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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派政經立場互異，後因華、鄧互爭最高領導權，而葉的支持傾向具 有重要的影響力；此時葉的廣東背景（廣東地方主義和改革傾向）及其與鄧之關 係，影響其最後動向之決定。
參、廣東政經社會情勢
一、文革時期廣東經濟發展落後於全國平均水準，引發廣東菁英改革經濟之意識 廣東原是富庶地區，特別是廣州，在 1949 年時，經濟發展程度、人均所得 與香港相若。但中共建政後歷經數次的政治運動，以及失敗的經濟政策，廣東的 經濟發展遲滯。到了 1966 年至 1975 年文革時期，廣東的經濟發展速度落後於全 國平均水準，其農業生產成長率為 2.55%，落後於全國的 4%；而其工業生產成 長率為 9.7％，亦落後於全國的 10.7% ，廣東經濟發展遲滯，即使 1957 年期廣 東每年舉辦「廣交會」，但卻難以促進廣東對外和對內貿易的繁榮，廣州始終無 法恢復其在 1949 年以前的中國商業樞紐的地位。501四人幫瓦解後，廣東經濟情 勢依然令廣東菁英失望；1977 年和 1978 年，寶安縣（即今深圳市）秋收糧食大 增產，但是由於連年偷渡外流者眾，留在縣中的勞力多是年老體弱和未成年人，
加上長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出勤「一窩蜂」，分配平均 主義，農民缺乏務農勞動的積極性，以致許多稻穀無人收割；而外流香港的寶安 人每每寄錢回鄉，父母子女生活即大改善，甚至可以為家中建新樓，但是留在寶 安的青年認為自己「做死也無法擺脫貧窮」。因此，在 1977、1978 年間，有些社 隊不顧上級的禁令，偷偷地試行「聯產到組、包產到戶」。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 方苞，親赴這些社隊視察，社員勞動積極性高，社隊各項生產任務都提前完成，
出現一片生機。是時，方苞即體認到公社體制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502
501Cheung, Peter T. 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in Y. M. Yeung and David K. Y. Chu eds., Guangdong: Survey of A Provinc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2.
502故實際上，廣東非正式地實行農業改革並不晚於安徽，即在 1977 年間，廣東許多地區即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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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情勢：廣東與香港的生活水準出現嚴重差距，激發廣東地方幹部的改革 構想
廣東毗鄰香港，其寶安縣並與香港相連接。向來廣東民眾與香港的互動密切；
雖然中共建政後，對與境外之互動採取比較封閉的政策，使得粵港兩地人員往來 不若以往容易。但因廣東民眾多有華僑親友，且廣東地區可以收得香港之廣播、
電視訊息，因此，廣東民眾和幹部很容易了解到香港進步繁榮的狀況。當香港從 一個當年(1950 年前後)生活水準與廣州相若的英國殖民地，發展至 1970 年代後 期其經濟狀況和條件已經是遠遠超越廣州和廣東的國際大都市；此一情勢促使廣 東民眾和幹部們反思廣東的「社會主義建設」，何以無法提供像香港這樣的「資 本主義淵藪」所開創的人均所得、生活水準和經濟成果。廣東和香港在經濟表現 上所呈現的明顯反差，使得廣東地方的幹部菁英產生要改變廣東的強烈動機。503 而當中國大陸屢屢發動政治運動或嚴重的經濟困難時，也有許多廣東民眾
（特別是沿海地區，靠近香港附近者），會選擇以非法的方式潛往香港避難或謀 生。廣東曾經在 1962 年出現大規模的逃港浪潮，文革時也有許多下放到廣東海 邊的知識青年逃港，到了 1978 年再次出現更大的逃港浪潮。文革結束後，廣東 幹部如袁庚，乘船視察大鵬灣時，經常看到海面上飄浮著許多不成人形的偷渡未 遂者的屍體，於是具有改革意識的廣東幹部便會思考一個問題，為何人們非得挺 而走險要逃港？504故粵、港生活水準的嚴重差距，以及廣東基層民眾的逃港潮，
激發了廣東菁英和地方幹部的改革思維。
三、廣東菁英對家鄉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改善的期待
四人幫瓦解、文革結束後，廣東人的「逃港風」有增無減；葉劍英經常回到 廣東，對此有深切體會，他看到此一情形或接到相關情況報告，心情很沈重，經
公社體制非正式地朝向聯產到組、包產到戶進行改革。見方苞，「見證歷史性的變革」，收錄於 深圳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深圳：一個城市的奇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頁 15~16。
503Cheung, Peter T. 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p.22.
504顏長江，廣東大裂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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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獨對四壁，沈默不語，甚至為此落淚，深知這是人民為生活所逼以致於此，遂 體認到：不發展經濟，民不聊生，人民沒有出路，共產黨政權也會動搖。505又根 據葉劍英之女葉向真回憶：深圳出現「逃港潮」，地方公安人員一再圍堵、禁絕、
抓人無效，當時逃港失敗而溺斃者眾，蛇口海岸屍骨橫陳，葉劍英每每聽到相關 報告，總是特別難過，自言自語道：「這個事情也不能怪他們，他們也是沒有辦 法。那邊遠遠的隔著海，看著香港那邊，燈火輝煌，這邊黑漆漆一片，什麼也沒 得吃。」葉劍英認為在共產黨統治下，自己的家鄉情況如此落魄，實在無顏面對 祖先、面對父老鄉親，因而覺得有要改變廣東的責任和壓力。506
葉劍英在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前夕，曾多次前往汕頭視察，經常向當時負責推 動汕頭經濟特區建設工作的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說：「我們家鄉實在是太窮了，
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快想想辦法，把經濟搞上去！」507顯示葉劍英等廣東菁英 期待家鄉經濟有所發展、民眾生活得以改善；此與後來的廣東菁英設法促請中央 領導人同意廣東實行改革開放、建立經濟特區是有密切關聯的。
在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共經濟困頓情勢，造成中共高層菁英在國家經濟發展路 線上產生分歧，加以華國鋒集團與鄧小平集團為爭取最高領導權而展開政治鬥爭，
是時廣東籍的葉劍英深具建設性的地方主義意識，試圖實行廣東經濟改革、對外 開放，在葉劍英與鄧小平的政治聯盟與合作下，終而激盪出 1970 年代後期
（1977~1980）改革開放政策的發軔和啟動。
505許保家，讓思想衝破牢籠：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的日子（1978－1980）（香港：天行健出版社，
2010 年 1 月），頁 47。
506見趙佳月、黃慧瑩、袁喆，「每臨大事總有靜氣 放眼高歌 心憐天下：葉劍英之女葉向真回 憶父親一生數次堅毅抉擇」，收錄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編，新中國 60 年甲子記憶（廣州：南方 日報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174。
507見陳宏，1979~2000 深圳重大決策和事件民間觀察，頁 9~11；陳開枝，起點：鄧小平南方之行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 6 月），頁 10；葉文益，「葉劍英的改革開放思想與實踐」，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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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廣東與中央菁英之互動關係
1970 年代後期，中共華、葉、鄧的「三駕馬車」政治形勢中，鄧小平與華 國鋒互爭最高領導權，葉劍英之支持動向具關鍵性的影響。葉劍英作為廣東政治 集團領袖及中共軍方領導人，因深具廣東地方主義意識，希望能在具政治生涯的 最後階段建設廣東，故乃採取許多政治行動策略，從而影響廣東與中央之互動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