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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 Couldry & Hepp（2013）所言，在無處不媒介的社會之中，過往傳播研 究所著重的產製、文本與閱聽人三端，已然不足以涵括媒介於社會各層面促成之 多方開展的變化，況且這變化絕非線性的媒介效果論，甚至不只是媒介因為量的 增加而造成質的變化那麼簡單（Hepp, 2013a），這股媒介之力乃存在、作用於日 常生活的巨大異質連結網絡之中，促成社會深遠而根本性的轉變。近十餘年於歐 陸傳播學界興起，並逐漸受到重視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理論，正是在這 樣的背景之下發展出來，成為傳播與社會、政治、文化、宗教等跨領域研究的一 個重要概念。本研究關注的社會運動做為促成社會變遷的一股重要力量，自然不 應也無法在媒介化研究中缺席。
在前一章節，我已簡要地回顧不同社會運動理論脈絡如何看待媒介，並指出 相關研究一路以來存在的盲點，而媒介化理論正是克服這些盲點，幫助我們更全 面地掌握媒介與社會運動間複雜關係的一條可行之道（Mattoni & Treré, 2014）。
本章首先簡要爬梳媒介化的基本概念，釐清「媒介化」與「中介」在理論概念上 的差異，接著介紹當前媒介化主要的兩種取徑：建制化取徑（institutionalist）與 社會建構取徑（social-constructivist）。這兩種取徑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將媒介 化想像為「媒介邏輯」（media logic）介入並取代其他社會建制原有邏輯的過程，
後者視媒介化為一種「媒介形塑力」（moulding force），必須整體地理解不同社會 力如何同時運作，型塑我們的日常生活與傳播環境（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13a; Hepp, Hjarvard, & Lundby, 2015）。
第一節 媒介化基本概念：無處不媒介
媒介化概念自提出後便引發諸多熱議與爭辯11（Couldry & Hepp, 2013;
Deacon & Stanyer, 2014, 2015; Jensen, 2013; Livingstone, 2009; Lunt & Livingstone, 2016），不過正是在此論辯過程中，傳播學界逐漸對媒介化形成了大致的共識：
11 相關論辯的發展可參考方念萱（2016）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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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是一個「批判地分析不同變化之相互關係」的理論，而此相互關係的「一 端是媒體與傳播的變化，另一端則是社會文化的變化」（Couldry & Hepp, 2013, p.197）。Hepp（2013a）認為，當我們說某社會文化被媒介化，意指一個文化「主 要的意義來源被傳播科技與媒介所中介，並在中介的過程被媒介形塑。」此處的 意義來源指的是在傳播過程中產生意義的媒介產物（media products），包括文本、
影像與網站等（p.70）。是故，Hepp 稱媒介文化就是媒介化的文化。
Hepp & Hasebrink（2018）進一步指出媒介化與五個趨勢有關：媒介的數量 與功能性日漸增加造成的「分化」（differentiation）、不同媒介因為數位化與網路 而相互「連結」（connectivity）、媒介的「無所不在」（omnipresence）、新媒介與 應用服務的「創新速度大幅增快」（a rapid pace of innovation）以及社會生活憑藉 著電腦數據再現的「資料化」（datafication）。這五種與媒介相關的趨勢不僅造就 了如今的媒介環境，更深深影響了社會各個層面與日常生活，Hepp & Hasebrink 更以「深度（deep）媒介化」形容之。
媒介化經常被拿來與中介（mediation）這一個相似的概念比較。中介一詞本 身有居中、協調與媒合的意思（Livingstone, 2009），這顯然意味著中介並非中立 的過程，而是在串連各方的同時促成了改變。因此，當我們說某主體與其他人事 物的關係被媒介所中介，代表媒介一方面使其之間產生連結，另一方面也促成了 關係的變化；當我們說社會「無處不媒介」，意味傳播的連結關係構成了社會，
而媒介成為廣義上社會環境改變的代理者（唐士哲，2014a）。以此觀之，中介與 媒介化皆是為了探究傳播媒介所促成的變化，是故 Livingstone（2009）一開始仍 傾向使用中介的概念解釋媒介無所不在的現象，而非媒介化。
然而，經過後續許多學者對於兩個概念的區辨與釐清，我們可以說媒介化與 中介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更強調變化的「整體性」與「歷時性」。首先，媒介化 有別於試圖捕捉「動態關係社會性」的中介概念（唐士哲，2014a），更著重媒介 在社會制度與機構等巨觀層次所促成的整體變化。Krotz（2008）便將媒介化視為 一種沒有特定起點與方向、全面而長期地影響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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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各層面的「後設過程」（metaprocess），將其與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全球 化（globalization）與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並列之。換言之，兩者雖然都 描繪變化，不過媒介化是建立在「無處不媒介」的基礎之上，探究各種傳播媒介 在多重中介的過程中，對社會文化產生的「整體」變化（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13a）。
既然媒介化是造就社會變遷的後設過程，代表它並非短期的社會變化，而是 媒介之於社會文化的「歷時性」轉變（Lunt & Livingstone, 2016）。在相關論辯之 中，如何研究媒介化的歷時性一直是個討論焦點。Deacon & Stanyer（2014）便 曾批評多數媒介化研究都把歷時性當作前提假設或當今研究的背景，鮮少真正地 處理長期的變化，兩人批評的問題也得到其他學者的重視。在 Hepp et al.（2015）
回應的文章中，他們同意如何在實際研究中突顯歷時性確實是個挑戰，不過他們 也反駁 Deacon & Stanyer 的指控，認為許多研究其實都有歷史觀點，差別只在於 從何處開始觀察媒介促成的變化。Lunt & Livingstone（2016）則建議媒介化研究 可以從近十年增強的中介過程、百年以來社會―科技中介的現代化過程，以及人 類千年的歷史發展做為不同的研究時間尺度。
儘管媒介化與中介在描繪變化時各有側重之處，但兩者並非互斥的概念，而 是如前文所言，媒介化乃奠基於無處不媒介之上，故 Schrøder（2017）認為媒介 化理論整合了媒介中介的過程，且兩者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參考圖 3-1）。縱然 大多數學者皆肯認媒介對社會文化造成整體、歷時而根本性的改變，但在媒介何 以「能有其化」以及如何「觀得此化」等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進而形成當前媒介 化理論主要的兩種取徑：建制取徑（institutionalist）以及社會建構取徑（social-constructivist）。接下來兩小節，我將分別爬梳這兩種取徑的特色與差異，並介紹 近年相關的經驗研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