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簡述全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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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探討完前面六章的內容，筆者將於本章進行總結。首先，筆者首先將提出研 究問題，簡述全文觀點。其次，以本論文的研究發現，與相關理論進行對話。筆 者認為，天津的個案對於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討論，將可以提供很好的 對話空間。
第一節 簡述全文觀點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回答，我們該如何解釋當下天津在追求經濟增長時 所呈現的特質與挑戰，這些特質包括：第一，假使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最 初是希望跳脫政府的規劃管理與主導，啟動另一種區域開發的新模式，為何天 津經濟的重新啟動仍選擇自上而下、強勢政府替代市場作用的增長模式？同時 對比於浦東經驗，中央直接介入的痕跡更為明顯。447另一方面，當全國掀起產 業結構調整、退二進三的浪潮中，天津提升服務業的發展為何仍帶有明顯的生 產型特徵？448
第二，在以追求土地增值與房地產開發導向的都市更新全國背景下，戴相 龍的新政也確實帶動了天津地價與房價的飆升，為何在戴離任之後面臨重大的 調整？第三，當地方政府國家權力的再領域化逐漸成為主流思路，天津內部區 域的無序競爭與分化隔離又該如何解讀？
或者，換個角度說，其他沿海城市相比較，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天津在發展
447 對於天津而言，倚賴大項目驅動提升其經濟地位及重塑期產業結構成效雖快，但大外資，國 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流出國內，作為首要得益者的央企很大一部分稅收必須上繳，同時這種大外 資與大央企對於解決就業與富裕民生收入方面未必有關係，帶動就業也相當有限。GDP、財政收 入能馬上增加，居民收入跟北京、上海卻仍有相當落差。參見張韶天，「周天勇：把脈中國最後 一個重工業城市」，商周刊（青島），第 14 期（2011 年），頁 55。一種說法是，僅僅單純依賴 投資拉動，或將使天津的增長模式不可避免的趨同於中國大陸城市普遍的經濟增長模式，經過政 治動員與資源傾斜，資源、項目、投資迅速向明星區域集中，如何複製與推廣成為難題，參見陳 中小路、江雁南，「省富省窮的秘密」，南方周末（廣州），2011 年 1 月 6 日，第 A04 版；劉 玉海，「濱海新區大項目驅動模式的邏輯：地方訴求擁抱國家使命」，21 世紀經濟報道（廣州），
2012 年 2 月 6 日，第 019 版；張貴、周立群，「產業集成化：產業競爭未來策略－對天津高新 技術產業的考察」，天津社會科學（天津），第 3 期（2004 年）頁 85。
448 「天津立足製造業優勢融入京津冀產業格局」，中國金融信息網（北京），瀏覽日期：2014 年 11 月 25 日，http://news.xinhua08.com/a/20140723/13601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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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上呈現出哪些屬於自身的獨特性，而這樣的獨特性從何而來，又如何影響天 津自身的城市經濟轉型。這些問題對於研究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城市政治學都 有其意義，但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懷與解答。
儘管擁有直轄市地位，也曾長期作為中國第二大城市，在濱海新區被納入國 家發展戰略階段以前，針對天津現代城市發展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數，例如，一個 有趣且直觀的問題是，天津在明清時期，就已經是貫通南北的交通樞紐和漕運中 心，進入租界時期政治經濟地位更形提高，工業商貿基礎漸次成熟，即使在1949 年後仍然作為國家重要的綜合性工業基地而存在，為何在1978年後經濟地位卻漸 行隕落。
既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歸納為三類文獻，分別是文化、地理與領導人因素。
但如果是文化因素，我們該如何解釋1978年以前天津經濟的生氣蓬勃？如果是地 理因素，所謂的中央與北京「打壓」，具體機制如何運作；又設若因為鄰近京畿 必須求穩，為何北京能夠發展成為工商俱全的城市，而天津終於獲得國家青睞，
上升至國家戰略發展高度，難道意味中共中央對於自己維穩的能力擁有強烈的信 心？假設歸因於領導人因素，但當時天津歷經地震，百廢待興，優先考慮城市建 設是否原就合理？另一方面，城市建設與追求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何在？更關鍵 的是，位處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為何領導人選擇以社會維穩而非經濟增長作為 政績目標。天津市領導在1980年代後保守漸進的思路，對於天津經濟發展過程中 所可能營造出的困境，雖然已經受到一定的關注，天津市政府為何選擇這樣的城 市經營模式，以及此種經營模式如何影響天津追求經濟成長的轉型路徑，卻尚未 得到系統性的研究。
二、本文觀點
對於以上問題，筆者認為1980年代的天津市政府乃是以超穩定機器而非成長 機器的機制運作，而超穩定機器的出現則源自於地方領導在政績考量與中央－地 方關係制約下初始條件複合作用後的結果。超穩定機器的存在解釋了1980年代天 津選擇的經濟方略，也解答了天津在後續邁向成長轉型時所遭遇到的挑戰與困 境。
所謂的政績考量是領導者由於有政治晉升的動機在，因此會在考量城市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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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從社會維穩以及經濟成長兩者中擇一較為易於達成以及領導者較為擅長 的目標。中央－地方關係制約下的城市初始條件，則可概分為企業家型傳統的存 在與否以及毛時代的政治經濟遺緒。企業家型傳統意指城市在1949年後的定位與 能力；毛時代的政治遺緒則包括國家項目的投入以及財政上解的指標。
幹部組成的高穩定性確保了超穩定機器的持續運作，與成長機器三個預設面 向截然相對應，超穩定機器具體呈現出以下特質，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經濟重分 配的目標仍優先於經濟增長之上，企業作為國家權力延伸，繼續承擔政治與社會 功能；土地作為經濟重分配的重要工具，政府壟斷資源分配，抵制市場力量的進 入；以及在最大程度上限制外國資本所可能對傳統經濟秩序的干擾，則具體對應 出天津在產業重整、土地政策以及政府再領域化三個面向分別面臨的挑戰與干 擾。
以下總結前面六章的研究發現，綜合評估第一章的研究假設；其次，筆者將 試圖與相關理論進行對話，希望透過本文研究發現，更進一步豐碩既有的研究成 果。
（一）在歷史、地理距離等因素作用下，中央對個別地方政府的展現出的 自主性與能力呈現不同樣貌。政治因素對天津發展的促進與限制都發揮了 影響力，尤其是中央層級的力量介入，在天津成為超穩定機器的過程中，
以及從超穩定機器轉型成為成長機器的過程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發展地位，以及天津由超穩定機器轉型成為成長機 器，事實上與中國大陸國家總體政治經濟環境密不可分。天津近百年來發展的幾 個拐點，包括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作為沿海商埠的開放、1949 年中共的建政，甚 至是 1980 年代後沿海城市的開放，都顯示天津在發展過程中自主性的有限，大 多只能扮演承受者的角色。過程中我們看到的，與許多城市是一種國家由上而下 資源與政策投入進行再造的契機不同，進入國家發展戰略階段以前的天津，國家 對其施予的力量更多是壓制的、反對的或者不置可否的態度。
因此直轄市的地位在很長一段時間未必給天津帶來太多好處，反而像是一道 緊箍咒一樣，這也凸顯出了天津乃因其軍事與政治的戰略地位而非其經濟必要性 而使得中央有直轄之需求以利其直接控制，與一般希望透過直轄市設立以拉動與 輻射一方經濟發展的目的並不相同。所謂的鄰近京畿地帶因此求穩，更確切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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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應該是由於鄰近京畿，更利於中央直接控管（中央也必須直接控管），以及在 發展過程中或須優先讓位於北京的戰略考量。天津作為超穩定機器的存在更像是 一種客觀被制約而非自我意願選擇下的結果，在建設大北京的前提背景下，中央 或不需天津輕啟大規模的改革。
超穩定機器出現的條件中，所謂中央地方關係制約下的初始背景，包括毛時 代時天津城市政治經濟地位的下滑，包含從 1950 年代開始對天津財政資源的汲 取以及國家在項目上分配的不均，凡此皆與中央介入息息相關。在第四章中提到 的夏利汽車個案，天津等待二十年，國家才允許 3.0 大排量汽車生產權，而北京 現代僅用兩個月就簽約通過。第六章中的摩托羅拉希望以獨資身分經營，中央項 目跑了四年，等到鄧小平南巡的大背景下才被允許放行。當天津大無縫面臨經營 困難時，中央甚至有意讓寶鋼對天鋼進行併購，引起天津當局極大的反彈，凡此 不勝枚舉。
濱海新區的開發抑或天津老市區的城市改造，並非跨國資本亦非本土企業茁 壯的力量使然，而是透過強有力的中央介入進行城市改造與產業基礎重建。這與 1990年代的浦東開放已然有所不同，不僅僅由中央政策放行或者試點，由地方政 府執行，而是中央政府同時扮演教練與球員的角色，一方面掌握改革的方向一方 面同時衝刺GDP的成長。449
天津改造的契機源自於2002年後外來幹部的派駐天津，得益於中央政府協助 下的上千億貸款，整個城市成為了一個大工地，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截至2010 年底，中央在天津投資企業達到235戶，總資產超過4700億元。如果沒有這些固
天津改造的契機源自於2002年後外來幹部的派駐天津，得益於中央政府協助 下的上千億貸款，整個城市成為了一個大工地，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截至2010 年底，中央在天津投資企業達到235戶，總資產超過4700億元。如果沒有這些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