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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葉劍英主導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確立特區法制基礎
在 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央批准廣東設立經濟特區後，廣東幹部仍對於廣東 改革開放的幅度、進程、內容有所疑惑，而在試圖擴大改革幅度時頗有瞻前顧後 之感；因而廣東幹部乃經過集體的討論後，以省委的名義匯報中央，要求中央領 導幹部來粵開會，或者廣東地方幹部會把握時機，在中央幹部視察廣東時，以集 體行動的方式向中央上級幹部向中央請求具體指示，其目的在釐清改革的方向和 具體的作法，或要求中央賦予廣東更大的權力和更明確的特區地位，以利廣東改 革開放之推行。
在 1979 年中央 50 號文件（即中央同意開辦粵、閩兩省經濟特區之文件）
下達後不久，在當年 9 月 22 日，廣東幹部趁著國務院副總理谷牧陪同丹麥女王 瑪格麗特（Hendes Majestæ t Dronning Margrethe II）訪問廣州時，廣東地方幹部 向其匯報廣東執行中央 50 號文件的情形；除由深圳、珠海兩地市委書記張勛甫、
吳健民就試辦特區問題向谷牧簡報外，廣東省委、省革委幹部習仲勳、楊尚昆、
劉田夫、王全國、吳南生等，並與谷牧進行座談。廣東省委幹部主要的意見，第 一，是關於「廣東改革開放究竟應該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題，對此，谷牧 表示，「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廣東除了要把本身的經濟很 快搞上去之外，還負有創造經驗、闖路子的任務。」第二，是關於「特區怎麼推 動的問題」，對此，谷牧則指於出：要立法，要組織力量來推動，中央會派專家 來協助廣東，而重點是要有實際行動，要「搞幾個樣板，要通過廣東的實踐經驗 作為板來說話、向全國宣傳。」590
以上顯示廣東菁英希望中央授予更大的權力以推動經濟改革，而中央則希 望透過授權廣東使廣東經濟建設成功，以展現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果。此為中央與 廣東菁英合作，務期中央放權地方，能使廣東反映出經濟改革和建設的進程，以 呈現出中央改革派領導人採取市場取向改革的執政績效，以及改革開放路線的正
590劉田夫，劉田夫回憶錄，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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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591
從中共在廣東建立經濟特區的目標與過程觀察，似乎是廣東省委領導人習 仲勳等率先向鄧小平提出開放廣東、設立「特區」的要求，以期發展廣東經濟。
592但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認為，「中國政治有許多層面是如此隱晦，我 們只能合理推斷，鄧小平派遣這兩人（指習仲勳、楊尚昆）前往廣東，表面上他 們好像在為自己所屬的省份爭取有利的主張，其實卻呼應了鄧小平本人的意圖。」
593亦即認為習仲勳等廣東地方領導人不過是承鄧小平（中央最高領導人）之命，
提出在廣東建立經濟特區的計畫。594因為葉、鄧聯盟已達成開放廣東的協議，廣 東改革開放、成立經濟特區勢在必行；同時，鄧小平也希望藉由廣東作為改革開 放的突破口和實驗區，595以期在經濟改革工作上儘早取得成果。
因此，從中央與地方菁英的互動關係來看，在廣東設立經濟特區的決策，
實際上是任職中央的廣東地方領袖（葉劍英）與具有廣東盟友身份的中央領導人
（鄧小平）達成協議後，派任資深元老幹部（習仲勳、楊尚昆）前赴廣東（作為 中央代理人），以為廣東向中央提出建置經濟特區的要求。
也因此，1979 年夏，葉劍英和鄧小平再赴廣州，聽取廣東省委領導幹部匯 報廣東在對外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的規劃方向，當時葉劍英即予肯定，596並與鄧 小平研究後，表示將大力支持；同時，更要求廣東當局和全國人大儘快擬出經濟 特區條例，呈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批。597然而，當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
591Cheung, Peter T. 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p.23.
592持此種傳統看法者，包括若干等傳統中共黨史及廣東經濟發展研究相關文獻。
593溫洽溢譯，Jonathan D. Spence 著，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台北：時報出版 社，2001 年），頁 924。
594Peter T. Y. Cheu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pp.21~23;
Hongbin Cai and Daniel Treisman, “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 p.517.
595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 237。
596自 1977 年 11 月至 1979 年 10 月，葉劍英從北京赴廣東至少六次，都是關心廣東的經濟發展與 即將展開的經濟特區建設。見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情繫廣東：老一輩革命家南粵紀行，
頁 101~117。葉劍英自 1977 年起，多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會見許多港澳和華僑人士，其 目的在爭取港澳、華僑人士回中國大陸投資，為即將展開的改革開放創造有利條件；見陳弘君，
「結束『文革』災難 奠基中華騰飛──葉劍英對開啟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卓越貢獻」，葉劍英 研究（廣州），2007 年第 2 期（總第 54 期）（2007 年 6 月），頁 17。
597李慧敏、李潔群，「葉劍英經濟特區建設的法制思想」，葉劍英研究（廣州），2009 年第 4 期（總 第 64 期）（2009 年 12 月），頁 58；陳憲宇，「葉劍英和習仲勳與廣東改革開放」，葉劍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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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send and Brantly Womack, Politics in China, p.140.
598當時葉劍英、吳南生接觸許多香港商人，籲請其赴廣東投資；但香港企業家往往認為，若無中 生」，深圳特區報（深圳），2000 年 8 月 4 日，http://www.chaoren.org/mrft/doc_detail.asp?sendid=46
599張江明，「葉劍英對毛澤東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的貢獻」，葉劍英研究（廣州），2003 年第 4 期（總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istory/jjsh/200808/0821_4467_737369.shtml
601中共在 1984 年 10 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之決議中提及「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將對外開放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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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葉劍英及廣東幹部所具有的地方主義取向觀察，並就廣東政治集團對中 共 1970 年代後期政治變遷進行分析後，可以了解到：自 1970 年代末開始規劃和 推動的廣東經濟對外開放，並非中共歷史突發的偶然或政策無端的轉向，而是具 有廣東地方主義歷史文化意涵，及葉劍英通過長期的正式與非正式政治佈局，還 有中共高層菁英政治（葉、鄧二人）的政治利益交換，所促成的政治經濟新局面。
此亦葉劍英堅持數十年的建設廣東的立場，使得中共中央總結了 1950 年代初期 的廣東地方主義問題的經驗教訓，並考量廣東社會歷史地理特殊情況，而作出了 將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區的決定。602
第三節 廣東與中央菁英之策略互動及其影響
四人幫瓦解、鄧小平復出後，鄧小平與華國鋒兩大政治集團為爭取中共最 高領導權而展開政治鬥爭。在此期間，葉劍英希望廣東發展的地方主義意識，以 及鄧小平與廣東菁英網絡的密切互動關係，對於葉劍英從原本支持華國鋒的立場 轉向與鄧小平結盟，使鄧小平得以取得最高領導權，而同意在廣東（和福建）設 置經濟特區、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此為鄧小平時期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發軔期。
亦即在此階段裡，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權之爭，牽動了高層各派系的競合與角力，
最後鄧小平成功地結合葉劍英，形成新的政治聯盟，迫使華國鋒退出最高領導職 位，因而華國鋒先前所提出的「兩個凡是」遭到中共中央摒棄，其後中共轉而啟 動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在此政治過程中，實乃任職中央的廣東菁英葉劍英與中
長期的基本國策……」，但其實中共於 1978 年 12 月 22 日十一屆三中會結束時所通過之公報中，
並未就如何進行改革開放的問題作深入討論；見秦海峰，「葉劍英與鄧小平核心地位的形成和 鞏固」，頁 37。但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採行試點方式，於 1979 年 7 月在廣東、福建 採行「特殊政策、彈性措施」，推動經濟特區發展，後來得到具體成果，再將以模式適用到其 他地區；此一重大政策調整改變了中共後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見劉雲卿譯，渡邊利夫、小島朋 之著，毛澤東與鄧小平（台北：大展出版公司，1995 年 3 月），頁 237~238；「中國共產黨第十 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共中央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北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13~21。
602袁小倫，「利劍緣何難出鞘」──從毛澤東文稿讀建國初期的葉劍英」，葉劍英研究（廣州），2003 年第 4 期（總第 40 期）（2003 年 12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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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實踐派」－或者說是實踐派領導人鄧小平－彼此策略互動所形成的結果。
此一時期中央與地方菁英之互動關係，可分為兩個階段：一、第一個階段 是葉劍英和鄧小平形成政治合作與聯盟的階段，在此過程中葉、鄧合作突破華國 鋒「兩個凡是」意識形態的封鎖，以及改變「洋躍進」式的經濟路線。二、第二 個階段是任職中央的廣東菁英和中央的實踐派領導人、菁英，以及中央派赴廣東 的領導幹部（即中央代理人）習仲勳、楊尚昆和廣東地方幹部菁英，合力排除障 礙，落實經濟特區建設和改革開放政策的階段。以下謹分二階段分析中央與地方 菁英（或政治行為者）的行動策略考量，進而探討其策略互動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