以及背後的二元性，且應有更多理論對話（Downing, 2008;
Fominaya & Gillan, 2017; Obregón & Tufte, 2017; Wang, 2018）。
（一） 分離主義（isolationism）
一場社會運動中的媒介實踐往往是多元、複雜而多層次的，分離主義就是指 研究者只關心社會運動中的單一種媒介（例如：只研究網路或社群媒體的助益，
卻忽略傳統媒體可能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或是媒介的某一個面向（例如：只關 心媒介的工具意涵，而忽略媒介的文化意義）。又或者，將各種不同的媒介形式 抽離其社會文化脈絡，放置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下比較，例如獨立╱商業媒體、主 流╱小眾媒體、新╱舊媒體、線上╱線下等等，都過度簡化了不同媒介之間相互 交融、密不可分的複雜關係（Foust & Hoyt, 2018; Wang, 2018）。簡單來說，分離 主義就是無視媒介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將其分而論之。
社會運動研究長期以來看待媒介的分離主義，造成 Mattoni & Treré（2014）
所極力批判的「單一媒介偏差」（the one-medium bias）和「科技迷戀偏差」（the technological-fascination bias）兩個問題。單一媒介偏差意指「對於特定媒介平台 的關注持續優先於其它，或將媒介平台上的內容依據其形式（主流的或小眾的）
區分開來。」（p.254）至於那個「單一」的媒介往往也是「最新」的，這就是科 技迷戀偏差。Mattoni & Treré 認為，社會運動研究看待媒介時向來缺乏歷史觀，
從早期的印刷品、電視、廣播，一直到近年的網際網路、社群媒體與行動通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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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最新發展的媒介固然引人注目，但舊媒介也從未就此消失或被取代，它們仍 然與新媒介並存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或是經歷再媒介化（remediation）成為 不同的媒介形式。若研究者未將媒介發展的社會脈絡與歷程納入視野之中，就不 難想見何以會出現單一媒介偏誤了。
（二） 決定主義（determinism）
從前面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社會運動研究看待媒介向來有濃厚的工具性 色彩，研究者要不是探討媒介為社會運動帶來什麼助益或限制，就是研究運動者 如何利用媒介動員群眾、發展策略、凝聚集體意識以達成運動目標（Fominaya &
Gillan, 2017），因此媒介經常被視作影響運動成功或失敗的一個要素，甚至是決 定性的因素，Foust & Hoyt（2018）認為這是一種科技╱媒介決定主義。兩位學 者也指出，主流媒體近年經常將某種媒介與某社會運動畫上等號，最好的例子莫 過於茉莉花革命與阿拉伯之春與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社群媒體之間 的關係，媒體經常以「社群媒體革命」或「推特革命」來稱呼某場運動，仿若在 暗示這些媒介具有造就一場社會運動的潛能。
媒介對社會運動的發展而言是助力或是阻力？這個問題意識大概是受決定 主義影響最深、卻也是社會運動研究中最經典的提問，例如張盈堃（2003）對網 路與同志運動的提問就是：「同志運動將因與網路結合而如虎添翼？還是，傳統 同志運動所創造衝突現場影響社會走向的動力，將被網路所消解？」（粗體為研 究者所加）不同研究者研究不同社會運動，得到的經驗證據也不盡相同，但凡認 為新科技能帶來助益者，基本上被歸類於「科技烏托邦主義」；相反地，認為新 科技會造成限制或威脅者，則被歸類「反科技烏托邦主義」。這種二元問題意識 在社會運動研究當中可謂歷久不衰，其研究結果也是各執一詞、各有其理。
以網際網路為例，Laer & Aelst（2010）認為它對社會運動有兩個層面的深遠 影響，一是促進（facilitating）資源動員與資訊流通，大幅降低參與運動的門檻。
二是運動者得以憑藉網路，在既有運動手段之上發展創新的運動參與方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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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請願與抵制（online petition and jamming）、駭客主義（hacktivism）或是有別 於主流媒體的替代╱小眾媒體（alternative media）。然而，兩位學者指出網路也 帶來諸多限制，像是網路固然使參與門檻降低，但也有淪為「萬人響應，一人到 場」的鍵盤運動（keyboard activism）問題。另一方面，網路雖然能快速而方便地 集結群眾，但群眾之間多為弱連結，無法成為穩定維持運動的支持力量，最後恐 會淪為一群烏合之眾，枉論一直存在的數位落差問題，使得網路並無法真正促進 民主化的發展。
類似的結論也適用社群媒體。Foust & Hoyt（2018）回顧了近五年 97 篇有關 社會運動與社群媒體的論文之後，他們呼應 Laer 和 Aelst 的看法，指出這種科技 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爭辯仍然存在。烏托邦主義者認為，社群媒體使運動者打破 地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且因其強大的連結能力，有助於擴展公眾參與、促進資 訊流通。反烏托邦主義者則提出警告，指出政府與財團同樣能藉由網路與社群媒 體干預、監控運動動員，況且社群媒體還有演算法造成的「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問題。然而，無論是烏托邦觀點或反烏托邦觀點，都將改變的驅 力過度歸因於媒介的能供性，帶有濃厚媒介決定論的味道。
這種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論辯乃建立在二元對立的基礎之上。Fominaya &
Gillan（2017）指出，從電子郵件、網路、行動電話、串流直播到社群媒體，每 當某項新科技出現，學者就會關心它如何為社會運動所用，又帶來什麼助益或限 制，而不想落入二元框架的學者就會嘗試尋求中間路線，整個「烏托邦觀點――
反烏托邦觀點――折衷的第三條路」的套路就會再循環一次。然而，這種將媒介 對社會運動的助益與限制一刀切開，並置於二元對立框架之中的討論方式，對我 們理解兩者之間複雜關係的幫助甚小，反而大大地限縮了我們的視野。
Wang（2018）認為，這種自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以降的二元框架深深 地影響傳播研究，甚至於整個社會科學研究一路以來的提問方式。她指出，這種 二元性令研究者總是在對立的兩方之中選邊站，並過度地膨脹單一邊的重要性，
而當一邊出現問題，研究者便朝著對立的另一邊尋求解方，科技烏托邦與反烏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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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辯論便是建立在這種二元性之上。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亦然。Rodriguez-Giralt（2011）便舉了幾個常見的問題意識，包括社會運動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
我們應關注社會的結構緊張，還是行動者的個人特質與目標？社會運動是符號意 義的挑戰，還是資源動員的結果？這些問題儘管本身並不一定完全對立，但在此 二元框架之下很容易被視為一組對立的概念。
此外，無論是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或構框理論的出現，都是二元框架的 運作結果。前兩者之所以出現，就是為了修正集體行動理論過於強調心理狀態，
將社會運動視為集體非理性的結果，轉而強調運動者計算利弊得失、審慎考量的 理性行為，是一組「非理性╱理性」的對立。理性選擇學派發展起來後，不滿於 此的學者便開始強調被忽略的符號意義與文化面向，促成構框理論的出現，這又
將社會運動視為集體非理性的結果，轉而強調運動者計算利弊得失、審慎考量的 理性行為，是一組「非理性╱理性」的對立。理性選擇學派發展起來後，不滿於 此的學者便開始強調被忽略的符號意義與文化面向，促成構框理論的出現，這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