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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廣東與中央之關係的背景分析：
具有廣東特色的發展歷程
分析和探究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問題，宜聚焦於特定地區的歷史演進 脈絡，分析中央與特定地方關係之演進與變遷，亦宜以長期的中央與特定地方關 係發展過程，作為觀察研究之基礎，以避免脫離歷史經驗，進行抽象理論分析。
本研究既以鄧小平時期中央與廣東地方之關係為研究主題，本章乃將針對改革開 放前廣東與中央之關係進行背景分析，以作為後續討論之基礎。
廣東具有獨特的地理和歷史背景，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歷程中具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216本文之研究主題為鄧小平時期廣東與中央之關係，惟其發 展實係受到近代以來中央與廣東關係演進發展之影響；而近代廣東與中央之關係，
則又受到清季以來中央與廣東地方總體政治經濟情勢以及因之而發展的廣東政 治文化影響。
第一節 近代廣東文化特色與政治文化影響
廣東因有其獨特的歷史傳統與地緣環境，而形成特殊的地方文化，諸如商 幫文化、革新思潮等，促成其地方主義、派系主義等地方政治文化的產生，從而 又影響廣東地方政治情勢以及廣東與中央之關係。以下謹探討近代廣東文化特色 及政治文化影響。
壹、廣東商幫文化與革新思維之影響
中國大陸各省均有其獨特的政經情勢和文化特殊性，並衍生其地方認同和忠
216David S. G. Goodman and Feng Chongyi, “Guangdong: Greater Hong Kong and the New Regionalist future,”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New York : Routledge, 1994), p.185；程寶美，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 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新華書店，2006 年 6 月），頁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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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故在面對環境和情勢變遷時，也會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和適應方式。217由於 在近代中國歷史中，廣東經濟發展較早，對外貿易由來已久，早在清朝年間中西 貿易擴大以後，以廣東地域為主要發跡立足的廣東商人集團，形成具有廣東地方 意識的商業網絡，並建立了以經濟網絡為基礎的廣東經濟勢力，向中國各省和海 外國家延伸，而被稱為廣東商幫。218對於清末民初的國家政治變遷發揮了相當的 影響。
質言之，自清初廣州被清廷定為四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另三個為寧波、漳 州、雲台）後，西方商船雲集廣東從事貿易，廣東商行大量出現；後來，十三行 行商獲得清政府認可，取得壟斷廣東外貿的特許權利，並須協助中央政府向洋人 公司、商行收取或擔保稅金，故能發展成龐大的政商關係網絡。此外，十三行行 商為擴大力量，經常相互聯合採取集體行動，以與洋商、廣東官員和上級政府協 商談判或請願；十三行行商更有歃血為盟的行動，並共同訂立和執行商貿規約，
因而被稱為十三行商幫。十三行商幫為確保廣東和廣州的外貿及通商特權，也與 廣東（兩廣）領導人及中央官員維持良好關係，時而向其請求擴大廣東特權或禁 絕他省對外通商權利。在廣東長期的對外貿易通商活動中，商幫也代表著廣東的 口岸與其他省份的口岸競爭對外貿易的機會。在清末上海崛起前，廣東是中國外 貿通商最成功的地區，因為廣東商人、商行和商幫有誠信，且商幫有聯合擔保的 作用，故能獲得重視契約精神的洋商之信任。而商幫成員頗多出身於買辦和投資 人，他們關注自身利益；同時，商幫領袖又負責與外國商行、他省商行及中央官 員談判或協商，其職責乃爭取廣東地方利益或商幫成員集體利益。由於廣東商幫 具有這種重視菁英合作、強調信任關係，重視廣東地方及幫商成員利益，願意相 互聯合以與外省競爭、向上爭權的特質，長期發展下即形成了特殊的廣東商幫文
217Hans Hendrischke, “Province in Competition: Regi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 Hans Hendrischke and Feng Chongyi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p.2.
218見陳偉明，「網路互動分合－近代中國的廣東商幫」，歷史月刊，第 160 期（2001 年 5 月），頁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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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19廣東商幫的形成是一群從事商貿活動和工作的在粵人士，將地方關係、同 鄉關係或利益關係派系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廣東商幫人士因與洋人、洋商往 來互動，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影響，其視野與思維大開，而逐漸出現改革創新之倡 議。
特別是廣東香山地區，早在 16 世紀初年及與葡萄牙商船、洋行多所接觸，
後成為葡萄牙遠洋船隊長期停泊及與中國商行進行貿易的地方。故而香山一直是 東西文化交會、華洋思想衝擊的前沿，而出現許多經商貿易或從事買辦工作的富 商，其中不乏因融通中西思想理論、洞觀清末時局，而成為維新思潮的引介者、
改革理論的提倡者，如鄭觀應等。220其著書立說，倡言當時中國看似盛世，實則 危機重重，而有必要進行工商、教育、政治方面的改革，鼓舞了清末一代的廣東 改革思潮，如康有為、梁啟超為變法維新之領袖，孫文則為領導革命、推行共和 之行動家。故自近代開始，廣東一直是中國新思潮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從 19 世 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的前半葉，廣東成為中國進行各種政治實驗和思想交鋒的主 要場域，同時也是所有激進改革和維新革命的策源地：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
二次革命、北伐戰爭等，廣東的維新思想和改革行動，一直是中國百年來促使文 化嬗變、革新舊有政治傳統的動力。221
廣東有特殊的方言和次文化，與港、澳文化社會關係密切，而且，廣東傳統 素有創新和冒險精神、高度的商業敏銳性，以及清代以來以廣東商幫為基礎所建 立的對外經濟社會聯結關係，故其地方文化較受外來思潮影響，自清末以來即不 受北京保守勢力之約束。222故自清末以迄民國，商幫文化和改革思維影響廣東菁
219王俞現，中國商幫 600 年(1370~1956)（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114~141。
220王俞現，中國商幫 600 年(1370~1956)（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168~176。
221張勝友，珠江故事：東方的覺醒（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21、頁 110。
222鄭竹園，鄧小平路線與廣東發展經驗（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3 年 5 月），頁 71~72；
Peter T. Y. Cheu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in Y. M. Yeung and David K. Y. Chu eds., Guangdong: Survey of A Provinc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p.21;Peter T. Y. Cheung, “The Guangdon Advantage: Provincial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Toward Resource Allocation since 1979,” in Peter T. Y. Cheung, Jae Ho Chung, and Zhimin Lin, eds.,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New York: E. Sharpe, 1998), p.90. ；陳偉明，「網路互動 分合－近代中國的廣東商幫」，歷史月刊，第 160 期（2001 年 5 月），頁 59~64；華業，廣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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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在面對中國政經變局時的行動策略。廣東地方的政經菁英為了廣東利益與商幫 成員利益，往往以發展菁英網絡並採取集體行動的策略，與外國企業、外省商行 及中央政府或中央派駐廣東的代理人（兩廣總督或廣東巡撫）相周旋，以期取得 較好的對外商貿條件，或中央給予的經濟、政治待遇。廣東菁英也願意接受西方 政經社會制度或行為模式，以圖國家社會之進步發展。在廣東商幫文化和改革思 維影響下，自清末以後，廣東地方政經菁英都重視人際關係網絡的結盟合作，強 調地方利益和成員自身利益的調和，並且發揚改革意識以排抵中央過度插手地方 政治，甚或試圖改變中國中央的政治體制或權力結構，進而推動中國政經社會的 改變。而由商幫文化所發展出來的地方主義、派系主義的政治文化，也影響著廣 東菁英的行動策略、廣東的政治變遷，以及廣東和中央菁英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