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另一部官方希望「使家誦戶習之」266的禮書：乾隆版《欽定大清通禮》， 雖然對於「迎春」之規定相當簡略：「太歲之禮，初春為盈，歲暮為祖」267與前 面所述的「立春迎太歲」無法進行比較，但若參照《大清會典則例》可知二者之 關係密切，而「立春迎太歲」應屬於清代官方頒令天下共行的典禮，因此雖然本 論文未能引述全國之事例，但所引各地事例皆多相似而少見有在地化的轉變，明 顯可見清代「立春迎太歲」在全國的廣布趨勢。
(二) 地方志的詳略不一，只有浙江與臺灣提到太歲
「地方志」記載一地之歷史、風物，有其他文獻無法取代的重要性，地方志
中往往呈現了統觀的史書無法概括的地方性，可專於一省、一縣，乃至於一鄉、
一村詳細記錄。268然而方志編纂群的文化背景良莠不一，編纂的初衷以及編纂過 程的詳實性，也存在相當大的不可確定性；亦即方志所載之地方政經文史資料與 其他史料一樣，都充滿被挑選、被建構以及被掩蓋的部份，甚或還有承襲舊志、
抄襲鄰志等現象。269前引的幾種方志也出現同樣的問題，有些方志詳盡記載了「立 春迎太歲」之俗，而鄰縣的方志可能一字未提，或者一句帶過，這背後可見到各 地方志編纂者看待「立春迎太歲」的心態之差異。「細寫」當然代表著重視，但
「未寫」也可能僅是作者認為習以為常而不需多寫，不能以此為「沒有此事」；
然而「未寫」對後人而言就產生「史闕」的窘況。
經由鄰近地區方志的比對，可以透過比較民俗學的視野，一定程度解除史闕
264 不著作者：《安平縣雜記‧官民四季祭祀典禮》，頁 18。
265 《清史稿‧禮一》：「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澤、祈穀、太廟、社稷為大祀。天神、
地祇、太歲、朝日、夕月、歷代帝王、先師、先農為中祀。」則太歲為中祀。但同一篇又作：
「順治十七年，合祀大享殿，其正位左天帝，右地祇，南嚮。東太祖，西太宗，配之。從祀十 二壇，大明位東，星辰、五嶽、啟運、四海、太歲、名山大川次之。」則太歲為從祀。在四庫 本《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中，太歲見於中祀。見趙爾巽等撰：《新校本清史稿‧禮一》(臺北：
鼎文書局，1981)，頁 2485、2491；乾隆敕修：《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八十三，頁 47-48。
266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大清通禮序〉，來保、李玉鳴主編：《欽定大清通禮》(臺北：臺北商 務印書館，1986，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
267來保、李玉鳴主編：《欽定大清通禮》卷十三，頁1。
268 倉修良指出「地方性可說是地方志主要的特徵」，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濟南：齊魯書社，
1990)，頁 78。
269 關於地方志相互沿襲之弊，可參考楊軍昌：《中國方志學概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
頁308-309。
之窘境，因此「立春迎太歲」之俗在中國各省(特別是漢文化為主的地區)，應該 是普遍性的存在。然而在前引眾多省份方志記載中，卻僅有浙江和臺灣的若干方 志在描述立春迎歲的習俗時提及了太歲，似乎其他地區對於立春日的迎歲習俗的 認識，僅限「立春迎土牛」與「芒神」而非「立春迎太歲」。
事實上，這就是方志之「未寫」所產生的「史闕」窘境，這時除了對照其他 方志以外，最好能尋得其他種類的文獻補充。
清末民初編的《清稗類鈔》有「立春日打春」一條：
立春日，迎春東郊，省城府城由知府主政，縣城由縣令主政。先期，禮房 吏呈紅單，開列禮節。前一日，將事各官咸朝服、乘顯轎，列全副儀仗出 東門，行迎春禮。且或借優伶冠服，招雇貧人乞丐，令衣之以隨行。時東 郭外之壇廟中，供設紙紮之勾芒神，即俗呼太歲者。又土牛紙牛各一，土 牛之制，以板凳一條，塗以爛泥，裹以蘆席而已；紙牛，則依欽天監所頒，
以五色紙紮成，空其中實以五穀，即翼日各官所鞭打者也。官蒞壇廟，先 祭，一跪三叩首，乃迎神與牛以歸。立春既屆，各官又朝服將事，重行祭 禮。禮畢，各執絲鞭打牛，五穀紛墮於地，則謂豐登有兆，相率稱賀而散。
270
此書刊行於民國六年(1917)，作者徐珂是杭州人，但從全書體例看來作者應視這 條是全國通例。無論如何，徐珂提到立春所迎的芒神，就是太歲，這與浙江若干 方志所載是相契的；而這種說法果為通例，那麼就是其他方志忽略了立春與太歲 的關係。
又以河北為例，前引方志皆未提及太歲，但乾隆年間刊行的《日下舊聞考》
引《析津志》說宛平縣、大興縣的情況是：
比及未立春前三日，太史院司農司使請都堂宰府合府正官司屬官，迎太 歲、神牛於齊正樓之南，香花燈燭，祀如常。271
並指出這迎來的太歲、神牛將由皇室領進皇宮當中。宛平縣、大興縣是順天府轄 下的行政區，同為「京縣」，由此可知宛平縣之立春迎太歲，乃是皇家祀典之一 部份，前面已論皇家在迎春時會祭祀太歲，那麼地方上隨之將神祇視為太歲，也 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前引的《宛平縣志》卻未強調其神為太歲，造成史闕。
又以福建為例，前引方志皆未提及太歲，但陳鴻(1618-1698)的《熙朝莆靖小 紀‧丁丑康熙三十六年》記載當時(1679)福建興化府莆田一帶的迎歲情況：
(十二月)廿二日，迎春，凍冷異常，日夜俱大雨雪。太爺令不粧春架以迎 太歲土牛從東門而入，前大有倉，倉未被春牛暗耗，父子賠累而死，今恐
270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8。
271 于敏中等編：《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卷一百四十七，頁 2344。
不可。太爺遂將牛口用硃筆封字，俱入東門。錢變人窮，歲事潦草。272 陳鴻筆下的重點不在迎春的習俗，而在於被迫參加習俗者的無奈心情，不過卻仍 點出了太歲。泉州的情況也很類似，出生於光緒二年(1876)的陳允敦追憶清末泉 州府城的迎歲情狀說到：
在迎春牛以前，牛及太歲，大清早就被抬往迎春吊橋東頭，靜候文武百官 到齊，按品穿戴。到齊以後，才有春官(以府役充當)手執紅綠鞭(細葺染 製)，向春牛背鞭打，謂之「鞭春」。273
福建的迎春過程當中有迎太歲神，應該不成問題。
福建如此，臺灣也相類。前面曾引作者不明的《安平縣雜記》，其中提到了 太歲，但其他官修的地方志則不見太歲，似有可疑。不過清末霧峰林家的林鶴年 (1847-1901)在〈除夕祀神曲〉當中也提到了迎春之事，詩中寫到：
菜花紅雪豆花青，蕭鼓鞭春喜雨亭，休笑隨班迎太歲，十年前讀相牛經。
274
詩名雖為除夕，實即描述了若干春天的節俗，而這摘出的四句當中出現了「鞭春」
以及「迎太歲」，點明了所寫是「立春迎太歲」之俗，可知清代臺灣迎春典禮也 包含了太歲，只不過地方志中並未呈現。
其餘各地的情況很可能都類似於此，由於文字之遮蔽，使得文獻難徵。雖然 沒有明確證據證明其餘的山東、山西、四川等地的立春迎歲之俗必然包含太歲，
但這樣的可能性是頗大的；即便不然，至少可確定福建、浙江、河北的立春迎歲 之俗包含了太歲的成分。
前面已經證明浙江當地有視芒神為太歲的傾向，這種說法同樣出現於河北與 福建、臺灣。浙江《湖州府志》云：「又設芒神，俗名『太歲』」275、《歸安縣志》
云：「前設芒神，俗名太歲」276、可能是描寫浙江習俗的《清俗紀聞》自註云：「太 歲，一名芒神」277《清稗類鈔》亦云：「供設紙紮之勾芒神，即俗呼太歲者」278；
272 陳鴻：《熙朝莆靖小紀‧丁丑康熙三十六年》，收入余颺等著：《莆變紀事：外五種》(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影印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抄本)，頁 46-47。
273 陳允敦：〈泉州迎春盛況回憶〉，載泉州市鯉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泉州鯉城文史資料》
第2 輯(1987)，轉引自陳桂炳：《泉州民間風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頁 49。
274 林鶴年：《福雅堂詩鈔‧水僊集》(廈門：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臺灣文獻匯 刊》本)，卷六，頁 322。
275 丁世良、張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湖州府志》清乾隆四年刻本》，頁 730。
276 丁世良、張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歸安縣志》清光緒八年刻本》，頁
277 中川忠英輯：《清俗紀聞》，卷一，頁 30。 682
278 徐珂：《清稗類鈔》，頁 18。
而臺灣的《安平縣雜記》自註云：「芒神者值年太歲也，俗名春牛嫺」279則似乎 認為「芒神」即「太歲」即「春牛」，《太歲信仰研究》就曾有此論280；雖然芒 神與太歲之間有相當大的疊合，然而其他文獻卻未將太歲與春牛畫上等號，這是 對於「春牛嫺」理解的誤差。「春牛嫺」一詞古來罕見，據日本時代的《臺灣風 俗誌》所收的臺灣風俗有「春牛嫺逆天」一種，其云：「臺灣家庭所用的日曆中 央繪一個牧童牽著牛，這牧童稱春牛嫺。」281如果此說可信，那麼《安平縣雜記》
的「春牛嫺」就相當於《清俗紀聞》(圖 3-12)當中的童子，並非指太歲或芒神而 言了。
可能在不少地區都同樣認為迎春時的句芒神就等同於太歲神，只不過將這種 連結明確指出的文獻卻偏少。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如果芒神就是太歲，而明 清兩代皇家都有立春祭祀太歲的慣例，並在京城設有太歲壇，那麼在地方上的立 春迎太歲，是否也有相應的宗教空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