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因果機制的建立：從超穩定機器到成長機器
第一節 與比較政治脈絡下的對話：「成長機器」之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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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因果機制的建立：從超穩定機器到成長機器
第一章中雖已針對天津經濟改革路徑的出現提出解釋，但尚未提出清晰的因 果機制，解釋超穩定機器與朝向成長機器轉型路徑間的連結關係。在提出筆者的 論點以前，我們將先回顧學界對於中國大陸城市治理相關文獻的探討，特別著重 於成長機器的論述。該理論認為 1978 年後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地方政 府傾向更扮演於類似企業家型而非管理家型主義的角色，或者提供友善的經商環 境，或者政府本身就涉入經營活動中獲利，與各種類型的資本力量建立起城市成 長機器，但筆者認為成長機器並無法有效的解答天津經濟的發展與轉型，因此必 須引入「央地關係」與「時序」兩個關懷視角，在中央－地方關係制約下的城市 初始條件以及領導人政績誘因下提供的資源與詮釋效應下，1980 年代的天津選 擇了超穩定機器而非成長機器的道路；而超穩定機器作為本文最主要的解釋項，
進一步影響了天津城市成長轉型的路徑選擇。
第一節 與比較政治脈絡下的對話：「成長機器」之於中國 大陸城市研究
無論是成長機器抑或都市企業家主義等概念，用於解釋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 大陸城市發展累積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以下我們將先針對這些文獻進行基本 介紹，方便我們在下一節檢視其對天津個案的適用性並進行適當修正。
一、成長機器之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
由 Molotch 所提出的成長機器，451976 年以降相關討論及文獻汗牛充棟，其 將城市視為一部由政治菁英、經濟菁英、文化菁英所共同組成、互為支援並以追 求城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多面向維度，驅動城市以其意志，往擴張地方經濟與積 累財富方向邁進，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的本質均在於成長。46對於經濟發展的信
45 Harvey Molotch ,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2 (September 1976), pp. 309~332.
46 既然城市政治的本質來自交易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衝突，因此在強調成長聯盟的同時，Molotch 從未忽略反成長聯盟的存在，只是當兩個聯盟發生衝突時，幾乎均以成長聯盟的勝利做結。另一 方面，Molotch 同時注意到，即使城市能夠吸引外來資本投資，卻未必能成功轉化成為都市就業 的成長，白領菁英間的跨界流動特性注定了資本的進入並不特別有利於本地人才的參與。換言 之，城市成長政策對於是否有益於城市的經濟成長應該是高度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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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協作政策，參見 Shiuh-Shen Chien and Fulong W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The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Kunshan,” Cross-Currents E-Journal, No. 1, accessed on March 5, 2012,http://cross-currents.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e-journal/articles/chien_and_wu_0.pdf.
48 John R. Logan, Rachel Bridges Whaley and Kyle Crowder , “The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of Growth Regimes: An 20 Years of Research,”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32, no. 5 (May 1997), p. 604.
49 Andrew E. G. Jonas and David Wilson,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Critical Reflections Two Decades Later,” in Andrew E. G. Jonas and David Wilson, eds., The Urban Growth Machine: Critical Perspectives, Two Decades Late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5.
50 吳縛龍，「中國的城市化與『新』城市主義」，城市規劃（北京），第 30 卷第 8 期（2006 年
8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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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Domokos 以匈牙利為例，51首次將成長機器概念運用於後社會主義國家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在城市中缺乏反成長力量的存在，相較於歐美地方政府成長機器 中的成員多元化，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成長機器成員顯得單一且存在強烈延續性，
以地方政府、前國企領導、政黨幹部、少數的新興工商企業家為主，既以政治菁 英作為聯盟核心，因此唯有每四年大選結束後才存在聯盟重組的可能性。
長期以來依賴國家力量作為驅動地方經濟現代化的增長模式，加之多數城市 並不具備吸引外資的潛能，中央對於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力並未隨著經濟轉型而 褪色，地方政府透過政治網絡與派系關係競爭從中央爭取資源。易言之，這種對 於資源再分配的競爭模式並未隨著國家政經轉型的啟動而改變。雖與成長機器概 念原型存在一定歧異，Kulcsar 以及 Domokos 認為成長機器的本質：政治權力與 經濟權力的融合，在後社會主義國家更能得到充分體現，而建設資金來源大量倚 賴於中央，以及現代化動力多是由上而下發動的歷史傳統，則是後社會主義城市 與西方城市最大的不同。
奠基於分權化的背景以及城市競爭性的存在，成長機器聯盟概念被大量的運 用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改革開放後發展環境與制度的變遷，地方政府對外資更 加青睞並將其視作地方發展的主要動力源，使得中國城市政府選擇了高度趨利型 的企業化治理方式。
地方政府調控社會經濟的手段也隨之改變，處於轉型期的地方城市政府既有 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強烈願望，又有追求行政能力極大化與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和短期化的追求，同時他們擁有對行政資源、壟斷性競爭資源（如土地）的特權，
而企業為了謀取地方保護和汲取收益，也希望成為地方政府的合作者。地方政府 遂與城市中諸多經濟發展主體結成了種種成長聯盟，形成了複雜而有力的「城市 成長機器」。52
私有開發商成為成長機器的重要成員，地方政府積極尋求私有部門的合作，
由於在經濟擴張與財富積累上具有共識，地方政府、建築公司與金融機構之間形
51 Laszlo J. Kulcsar and Tamas Domokos, “The Post-Socialist Growth Machine: The Case of Hunga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9, No. 3 (September 2005), pp. 560~563.
52 殷潔、張京祥、羅小龍，「轉型期的中國城市發展與地方政府企業化」，城市問題（北京），
第 14 期（2006 年），頁 38；張京祥、殷潔、羅小龍，「地方政府企業化主導下的城市空間發展 與演化研究」，人文地理（西安），第 4 期（2006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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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長聯盟。國際資本甚至也加入成為聯盟一員，透過與上海本地房地產開發商 合資的模式，提供地方政府在開發上的融資需求與管理專業，甚至是共同規避來 自中央的財政汲取要求。53
都市企業家主義是成長機器中重要的核心概念，與西方成長機器原始理論 中，國家僅僅作為被動員的背景角色不同，政治菁英在後社會主義國家中成為成 長機器的啟動核心。1978 年後的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成為了區域競爭的主體，
從對企業的管制者身分蛻變而為促進者的存在，其角色與職能從管理型向企業家 型本質的轉變，被視為經濟高速起飛的驅動力，地方發展型國家、統合主義國家、
企業家型國家等概念相應而生，因此在我們針對成長機器進行修正之前，有必要 針對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的概念化工作進行介紹。
二、都市企業家主義的出現
（一）地方政府是發展型國家
1980 年代，當傳統列寧極權模式逐漸喪失對於後毛時期政治、經濟及社會 動力的解釋能力時，學界開始尋求概念化中國大陸政府行為的新途徑，其中發展 型國家是第一個立即浮出的替代途徑。
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擁有集中的權力、資源及自主性，形塑、追求與鼓勵經 濟目標的達成，促進或者組織有利於城市經濟成長的方向和狀況。發展型國家概 念的提出乃在於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後，國家與市場的力量均衡比已經逐漸傾斜有 利於市場，進入所謂市場經濟的階段，一方面初級生產越來越依賴市場邏輯運 作，它方面國家仍然能夠有效的駕馭市場，提出所欲的政策目標與政策優先性。
統合主義國家是衍伸自發展型國家的另一個概念，或者說是發展型國家的一 種變形。對比於發展型國家，統合主義一詞，更精確的掌握了國家與市場利益如 何組織，以及他們如何互動的面向。在財政改革、去集體化、分灶吃飯與硬預算
53 Jieming Zhu , “Local Growth Coalition: Th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adualist Urban Land Reform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3, No. 3 (September 1999), p. 539; Jieming Zhu, “Local Developmental Sate and Order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during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8, No. 2 (June 2004), pp. 424~447; Hyun Bang Shin, “Residential Re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Local State: The Implications of Beijing's Shifting Emphasis on Urban Redevelopment Policies,” Urban Studies, Vol.
46, No. 13 (December 2009), pp. 2815~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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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必須開始積極尋找替代財源，發展工業成為追求經濟成 長與解決預算問題的首選。
地方政府與企業間有效整合，確保地方經濟在市場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資 源分配與預算審計完全按照市場邏輯，就像公司一樣運轉，幹部雖然也有追求個 人收益的動機在，但根本目的還在於地方經濟的增長。地方政府就像一個分殊化 的企業團體，54有效的針對區域內部的各個企業進行整合工作。
發展型國家概念的提出遭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Breslin 認為中國大陸政 府更像是一個功能障礙（dysfunctional）的國家，55官僚內部的分裂及來自社會各 層面的政治要求，導致國家缺乏相對自主性制定一致性的發展策略；其次，權力 的逐級下放導致上層政府無法有效扮演統合性的角色。最後，在全球化的力量影 響下，國家經濟政策容必然易受到外部影響而波動。
Zhu 也不認為發展型國家一詞適用中國，他認為由地方政府及企業所組成的 成長機器，追求的常是短期性的目標與目的。地方領導介入市場的手段存在極大 的彈性，給予其濫用權威的可能性，政策空間不是一個高度透明的環境。整個中 國大陸的制度改革遠遠落後於其經濟轉型，研究結果顯示，對比於扮演公正管制 者的角色，政府顯然更樂意於從事尋租活動。56因此就國家與經濟融合的面向觀 察，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顯然更像是作為企業家型國家而存在。
（二）地方政府是企業家型國家
如果說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在諸多特質上，與其他東亞發展型國家並無二異。
從事風險承擔與追求利潤的營利工作，應是與其他發展型國家最大的差異，因此 Blecher 及 Duckett 均認為企業家型國家的概念，是做為發展型國家重要的補充而
從事風險承擔與追求利潤的營利工作，應是與其他發展型國家最大的差異，因此 Blecher 及 Duckett 均認為企業家型國家的概念，是做為發展型國家重要的補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