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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改正，冤假錯案，一律平反。625在此階段中，由於廣東華僑多、海外關係 多，故廣東幹部一直希望中央調整前述的政策。故中共中央乃善意回意廣東 方面的要求，調整了僑務政策，許多因親屬是海外同胞、港澳同胞而受歧視、
受審查、懷疑為『特嫌』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有關政策也得到了落實。
5.廣東菁英除將有利廣東建設發展的重大政策付諸實行，同時也爭取將該政策 取得中央法律地位。因為廣東受到香港帶來的法治觀念之影響，其地方菁英 在改革開放後逐漸體認到惟有落實法律規範，始能確保政策貫徹推行；正因 香港商人到經濟特區或廣東投資，希望獲得法律保障，故當時廣東實際政治 領袖，葉劍英乃一再強調法治的觀念和問題，並決定親自出任全國人大委員 長一職，而終能有助於推動經濟特區建設的相關立法工作。
貳、廣東菁英與與中央菁英策略互動之影響
在中共啟動改革開放政策、建立經濟特區的階段，即華、鄧鬥爭以迄改革開 放政策啟動的這一段期間裡，廣東菁英與中央菁英彼此策略互動，形成的政治影 響如下：
一、以葉劍英為首的廣東政治關係網絡，亦即廣東地方主義派系勢力，是一個以 地域關係為基礎，具有政治領袖、扈從關係和上下層級的政治關係網絡結構，
亦即是一個省級的派系化的關係網絡，而此一省級派系之領袖及其成員，又 具有地方主義意識；故在葉劍英的主導下，1970 年代後期以降，廣東菁英們 已經形成一個以爭取廣東地方利益為目標的省級政治派系。廣東地方主義派 系勢力基於地方利益、地方發展的考量，而聯合中央菁英，實行有利廣東經 濟發展的政策。此一策略行動雖是具有廣東一地的「地方主義」傾向，但其 結果卻對中國大陸的發展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二、在 1970 年代後期廣東菁英與中央菁英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個從中央
625謝春濤主編，轉折中國：1976－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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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東地方的改革聯盟。其中，在中央任職的廣東領袖成葉劍英為核心人物，
扮演著動員聯盟成員以共同合作推動廣東經改的樞紐角色。由於 1976 年至 1978 年間中共領導高層出現政治繼承危機和政策路線分歧時，不同的中央派 系往往會爭取地方的支持，626因而當廣東派系領袖（同時也是軍事領袖）葉 劍英與中央的實踐派領袖鄧小平之間的政治議價、政治交換，雙方形成推動 改革開放的政治聯盟；在此過程中，葉劍英給予鄧小平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支 持，使鄧小平取得中共最高領導權力的政治利益，而鄧小平則同意葉劍英的 要求，使葉劍英（和廣東菁英）獲取廣東得以推動經濟改革和特區建設的政 策利益。因而在此一階段的廣東菁英與中央菁英的互動，既影響中共最高領 導權的歸屬和高層菁英的權力分配，同時也促動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嶄 新經濟政策，而開啟了中共新時代、新階段的發端。
三、在中共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中，國家政策的推行往往是由上而下，地方必須 聽命於中央行事。但是，在特殊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社會情勢中，像廣東這樣 已經形成菁英關係網絡，而菁英彼此間凝聚力較強的地方菁英勢力或地方主 義派系勢力，可以藉著與中央菁英的互動，對中央高層的政治繼承、人事改 組、權力分配、政策調整發揮相當的影響力，故地方政治菁英、地方主義勢 力以及地方菁英與中央菁英之互動，確實具有影響中央政治變遷和政策調整 的潛在能力。故透過 1970 年代後期廣東地方主義派系勢力與中央特定派系 領導菁英（如實踐派的鄧小平）所形成的合作與聯盟關係，能夠促使中央改 革派取得中央領導權，即對於中央政治體系和菁英權力結構造成重大影響，
顯示廣東地方主義派系領袖一旦晉升到中央高層領導班子，將有助於地方政 治菁英關係網絡之擴展，以及地方地方主義派系影響力之發揮，從而也有利 於提昇地方菁英關係網絡其在中央政治體系、政治過程政策決定權和政治影
626因此，中共高層「打地方牌」成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政策選擇的重要政治因素；見崔之元，第 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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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627故以追求廣東地方利益為目標的地方主義勢力，其行動策略之一是 左右中共中央政局或主導新的中央領導班子，進而改變中央的政策路線，以 實現或維護地方利益，使中央政局朝向有利地方發展之情勢演進；此亦廣東 地方主義勢力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
四、當中共領導階層出現路線分歧和繼承危機時，地方主義勢力乃是中央特定派 系或政治人物可以聯合的對象和選項，為促成此一聯盟局面，中央派系領導 人會以人事改組、政策調整等方式，形成有利地方發展的局勢，以換取地方 勢力的政治支持。故地方主義勢力或地方政治集團的存在，可以提供中央特 定派系一個建立合作聯盟關係對象之考量，而成為其抗衡和制約對立派系的 策略選擇方向之一。鄧小平在 1977 至 1980 年之策略，即是順應廣東的地方 主義傾向，通過放權政策使廣東得以獲取利益（包括地方民眾利益、地方政 府財政利益以及地方政軍菁英自身之利益），藉此與廣東地方主義勢力形成 合作聯盟。628故中央派系為競爭或鞏固中央政治領導權，會採取聯合地方主 義勢力的政治策略。而廣東地方主義之菁英與中央領導菁英之策略互動，即 促成了 1970 年代後期中共的政治變遷。
五、在面對中央領導階層派任廣東的中央代理人－外地非粵籍的省委書記（如習 仲勳）－廣東地方菁英有其能動性，而能與之發生策略性的互動。一方面任
627中央賦予廣東推動經濟發展的特殊政策，即基於廣東地方主義勢力之要求。Louis T. Sigel, “The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Guangzhou Economy: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Applicability, ” George T. Yu. ed., China in Transitio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p.285.
628事實上，在 1950 年代後期鄧小平反對的立場是極力反對地方主義，主張整肅地方主義勢力者。
而至 1970 年代後期，鄧小平則一改過去，乃決定聯合地方主義勢者；是時，鄧小平一方面在 中央重用具有省級地方改革經驗和精神的領導幹部，如四川的趙紫陽（1975 年離粵赴川任省委 書記）、安徽的萬里，以指揮全國的改革工作，為中共政體和經濟改革注入活力；同時又大量 地任命改革派人士取代原有各個地方的黨政領導幹部，授與地方經濟決策權，以促使其推動「地 方」改革實驗。見吳國光、鄭永年，論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11。Hongbin Cai and Daniel Treisman, “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 World Politics, No.58 (July 2006), p.518. 就當 時政治情勢而言，中國大陸的政治鬥爭並非存在中央與地方之間，而是存在於北京中共高層派 系之間。中央改革派系與地方主義勢力形成合作聯盟，除可以在中央維護地方主義、保障地方 改革者，使其在推動經濟改革之際，得以免於中共黨紀整肅和意識形態攻擊；同時，也可以派 任地方黨政領導人確保地方經濟改革試驗順利推動，並確保地方勢力對於鄧小平本身及中央改 革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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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中央的廣東領導菁英葉劍英和廣東地方幹部菁英，會致力改變中央代理人
（非粵籍省委書記）的觀念，讓中央代理人了解地方菁英和基層人民要求地 方發展的想法，並呈現廣東經濟困境且對比廣東、香港生活環境的方式，促 使中央代理人認同廣東建設性的地方主義，能夠使那些外來的中央菁英成為 廣東的盟友（如過去有趙紫陽、後來有習仲勳），同時以「擦邊球」方式先 行提出上級政府或中央未曾允許的政策措施，再促使上級和中央接受，甚至 形成全國性的政策；故廣東菁英「擦邊球」的策略往往帶動政策創新。因此，
廣東地方幹部、地方菁英的能動性，能夠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產生實質的影 響力；其反映在地方菁英可影響中央代理人向中央高層領導表達地方需求，
提出地方的經濟改革計畫（即放權地方、建立特區），如此一方面促使廣東 的中央代理人可與中央改革派菁英合作，以啟動改革開放政策，突破保守派 的封鎖，另一方面亦可避免廣東被批評為地方主義，排除廣東推動經改過程 中可能面臨的阻力。
六、廣東地方主義勢力對促進改革開放政策實現深具影響力。因為當中央具改革 意識的菁英與主張地方自主發展的地方主義勢力菁英相互合作，形成聯盟時，
便突破了中央高層保守勢力菁英的封鎖和反對，而實現了改革開放和建設經 濟特區的政策。629在 1970 年代後期，中央最高領導人與任職中央的廣東領 袖，確立中央要展開經濟改革的目標，而以廣東為突破口。中央與地方菁英 通力合作，中央菁英需要經濟改革的政績，又要將經改可能的負面影響降到 最低，在廣東建立經濟特區，恰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故中央最高領導人和 改革派領導菁英接受廣東提出設立經濟特區的要求，並實行改革開放、對地 方「放權讓利」的政策，同時又制定經濟特區相關法律，排除既有政策措施 中不利經改之障礙，化解反對者（中央保守勢力）的阻撓。因此，運用地方
便突破了中央高層保守勢力菁英的封鎖和反對，而實現了改革開放和建設經 濟特區的政策。629在 1970 年代後期，中央最高領導人與任職中央的廣東領 袖，確立中央要展開經濟改革的目標，而以廣東為突破口。中央與地方菁英 通力合作，中央菁英需要經濟改革的政績，又要將經改可能的負面影響降到 最低，在廣東建立經濟特區，恰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故中央最高領導人和 改革派領導菁英接受廣東提出設立經濟特區的要求，並實行改革開放、對地 方「放權讓利」的政策，同時又制定經濟特區相關法律，排除既有政策措施 中不利經改之障礙，化解反對者（中央保守勢力）的阻撓。因此，運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