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津支柱產業選擇研究
第二節 天津 1980 年代確定的經濟方略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7
力，但對於以知識經濟為主的服務業之區位選擇影響力顯得較低。
天津走向中央由上而下重建產業基礎的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建設帶有強烈的 工業城市特質，1980年代後天津產業基礎隕落，對國家項目與投入越形倚重，整 個城市仍以工為綱作為發展重點，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以往認為天津經濟地位 的隕落始於1990年代，無論是學界或者一般民間對於當時期的天津政府多有批 判，然而當時期的經濟發展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延續自1980年代確立的經濟施政方 針，就菁英層次而言，仍以行政指令方式進行城市管理工作，而就利益群體的角 度而言，企業仍強烈倚賴政府解決盈虧難題，對於市場機制運作難以有效應對。
因此將問題歸咎於特定領導之意識形態甚至是施政能力的良窳顯然是值得商榷 的，這也是下面我們所要論述的重點。
第二節 天津 1980 年代確定的經濟方略
一、天津城市發展與中共建政後的歷史背景
1949 年中共接收天津後首要的工作便是進行城市改造、發展生產，218據 1947 年統計，天津工業產值中，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占 62%，共一百多個企業，按照 國家政策，對上述資本均予以沒收，不僅是從法律上把這些企業的資本改變為全 民所有，而是由國家直接管理。219經過三反五反運動後，私營工業全部實行公私 合營。220此後天津成為以國有經濟與集體企業兩種公有制形式為主體的工業城 市。與大多數城市一樣，當中央成為真正的經濟中心，經濟發展仰賴國家計畫的 時候，爭項目、爭投資幾乎成為地方發展的唯一途徑。221
天津在1949年至改革開放前的發展歷程可粗估為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 分別有其特殊政經狀況而不利其工業的增長。第一個階段是1949到1957年，由於 備戰的考量，中央實行沿海不建策略，156個重點項目，沒有在天津安排任何一 個，一切基礎建設以養護為主，不再進行新建，節省資金與幹部用以支援國家重
218 李大勇，「劉少奇『天津講話』與當前城市的經濟發展」，理論與現代化（天津），第 12 期（1998 年），頁 6。
219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天津市檔案館編，天津接管史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 社，1991 年），頁 12~15。
220 1950 年代初期，私營工業佔全市工業生產總值達 60%以上。
221 InterviewTianjin17102011；傅韜，「關於天津經濟地位問題的看法」，天津經濟（天津），
第 3 期（2003 年），頁 17。
‧
三分之一水準。226從1958到1978年21年間，天津工業平均增長6.8%，全國9.1%，同時期的上海是7.53%。主要經濟指標在一五期間與上海互有高低，甚至是超越
223 InterviewTianjin05112012.
224 當時天津有 300 多個企業遷移到內地，規模甚至遠大於上海。上海距離北京遠成為了自身的 優勢，畢竟當時在南方仍然需要保留一個經濟中心，Interview Tianjin260920112。
225 聶璧初，「天津定位的經過」，宋杰主編，天津市十個五年計劃回顧（1953-2003）（天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9
國家投入卻相當有限，大量資金上繳而工業發展有效資本投入卻不足，只能依賴 自身調整改組，挖潛改造、填平補齊發展。228
舉例而言，天津在三五計畫之前沒有任何的大中型項目，同時期的北京共有 148 項建設在動工，上海也獲得了國家支援 46 項工業項目。此後每個時期，天 津的大中型項目數僅以個位數方式增長。改革開放後，國家對天津的投入略有增 加，但遠遠低於北京與上海，229以工業投資超過十億元以上的特大項目來說，天 津只有大港油田和石化公司，先後收為中央企業後，天津回歸沒有任何特大項目 的困境。230
綜上所述，雖然受益於1978年後政治動盪的結束，天津經濟開始緩慢復甦，
但對於當時期的天津領導而言，天津在發展經濟的條件並不特別突出；追求經濟 增長亦非中央對於天津的優先要求；而追求經濟增長亦非天津而言當下最迫切的 任務。因此天津的經濟重建工程，是基於如何減少轉軌陣痛思維下設計的，是一 種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工程，政府提出政策的目的較少是為了促進 工業發展，而更多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
在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施政目標下，行政官僚仍習慣於倚賴行政指令方式干 預市場運作，企業持續倚賴政府投入與挹注解決難題。1980年代由李瑞環擘畫的 經濟方針，設定了之後30年天津政治爭辯的議題以及任何經濟變革可能出現的選 項。
228 孫雷，「天津冶金工業的狀況和應採取的對策」，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學院學報（天津），
第 1 期（1991 年），頁 44；吳敬華，「九十年代天津經濟發展若干問題」，管理世界（北京），
第 3 期（1991 年），頁 197。
229 尤其北京的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一直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三個直轄市中北京經濟增長對國 家依賴程度最高，相對而言，天津依賴程度最小，參見王樹春、王常柏，「天津市所有制結構、
企業組織的變遷及其趨勢」，環渤海經濟瞭望（天津），第 3 期（2005 年），頁 50。
230 王戰果，「天津城市功能的定位和經濟的新一輪發展」，天津經濟（天津），第 6 期（1998 年），頁 8。當然天津本身也有其項目選擇上的問題，天津精細化工屬於全國實力較強的工業產 品，精細化工所需原料、能源也較小，技術密集度與附加價值高，對其他產品帶動作用大，天津 此類產品長期以來都保有一定競爭力，但對天津當局而言，投資大、產值高的大型石化項目仍較 受青睞，反之投資規模小的化工項目可能便不獲重視，石油工業投入比重高，尤其是在開採部分，
對後續加工項目投資較少，但結果是石油產值占全市工業比重偏低，無法為城市提供積累，反而 造成負擔。參見杜廈，「論天津經濟發展的外向型戰略」，天津社會科學（天津），第 1 期（1986 年），頁 13；Interview Tianjin27092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00
二、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政策目標
許多對於天津經濟地位下滑的研究，都歸因於毗鄰首都「只求穩定即可」的 發展思維，實際上這樣的思維絕非命定式或者理所當然。1980年代以前，天津一 直是按經濟中心的目標建設。一把手或者二把手之間針對城市發展的戰略方針也 總是存在著衝突與歧異。
舉例來說，市長李瑞環在 1988 年的一次談話中論及，「這幾年，天津的城市 建設下了一番功夫，取得了一些成績，現在有的同志覺得搞多了，他們想使經濟，
特別是工業上得快一點，其出發點是好的，但他們沒有認真分析我們城市這個有 機整體，搞清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常常是絕對的、孤立的，非此即彼的 看問題，缺乏系統、整體的觀念，不注意協調發展這個規律。」
而當時的副市長聶璧初則是完全不同思維，「有的同志（是一些不搞工業的 同志），曾有這樣的建議，覺得骨肉矛盾太多，問題太大，乾脆少搞一點工業，
把城市搞得好一點，把副食品搞得好一點，老百姓生活方便點也好。這一想法可 以理解，但在現行的體制下，如果天津經濟落在武漢、瀋陽、廣州之後，還有作 為直轄市存在的必要嗎？」
幾乎是竭盡其政治資源與政治優勢，天津在 1980 年代最終按李瑞環所選擇 的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等漸進式的經改方向前進。231李瑞環認為對於牽一髮會動全 身的問題都應深思熟慮，「不應該使群眾中出現任何擔心漲價的情緒，如果只考 慮個別和局部的利益，造成整個社會的人心不穩，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就會受到 損害。」同時，「物價問題實質上是個政治問題……就目前來講，物價問題已不 簡單是價格的漲落、調哪種物價的問題，涉及社會各方面的關係和群眾的利益問 題。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群眾問題、社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必須把價格、
工資問題放到全域的位置上，從政治的角度上進行研究。就物價論物價是看不 清、說不清、處理不好的。」
中國大陸一次的價格闖關出現在1988年，中共中央決定逐步取消價格雙軌 制。但在群眾預期物價會大幅上漲的心理下，引發搶購風潮，該年的物價改革以 失敗告終。隨後兩年中共中央開展治理整頓，透過經濟收縮壓制通貨膨脹。為價
231 訪談資料顯示，此時期的幾位市委書記有的後來自請調離，有的則乾脆在北京長期「養病」。
‧
234 InterviewTianjin29092011.
235 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天津通志‧財稅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年），
‧
11 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3/04/13/IN1304130021.htm。242 李瑞環，「把握好改革的力度、速度、程度：在遼寧考察工作期間的談話要點」，人民網（北 京），瀏覽日期：2013 年 12 月 11 日，
http://book.people.com.cn/BIG5/n/2013/0328/c69398-20947214-5.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03
政負擔，這些負擔往往必須由地方政府承擔。
對於 1990 年代天津經濟最大的制約，還在於這種低物價、低失業率思路下 建構出來的政企關係。天津市政府要求企業壓低售價、政府則以政府指令提供貸 款與包銷所有產品。為了降低失業率出現對社會秩序的影響，政府要求盈利企業 與破產企業間進行合併，卻連帶影響前者的經營體質。為了貼補城市建設下的資 金缺口，強制企業進行無償調撥財產。政府官員尚未意識到市場的重要性，不斷 擴大產能規模，243這些問題成為天津 1990 年代經濟再造時最大的困難與挑戰，
第四節飛鴿自行車與夏利汽車個案的部分，針對上述說法將進一步提供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