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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邁向「媒介中介」的典範轉移？
數位媒介的出現，以及整體傳播媒介環境的劇烈變動，促使社會運動研究者 開始改變原先看待媒介的方式，甚至從根本挑戰了過往對社會運動的認知。這是 否意味著，社會運動研究正在經歷自 1970 年代以降另一次典範轉移9？這個問題 在此恐怕得先打上一個問號，畢竟學科領域的典範轉移乃極為重大之事，它涉及 整個學術社群對整體世界觀與認識架構的動搖，不能隨意聲稱。不過，的確有許 多學者認為既有的理論與認識架構已然不足以因應在「無處不媒介」的社會脈絡 之中，集體行動與媒介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呼籲應當將傳播行動置於核心來發 展理論，也陸續有了一些初步成果。
若要討論這波社會運動理論的媒介轉向，Bennett & Segerberg（2012）提出 的「連結行動邏輯」（connective action logic）可以稱得上是近年最重要、最具突 破性與原創性的理論概念，它挑戰了過往社會運動「集體才能成事」的預設，強 調由於個人化傳播科技的發展，發起運動不必然需要專業運動組織的主導，個體 差異也不一定非得要整合為集體身分，每個人皆能依循自身行動框架來行動，並 透過社群網絡層層散布、累增規模，最終形成聲勢浩大的集體行動。
文中指出，無論資源動員論、構框理論、動員結構或者政治機會結構，其實 都強調某種形式的「組織」或「整合」，無論是專業組織整合運動資源，或是個 體透過相互協商以便建構集體身分，又或者動員網絡、政治結盟等問題，背後都 依循某種「求同去異」的「集體行動邏輯」（collective action logic），社會運動因 而經常被視為高度同質性、連貫性的群體。不過在資訊社會之中，任何人皆可以 透過行動裝置在社群媒體上發布貼文、分享資訊，也可以自主發起各式各樣的線
9 在 1970 年代以前，美國社會學界仍盛行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集體行動被視為社會不安 定、失序而造就的一種現象，集體行動普遍被認為是一種非理性的、病態的、感染性的行為；個 人之所以參與運動，乃無法被妥善地整合進社會關係，因而產生怨憤與挫敗所致。這種觀點幾乎 主宰了 70 年代以前關於集體行動的討論，卻無法解釋何以 1960 年代美國民主政治發展良好，卻 仍然出現大大小小的騷動。是故，1970 年代出現了一次重要的典範轉移，亦即集體行動不再被 視為非理性、病態的，而是人們理性抉擇、策略性動員各種資源的結果，因而發展出至今仍在使 用的資源動員論、構框理論、政治機會結構等理論（Edelm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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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動，這意味著「集體才能成事」的預設被打破了，如今不同個體之間透過個 人化的行動框架，以及數位媒介的中介與連結，最終也可能形成規模龐大的社會 運動（Bennett & Segerberg, 2012）。
Bennett 和 Segerberg 提出的連結行動邏輯，為數位行動（digital activism）或 媒介中介行動（mediated activism）提供了相當有用的理論發展基礎（Waisbord, 2018）。同樣建立在個人行動、身分認同與經驗的動員模式之上，Milan（2015a, 2015b）則提出「雲端抗爭」（cloud protesting）的概念。此處的「雲端」有兩個 涵義：首先，它描繪一個想像的虛擬空間，各種抗爭的文化符碼在此不停地被產 製與協商；同時，它儲存了各種對集體行動來說相當重要的「軟性資源」（soft resources），包括意義、身分、論述、經驗知識和連結網絡等，令所有人皆可以隨 時取用，並依照自身需求「客製化」（customized）一套行動或論述，將個人的生 命故事與抗爭脈絡連結在一起，型塑個人對運動的集體認同。
由此可知，雲端抗爭並不是指全然發生於網路上的抗爭，它更貼近「行動連 結、永恆在線」10（permanently online, permanently connected）的意涵。無論今天 你是獨自待在家中，透過網路直播關注遠方的抗爭現場；或者你正身處快速移動 的大眾運輸工具之上，滑著臉書、推特，查看與抗爭相關的新聞或朋友動態；又 或者你實際身處在幾十萬人的抗爭現場，不停地在社群媒體上回報現場狀況、關 注最新消息、或與他人熱烈地談論抗爭行動，只要透過網路和社群媒體，任何人 皆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與雲端連結，任意在社群媒體上產製、取用、散布各種 個人化的運動文化符碼，以某種形式參與其中。
其次，雲端抗爭也是在社群媒體時代，對於個體如何相互連結成為集體行動 的一種隱喻。每個人在社群媒體上不斷對話、協商與意義創造，就像無數隻持續 發出聲響的人體麥克風（human microphone），不停地在雲端上產生共振、迴響、
引起共鳴，就算沒有運動組織居中進行溝通、協調與整合的工作，最終也能激起
10 此處借用 2017 年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年會的主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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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天巨浪（Milan, 2015a）。
雲端成為了每個人依靠自身行動而形成的環境，令一場運動的文化與符碼 得以在此產製。社群媒體上的種種交流，成為運動者以第一人稱方式型塑個 人與集體行動之意義關係的管道（Milan, 2015b,p.6）。
Milan（2015a）認為雲端抗爭與連結行動邏輯並不相同，因為 Bennett 和 Segerberg 僅將社群媒體視為促進者（facilitating）的角色，促使個人化的傳播形 式以及新行動邏輯的浮現，但「雲端抗爭」概念認為社群媒體不只是一個令人們 得以形塑個人身分認同的平台，它更像是「掮客」（broker），透過不斷強化各種 文化符碼的傳播與互動，維繫個人與運動集體身分的關係，同時藉由各種媒介機 緣、演算法與物質性（materiality），介入、轉變意義與集體身分的建構過程。相 較於 Bennett 和 Segerber 因應媒介環境的變化，提出連結行動邏輯以修正既有理 論架構，Milan 則是將傳播行動放在核心，嘗試發展一個新的集體行動理論。
Kavada（2016）同樣提出一個將傳播置於理論核心的新取徑。他認為數位媒 介動搖了長期以來我們對於集體行動的假設，以及媒介造成什麼影響、如何造成 影響等問題的認知；因此，如今當我們要概念化集體行動與政治能動性時，必須 將傳播（communication）納入其中，不僅得討論既存的集體如何與其他行動者溝 通，更要考量傳播如何涵括在集體形成的過程之中。他主張，概念化社會運動時 須考量以下幾種與傳播相關的能力：
（一） 接近（access）與參與（participate）運動目標、敵手與主流媒體的能力。
（二） 管理（manage）與約束（regulate）與運動目標和敵手對話的能力。
（三） 以強而有力的主張、文字和視覺影像，說服（persuade）並動搖（sway）
公眾意見、運動目標與敵手的能力。
（四） 接合（articulate）與連結（link）不同地點、行動者、對話，並創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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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盟的能力。
（五） 代表、假設與定義部分社會群體意見的再現（represent）能力。
（六） 創造（create）一套編碼，以型塑在社會各處發生的互動與對話、提供一 套只要遵循運動理想與價值，以便能改變世界模型的能力。
Kavada（2016）認為，社會運動並不是單一、團結、同質且連貫的集體，而 是一連串傳播過程與機緣（affordance）持續互動、對話，最終以文本（text）的 形式在媒介中確立下來的一種政治行動；社會運動的集體身分認同、資源、目標 與敵手、文化意義與行動框架等要素，皆建立在傳播行動之上，媒介則是各方傳 播過程交會、體現之處，就像 Milan（2015a）提出的「雲端」即為各種文化符碼 儲存、交會、協商、流動的一個虛擬空間。簡言之，兩位學者主張的是一種集體 行動的「傳播建構論」，將傳播置於概念化集體行動時的理論核心，不只是將媒 介視為運動手段，強調社會運動「與」媒介的關係，更是將媒介視為社會脈絡的 一部分，邁向「媒介中介」（mediated）的社會運動研究（Waisbord, 2018）。
除了上述幾位學者試著修正既有的社會運動理論，或是將傳播置於核心，嘗 試發展新的概念之外，也有一些學者（Foust & Hoyt, 2018; Mattoni, 2017; Mattoni
& Treré, 2014）開始主張將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觀點引入社會運動研究 之中。夏春祥（2015）借用自然科學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與「渾沌 理論」（Chaos Theory）來說明媒介生態學應該具備的特質：前者意指媒介的變化 牽一髮而動全身，並不只是造成傳播方式的改變，更是社會文化的全面重組；後 者強調新媒介對舊社會的影響具有不可預測性，但只要能掌握整體關係，便能從 中看到渾沌中的秩序與律則。
媒介生態學強調用「環境生態」的角度看待社會運動與媒介，將媒介視為人 的能動性（agency）與科技能供性（affordance）匯合的協作場域（Foust & Hoyt, 2018）。一方面，舊媒介不會完全被新媒介取代，而是與新媒介並存或經歷再媒 介化，共同構成整體的媒介環境；另一方面，媒介生態學也強調動態而歷時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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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關係，拒絕將社會運動與媒介之間的複雜關係簡化為「媒介決定論」或「社會 決定論」，應該關注運動者如何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使用媒介，整體媒介環境又 如何影響運動發展（Mattoni, 2017; Mattoni & Treré, 2014）。媒介生態學的觀點強 調「新舊媒介的共存」、與社會運動之間「動態」而「歷時」的共變關係，這些 都與本文所要主張的媒介化觀點相當接近。
從連結行動邏輯、雲端抗議到媒介生態學，這些學者顯然不再僅是將媒介視 為社會運動的工具或手段，更肯認「無處不媒介」的社會脈絡已然對集體行動的 發生與動員造成深遠影響，因而積極地修正既有理論或發展新概念，以便能更適 切地研究社會運動與媒介的關係。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一個「媒介中介」的新社 會運動典範正在興起？就目前而言，此言似乎為時尚早，但我認為這可以也應當 是社會運動研究積極發展的方向，而本研究正是以此為基礎，試著引入媒介化理
從連結行動邏輯、雲端抗議到媒介生態學，這些學者顯然不再僅是將媒介視 為社會運動的工具或手段，更肯認「無處不媒介」的社會脈絡已然對集體行動的 發生與動員造成深遠影響，因而積極地修正既有理論或發展新概念，以便能更適 切地研究社會運動與媒介的關係。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一個「媒介中介」的新社 會運動典範正在興起？就目前而言，此言似乎為時尚早，但我認為這可以也應當 是社會運動研究積極發展的方向，而本研究正是以此為基礎，試著引入媒介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