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從動態觀點、地方視角探討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相關文獻
第二節 廣東與中央之關係相關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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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廣東與中央之關係相關研究回顧
自 1980 年代以來，廣東是經濟改革的先鋒，也被認為是地方勢力最盛的省 份112，但是有關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主政時期，廣東與中央關係之學術研究文獻並 不多見。
杜進寶「中共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探討──廣東省的個案研究」，分析改革開放 後廣東在政治與經濟上與中央關係之發展，研議雙方之間因各項政經改革措施而 形成的政經矛盾，進而探討廣東與中央關係的變遷。其研究認為改革開放後廣東 與中央之關係，不再是改革前中央集權體制下「中央命令、地方服從」的關係；
由於中央將經濟權力下放，廣東經濟高度成長，在廣東全力追求經濟利益的前提 下，廣東地方對於中央影響經濟發展的指令，已不如以往全面地接受和執行，而 是採取「討價還價」和「打擦邊球」的策略；由於中央無法對地方施行絕對的領 導和控制，乃決定實行「分稅制」措施以重新加強對地方的控制，而衝擊中央與 地方關係，其認為中共中央在政治、人事、思想和軍隊等領域，仍保有絕對的控 制權，故廣東等地方與中央雖有矛盾，中央權力依然可以主導中央－地方關係發 展。113惟該文從政經環境和財稅制度的面向分析廣東與中央的關係，並未著墨於 於廣東領導人和政治菁英與中央當局的互動關係。
蔣紅軍「調適與變遷：中央與廣東關係 30 年的歷史考察」，探討改革開放以 來的廣東與中央之關係，認為中央與廣東關係的調整，是當代中國政治中，中央 與地方關係變化的典型範例，且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化，直接左右和決定了廣東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進而將中央與廣東關係的演進發展歷程區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1980 年代是中央放權、廣東自主的階段；第二，1990 年代是中央集權、
廣東配合的階段；第三，21 世紀初是中央進一步集權且中央和廣東協作的階段。
112梁玉英，「中國大陸地方政府之研究──廣東省」，中國大陸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1991 年 6 月），頁 69~71。
113杜進寶，「中共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探討──廣東省的個案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
（1995 年 1 月），頁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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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該文雖然大致描述和說明了廣東與中央的互動歷程，但僅將廣東與中央之關係 較為粗略地區分為三個階段，而未能詳、分析歷史過程中（特別是鄧小平主政期 間）攸關中央和廣東地方關係的重大事件和現象，進而探討這些歷史事件、現象 前後中央與廣東關係的變遷與發展，也未能釐清在各個歷史階段中，中央與地方 彼此間的互動過程、策略考量和行動模式。
王嘉州的著作「財政制度變遷時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之分析－以分稅制與廣 東省為例」，則分析廣東在因應中央實施分稅制改革時的行動對策，以及雙方的 策略互動過程，進而建構了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的架構，而指出中央有主動提出 政策的趨勢，而地方則有合作、扈從、抗拒之對策，中央則再又根據地方之反應，
採取調和或懲罰之對應措施。115該文以面對「分稅制改革」措施此一特定事件時，
廣東因應中央政策的行動策略為研究主題，較能具體地分析廣東因應中央政策的 實際行動策略，惟尚未能討論到改革開放後其他各項影響中央－地方關係的重大 事件中，廣東採取特定行動策略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響。亦即該文僅以單一事件 為研究焦點，尚難全面地探討廣東於縱深更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在面臨諸多重 大事件以及中央政策措施、制度結構調整和政經環境變遷時，如何採取諸多不同 的行動策略以為因應，因而也就無法了解到在此歷史過程中廣東與中央的策略互 動，以及雙方策略互動與中央－地方關係演進之間的辯證發展歷程。
李芝蘭所撰“Provincial Discretion and National Power: Investment Policy in Guangdong and Shanghai, 1978-93”壹文指出，廣東從改革開放之初即得益於中央 政策，因此在與中央政策互動方面雖然曾遭逢中央所加諸的限制，但廣東也因其 豐沛的資源稟賦而得到許多機會，使廣東得有策略行動選擇的可能性（即自主空 間較大）。因此，在面對中央政策的不利衝擊時，廣東比上海擁有更大的「裁量 權」，此為地方的權力。而省和省領導人角色調整，從改革開放前的中央忠誠代 理人、被迫順服中央的角色，到了改革開放後 1980 年代時，地方的角色已經轉
114蔣紅軍，「調適與變遷：中央與廣東關係 30 年的歷史考察」，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09 年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7~12。
115王嘉州，「財政制度變遷時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之分析－以分稅制與廣東省為例」，頁 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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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是中央強有力的夥伴（即使是處於不對等的協商態勢），而中央－地方的互 動關係，也隨之發生變化，地方面對中央時，實際上是握有更大權力了，中央對 省的控制力已經削弱。省領導人已有許多方法可以成功地應付、回應中央政策。
中央－地方關係已非中央控制、地方順從而已，而是行為者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
也是一種中央、地方雙方交互影響，而又在彼此影響中進行策略選擇的關係；在 此過程中，省因為控制著龐大的政策執行權力，在地方政策執行上較有影響力，
故而在中央－地方互動過程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形勢。116
該文已從地方視角出發，強調廣東在政策執行方面的裁量權力，以及省領導 人在面對中央政策時可能展現的多重角色，凸顯出廣東地方的能動性和相對自主 性，此亦影響中央和廣東地方關係的關鍵因素之一。惟該文著重經濟政策面向、
地方投資活動之討論，並未探析地方對於國家經濟以外政策、人事、法制之政治 影響力。同時，該文對於中央－地方關係變遷之解釋，重視地方具備的（財政、
投資政策）資源稟賦及中央賦予地方的經濟裁量權力，卻較為忽略文化因素對於 地方回應中央所採取的策略行動之影響，故而並未討論地方更廣泛的政治層面策 略考量和策略行動。
Peter T. Y. Cheung 在“The Guangdon Advantagn: Provincial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Toward Resource Allocation since 1979”壹文中，從財政面向分析改革開放 後至分稅制實施前的廣東與中央關係，認為廣東財政政策特色是其領導人會向中 央遊說、協商和討價還價，以爭取最佳的財政（契約）條件，使廣東財政上繳降 到最低，並確保中央持續授與廣東財政、經濟自主權。同時，該文將廣東與中央 的財政關係區分為三個階段（1980~1984、1985~1987、1988~1993），每一階段 的廣東財政狀況和政策，除了受到中央財政政策的影響，也會隨著廣東領導人和 中央領導人的互動而有所調整。諸如在中央，改革派的趙紫陽和保守派的李鵬、
姚依林對廣東財政立場不同，也會影響廣東領導人在對應中央時採取不同的策略
116Linda Chelan Li, “Provincial Discretion and National Power: Investment Policy in Guangdong and Shanghai, 1978-93,”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2 (December 1997), pp. 77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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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117
該文重視廣東領導人在面對中央政策時的能動性，能夠分析中央與地方政治 行為者之間的策略互動；但其主要探討廣東與地方財政關係，沒有觸及財政以外 的廣東地方與中央之關係，分析的面向較為有限；同時也並未討論到地方領導人 因與中央的政治關係不同，而會在面對中央時扮演不同的角色，從而也會影響其 應對中央財政政策所可能採取的行動策略。
而 Cheung 在 另 一 篇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當中，則從憲法、政治、經濟三個面向分析 1979 年以後中央和廣東 地方之間的關係，將改革開放後中央與廣東關係之演進發展區分為四個階段
（1979~1984、1985~1986、1987~1989、1989 之後），而側探討重政經環境變遷 和中央、廣東領導人彼此的策略互動對於中央－廣東關係之政治影響。其中強調 中央往往會指派其信任的中央代理人擔任廣東領導人（如習仲勳、楊尚昆、任仲 夷、梁靈光），以確保中央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能在廣東被忠實地執行；由於廣 東與中央具有特殊政治關係，故而得以在 1979 年之後率先推動市場取向的經濟 改革政策。惟中央領導階層的衝突，也會形成特定中央派系勢力（保守派）反對 廣東改革路線（分別發生在 1982、1985 和 1989 年），而有賴中央改革派領導人 予以維護和保障；在此同時，中央領導人也透過廣東經濟改革的成功，來鞏固其 在中央之政治地位，化解對立派系的反制力量。118
該文指明了中央和廣東的政治行為者彼此間的策略互動，乃是中央與廣東政 治關係的核心問題，不僅影響中央－廣東關係的發展，也攸關廣東經濟改革政策 甚至中共改革開放路線的推展。此外，該文不再將中央領導階層視為一團結的整
117Peter T. Y. Cheung, “The Guangdon Advantagn: Provincial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Toward Resource Allocation since 1979”, in Peter T. Y. Cheung, Jae Ho Chung, and Zhimin Lin, eds.,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New York: E. Sharpe, 1998), pp.104~116.
118Peter T. Y. Cheu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Y. M. Yeung and David K. Y. Chu eds., Guangdong: Survey of A Provinc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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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重視其派系分野及其衝突對於中央與地方領導人的互動關係的影響，強調 中央政治局勢、中央政治菁英結構會牽動中央－廣東關係的發展。惟該文之分析，
著重在中央居於主動地位，派任地方領導人、推動經濟改革政策，而未討論地方 領導人或其他地方行為者亦有其能動性，可以在面對中央所提政策及其領導人採 取策略時，根據情勢發展需要研訂有效的對策予以回應；因而也就在探討中央－
地方關係時，忽略了地方主動透過其與中央領導階層的特殊關係，以促使中央－
地方關係變遷或影響中央政策方向的可能性。
地方關係變遷或影響中央政策方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