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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的「科技社會學」課堂上接觸到 ANT，在方念萱老師的課堂上接觸媒介化 理論。在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些相當微小的蛛絲馬跡，似乎三者 之間有那麼一點連結存在，且可以解決我一路以來的問題。最後，有兩篇論文讓 我確信三者之間實有對話的可能性，分別是方念萱老師 2016 年發表於《傳播文 化與政治》的文章，探討媒介化與 ANT 之間的理論關聯，以及 Rodriguez-Giralt 於 2011 年發表於 Convergencia 期刊的文章，證實了 ANT 與社會運動研究並不 是沒有對話可能，這篇論文於焉誕生。
在建構理論的過程中，我就像是一個積極進行轉譯工作的行動者，來回穿梭 於不同的研究領域、文獻資料與田野經驗之間，嘗試找出理論相近之處，解決彼 此相互矛盾與扞格之處，同時動員各式各樣的人與非人行動者，令他╱它們的旨 趣漸趨一致，最後轉譯出「社會運動媒介化的 ANT 取徑」。說穿了，整份研究其 實就是我做為行動者的一次轉譯工作，因此我同樣希望，未來若有興趣繼續進行 相關工作的讀者，不要過快地將這個新取徑視為又一個黑箱，而是讓研究維持其 開放性，你可以在理論建構過程的任一處提出異議，挑戰我的轉譯工作，並用不 同方式與行動者重新建立連結，或者若你注意到其他蛛絲馬跡，也可以進一步接 續進行這未竟的轉譯工作。縱使學術研究無可避免地會封閉部分爭議，但只要研 究者不那麼快地接受黑箱化的結果，便可以確保那股源源不絕的活水不斷。
第三節 展望：媒介化如何指引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的未來？
本文於第一章開宗明義地指出，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正在面臨瓶頸，除了既 有研究成果破碎而斷裂，欠缺一個具有連貫性的理解框架之外（Mattoni & Treré, 2014），外頭的抗爭風起雲湧，媒介環境劇烈變動，但相關理論的發展卻停滯不 前，令我們總是用過於簡化而死板的二元框架去思考、觀察與分析社會運動與媒 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深陷分離主義與決定主義的泥沼，難以突破（Foust &
Hoyt, 2018）。還好，近年愈來愈多學者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積極地尋找出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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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從媒介生態學的觀點，用整體媒介環境以及動態、歷時的演化關係來理解社 會運動與媒介（Foust & Hoyt, 2018; Mattoni, 2017; Mattoni & Treré, 2014），或像 Milan（2015a）和 Kavada（2016）將「傳播行動」置於核心來嘗試發展集體行動 理論，又或者像本文一樣將媒介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引入社會運動研究，皆是為 了突破瓶頸而努力。
縱使眾家採用的路數不盡相同，仍然有些重點一再地被強調；換言之，若真 有某種新典範正在興起，它們就是未來發展理論時需要把握之處。綜觀來看，有 三個重點一再被提及，包括（一）社會運動與媒介的動態互動過程、（二）媒介 與社會運動之間多層次的複雜變化，以及（三）社會運動與媒介所處的整體社會 脈絡。首先，幾乎所有學者皆強調關注「動態過程」（dynamic process），除了媒 介生態學本身就強調整體媒介環境的動態「演化」（evolution）過程，Mattoni &
Treré（2014）、Milan（2015）和 Kavada（2016）等多位學者也都強調，集體行動 或集體認同的形成也是不斷演變的過程，而非「已然終止的產物」（a finished product），媒介是集體行動形成過程的關鍵角色。我們應當拋棄過往那種媒介造 成影響後便不了了之的決定論或效果論，轉而關注兩者之間動態的演變關係。
其次，研究者必須肯認社會運動與媒介的複雜性（complexity），例如 Foust
& Hoyt（2018）兩位學者便從媒介生態學觀點，視媒介為複雜且相互連結的協作 空間（collaborative spaces），而不僅是達成目標的工具。Kavada（2016）認為過 去的社會運動研究大多關注挑戰支配結構的大規模革命，然而那些漸進、局部與 多層次的社會變化也應當被關照。Wissenbach（2019）則指出，我們需要一個分 析框架，以說明在一場社會運動當中不同集體協作層次之內、之間的傳播動力與 權力動態性（power dynamics）。最後，多數學者皆強調不可脫離社會運動與媒介 所處的社會脈絡（Fominaya & Gillan, 2017; Wissenbach, 2019），甚至必須將其視 為積極與社會運動和媒介相互交織的形塑力（Foust & Hoyt, 2018）。
從以上整理出來的「動態過程」、「複雜變化」與「所處社會脈絡」這三個理 論重點，我們大致可以掌握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未來應發展的方向，事實上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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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媒介化理論一再強調的內容。Mattoni & Treré（2014）曾指出，社會運動與 媒介研究之間缺乏一個具連貫性的理論框架，媒介化做為一個強調整體性、歷時 性、動態性與多面向開展之混雜變化的理論，相當具有潛力發展成為兩位學者所 期待的那個理論框架。然而，本文也一再強調媒介化應當維持其觸敏性，不應該 只是一個包山包海的巨大罩子，讓我們把過去的研究成果全數塞入其中，否則就 真的淪為 Deacon & Stanyer（2014）質疑的「樂隊花車」（bandwagon）概念了。
媒介化目前雖然仍是一個頗具爭議且不甚成熟的概念，但正也是因為它高度的歧 異性，不同學者皆可以在媒介化理論的引導下，嘗試發展不同的概念工具來研究 社會運動與媒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簡言之，我認為媒介化並非就是我們在追 求的那個未來，而是引導我們未來方向的指路標。
本研究最後，我想提出兩個未來有待繼續耕耘的工作。首先，第一個工作是 持續釐清「媒介化」與「中介」的差異，這部分我建議從本體論（ontology）著 手進行。一般來說，中介指的是媒介「串連」起不同的事物，並成為它們之間的 代理者（唐士哲，2014a），偏向一種中性的、線性的關係想像。相對地，媒介化 的重點在於與媒介有關的「變化」，且這個變化並不是單向的媒介效果，而是如 網絡一般多面向開展的整體變化。因此我認為，中介與媒介化其實是對於媒介如 何與社會文化產生關連的兩種不同理解方式，前者是一種「線性的」關聯，後者 則是一種「網絡式」的思考。事實上，社會建構取徑談的「形定」本身也是建立 在網絡的概念基礎上（Elias, 1970╱鄭義愷譯，2008），本研究發展的 ANT 取徑 則進一步突破先驗的二元框架，以真正做到媒介化強調的「共變」關係。
既然「中介」與「媒介化」是兩種不同的本體論思考，這便意味著它們分別 會引導我們進行不一樣的媒介研究，這正是我認為的第二個重要工作：媒介化應 引導我們整合此領域既有的研究成果，這又牽涉理論與經驗兩個面向。在理論面 向上，媒介化與 ANT 雖然是我反思社會運動與媒介研究瓶頸後，決定選擇引入 對話的理論取徑，但社會學當中仍有許多嘗試解決此問題所發展的概念，其實皆 可以進一步與媒介化 ANT 取徑所追索出來的發現相互對話。或許，讀者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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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的案例分析時，其中描述的現象或連結關係會令你聯想到某些理論，又或者 刺激了不同的想法與靈感，這些無疑都是開啟對話的契機。
在經驗研究的面向上，我認為本研究所發展的媒介化 ANT 取徑，除了能夠 如其他兩種取徑一般進行經驗研究，它更能透過 ANT「追溯文獻」的方式重新 揭開過往的研究成果，探看在既有的各式文獻與說法之中，媒介如何與社會文化 產生關聯，媒介化又如何在不同說法的關係之間萌生與確立（林文源，2007）。
這並不是一般的系統性回顧研究（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而是將過去已然 封閉的研究成果重新打開，用媒介化的視野與 ANT 的方法所進行的另一種全新 研究。雖然這類研究具體該如何操作的問題，我在此尚無法給予一個明確的指引 或建議，但我相信這是在如今「無處不媒介」的社會之中，媒介化理論未來可以 也應當努力的方向，便留待有志者繼續向前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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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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