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超穩定機器與天津經濟增長的路徑選擇
第六節 章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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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數據資料的蒐集等利用了包含剪報資料、官方文件、歷史檔案等一、二手資料。
2012年1月並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重點搜尋天津各屆政府工作報 告、領導人談話與天津歷次五年計畫的相關文獻，透過這些資料的整理，可以看 出天津官方對於城市發展重點的更迭與變化，並比對出同一階段領導人間對於城 市定位與發展戰略間的矛盾與衝突。
此外，本文同時仰賴大量面談之資料作為基礎，筆者於2011年9月及2012年 10月分兩階段赴天津進行實地訪談以取得第一手研究資料，利用既有的聯繫網 絡，再透過層層引介，以滾雪球方式累積近40位訪談對象，其中包含來自天津社 科院、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財經大學、天津商業大學之學者專家、天 津市政府、濱海新區中新生態城政府官員及房地產與科技業之相關業界人士。第 一階段訪談重點主要探討1980年代天津選擇超穩定機器的出現，及其對當時天津 經濟的影響；第二階段則以超穩定機器如何影響天津轉型的過程作為訪談核心。
聯絡訪談前會預先將討論主題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但訪談時會隨對方內容隨時 機動調整。
除了上述面對面訪談工作外，筆者同時透過直接觀察法於田野研究中匯集各 種觀點，包括地產項目或者造鎮計畫的實際參訪，街頭與出租車或者市井攤販的 隨機訪談等。多數受訪者均不願揭露真名，文中引註的訪談資料中受訪者均以代 號標明。
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章陳述重點在於提出超穩定機器的出現背景，並針對其概念進行定義，同 時指出天津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具體呈現出的特質，作為我們要解釋的現象。以 下文章整體架構即從上述理論與概念抽繹出之論證為基礎，系統性的分析天津超 穩定機器轉化的課題。天津超穩定機器從何出現？我們該如何解釋超穩定機器的 轉型，原來的制度遺緒又會如何發生作用？為此，筆者的研究目的在於強調針對 天津經濟問題的討論，必須納入中央與地方關係視角。依據上述的研究旨趣，本 文將從產業、土地、行政體制改革等三個超穩定機器面向，研究其持續與轉變的 問題作為主要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勾勒出本研究的綱要，主要說明研究背景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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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針對天津城市發展相關文獻進行檢視及評述，筆者發現透過拉出中央－地 方關係軸線，可以完整的串起既有的研究成果。之後提出本文主要論點及研究設 計，1980年代天津的政治企業家既有追求政績的誘因，同時必須考量中央－地方 關係下城市的初始條件限制，選擇以社會維穩而非經濟增長做為策略目標，這是 天津超穩定機器出現的背景。天津成長轉型的路徑選擇，除了考量中央作為外來 衝擊（external shock）的力量，既有超穩定機器的制度遺緒仍然持續發揮作用。
這是十一五時期，天津超穩定機器在轉型過程中矛盾與衝突產所可能產生的原 因。
第二章，筆者嘗試與成長機器理論，及其他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相關成果進行 對話。筆者將在此章中提出，追求政治晉升而非經濟成長才是政治過程的本質動 因，就中國大陸而言，城市系統的存在政治性大於經濟性，中央對於個別區域城 市有其定位與要求，也因此每個省際之間的關係都是獨一無二的，此種對城市的 指令性可以從中央批覆的城市規劃中窺見，還必須從雙方長期間的互動尋找線 索，諸如人事的調動到財政資源的重分配，為地方領導創造出了不同的誘因與限 制。因此，1978 年後不同的地方政府選擇了不同的發展策略。這是因為地方領 導出於政績的誘因需求，必須在考慮城市初始條件下，從經濟成長與社會維穩間 選擇一個較易達成的目標。
1980年代的天津領導選擇的是一條超穩定機器的施政型態，這也顯示出一些 諸如成長機器，甚至包括企業家型國家、發展型國家等主要用於探討中國大陸地 方政府行為的理論，並不全然適用於對天津個案的解釋。
這也凸顯出以上文獻最大的問題在於容易成為一種「地方依賴性」取向的解 釋，中央－地方關係的軸線必須被納入討論，許多非地方依賴性（non-locally）
機關的角色，同樣能夠對於城市經濟的轉型施加影響力。超穩定機器的遺緒如何 對於城市成長轉型施加影響。筆者將提出路徑依賴的觀點，建立超穩定機器與城 市成長機器轉型間的因果連結機制。
第三章將針對天津超穩定機器出現的背景與延續進行討論，超穩定機器出現 的背景除了源於地方領導的政績誘因，還有天津企業家型傳統的褪逝以及毛時期 政治經濟遺緒的影響，這些都顯示了中央的力量如何對於城市的定位產生影響，
改革開放時期的天津呈現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以及城市領導對於治安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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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最後，筆者認為，天津政治菁英的延續性是十五時期以前，超穩定機器得 以長期運作的原因。
第四章到第六章為本文的主體結構，第四章的重點在於討論天津產業發展兩 個具體特色從何而來？其一是中央由上而下協助天津再建產業基礎，其二是其金 融產業具有強烈的生產性特質。該章指出，天津產業基礎向以工業為主軸，但1980 年代為降低經濟轉軌中的震盪，天津市政府選擇的是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政績標 的，菁英仍然習慣透過行政指令方式進行城市治理工作，企業強烈倚賴政府補 貼，卻因市場力量過晚進入，導致對天津產業體系的傷害以及地方產業體系的逐 步式微，這是由中央介入重整產業體系，以及天津選擇高端製造業作為發展核心 以及建設與經濟中心相埒的金融體系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第五章則論及成長機器中的核心論述，亦即土地操作與城市經營，天津的土 地整體為何呈現多頭出讓格局？為何走向以切入中低價住房市場為主的格局，本 章認為，出於落實區縣企業參與危改的企圖心以及解決其資金問題。天津在1980 年代肇基的土地管理制度中帶有強烈的福利性質，區政府或者下屬的建設公司不 僅只涉及二級房地產市場，同時擁有一級的土地整理權利。房地產經營思路是以 普通住宅作為房地產業主導方向，包括市、區兩級政府甚至是黨政機關分流創辦 的經濟實體，均長於住宅建設多於商業經營與商業謀劃。天津市政府十五時期的 新政，引進市場力量，市政府統一收儲土地，不僅在官僚內部、地方經濟菁英，
甚至是在民間社會中，都可能引起反彈與雜音，而這很可能是2003年推行的土地 改革政策最終經歷大幅調整的背景。
第六章的焦點則是城市再領域化議題的討論，本章將針對天津城市內部區域 間系統整合的問題提出解釋，1980年代開始，天津市政府出於對外資干擾城市秩 序的憂慮，經濟技術開發區從成立伊始，便獨立於天津市政府系統之外而運作，
新區內部從管委會甚至到各區政府都是獨立的空間支配者，衍生出規劃難以統一 實施與無序競爭等問題。多年來經濟技術開發區致力於打造理想的製造業環境，
對於新區官員而言，引進大項目、工業投資驅動的模式不容易輕易改變，這些都 是濱海造城運動未來所必須解決的難題。
第七章是本論文的結論，基於上述各章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與統整，針對五 項基礎假設進行綜合評估，回歸到與其他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的對話與省思，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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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天津發展歷程的獨特性，並闡明未來進一步研究可能的發展方向。特別是相關 於路徑創新的問題，而這同時也是政治經濟學領域尚待耕耘的領域，為何有的城 市能夠擺脫路徑依賴的現象，但有的城市卻無法擺脫路徑依賴的命運？路徑依賴 既是locally contingent，同時也是locally emergent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將形成獨 特的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t），是一種特定時間與特定空間的互動所產生的 現象。因此值得繼續追問的是，路徑依賴發生在哪些特定的脈絡與環境？為何某 些城市或者區域會被鎖定在特定的發展路徑，而其他地域經濟卻能避開這樣的風 險，甚至達到更新與復興的命運？43本文更多的強調了天津不變的部分，44相對 而言較少關注天津「變」的部分；未來天津在產業發展上是否將打破所謂路徑依 賴的現象，走向所謂路徑創新的階段，國家戰略與地方經濟增長目標間是否矛 盾，中央與市、甚至往下到區縣不同層級政府間的互動與博奕，都值得進一步關 注。
43 面對競爭危機時，並不是缺乏改變，而是選擇的都是負面的改變，例如削價競爭或者是降低 品質，而非採取創新性的投資或者進入全新的領域。Ron Martin and Peter Sunley,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no. 6 (2006), p.
417.
44 例如 John Donaldson 認為一地的發展策略一旦確定以後，即使個別領導仕途改變也會受到地 方官僚的干擾，因此路徑一旦確認以後就會產生路徑依賴的現象。但隨後他又認為這樣的路徑依 賴現象如果遇到一位擁有強力中央後援的外來交流幹部，路徑依賴就會被打破。參見 John A.
44 例如 John Donaldson 認為一地的發展策略一旦確定以後，即使個別領導仕途改變也會受到地 方官僚的干擾，因此路徑一旦確認以後就會產生路徑依賴的現象。但隨後他又認為這樣的路徑依 賴現象如果遇到一位擁有強力中央後援的外來交流幹部，路徑依賴就會被打破。參見 John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