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因果機制的建立：從超穩定機器到成長機器
第三節 路徑依賴與超穩定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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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路徑依賴與超穩定機器
一、路徑依賴與時序結構
制度變遷的問題在近幾年得到了相當多的關注，除了在外來衝擊或者環境改 變下所造成既有制度的顛覆外，內生性制度變遷的動力與方向也能得到有效的解 釋。藉由豐富的經驗研究為基礎，歷史制度論者從政治脈絡以及制度本身執行的 彈性兩個面向歸納出取代、堆疊、漂移及轉換等四種制度變遷的可能模式，79然 而，在一般狀況下，制度的改變往往顯得緩慢且漸進，故而以一種「路徑依賴性」
出現的變革反而成為現實世界中的常態。
廣義的路徑依賴指涉在一個時間序列中，發生於較早時間點的事件對發生於 較晚時點的事件具有決定性影響，從而先前時間點的偶然事件往往能決定整個事 件系列的演變軌跡和基本特徵。但此種定義過於寬鬆以至於無法做為有力的分析 模式論證「歷史」何以重要。
狹義的路徑依賴則意指在特定社會脈絡下，從一條道路轉向另一條道路的成 本是怎樣隨著時間而提高。如同爬樹一樣，行動者在攀援過程中會遇到許多不同 的枝幹和分枝；即使行動者可以從一個枝幹轉到另一個枝幹，但這樣做的代價很 高。因而一般情況下，行動者並不輕易轉換枝幹，而是沿著其一開始選擇的那個 枝幹順勢攀援。最初的一步改變了社會行為者的資源、誘因結構甚至是行為，甚 至改變了時序後期任何事件或者過程的社會性意義。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將 某種權力或者利益的不均等沿著正向回饋的機制延續下去。80。
綜上所述，對於路徑依賴分析的特徵有三：
（一）研究歷史上重大事件的因果過程，如關注時序的關鍵角色，將政策發展置 入特定歷史路徑中，某個政策在 T1 中通過，便可能限制在 T2 時間點所能出現 的政策選項。
（二）無法以前期事件或者初始條件來解釋關鍵性的偶發事件，即使只是微不足
79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5~31.
80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0; Paul A. David, “Path Dependence: a Foundational Concept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Cliometrica, No. 1 (2007),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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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iness）相對於經濟場域，在政治發展中顯得更為普遍。84其次，由於競爭 與學習等效率增強機制的缺乏與弱化、政治人物的短視近利、政治制度有著強烈 維持現狀的特性，導致 Liebowitz 與 Margolis 所發現的經濟生活中的改善機制在 政治生活中通常在抵消路徑依賴方面是無效的。85
82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3 Carolyn Cartier, “‘Zone Fever’, the Arable Land Debate, and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China’s Evolving Land Use Regime and its Geographical Contradic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8, p. 24.
84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 11.
85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p. 41~44.。
86 王信賢，「路徑依賴與社會主義體制轉型」，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 44 期（2001 年），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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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中國研究領域，諸如倪志偉（Victor Nee）與曹洋（Yang Cao）以之解 釋中國大陸市場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公私夥伴關係與類市場機制，89劉雅靈及王信 賢以路徑依賴與行動者策略選擇的結果描述中國股市內捲化的過程。90張弘遠認 為受到路徑依賴與預期心態的影響，地方經濟領域中的政商互動，將會強化兩者 間的相互依賴進而出現共生關係並有妨於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91王信賢以路徑 依賴解釋中國的國企集團整併過程中所出現的組織焊接問題，92張執中則以路徑 依賴解讀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黨內民主的規劃與實踐成果，93Solinger透過探討中
87 David Stark,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6, No. 1 (Winter 1992), pp. 21~22.
88 Stefan Hedlund, “Path Dependence in Russian Policy Making: Constraints on Putin’s Economic Choice, ”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Vol. 12, No. 4 (2000), pp. 402~405.
8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ies,” Theory and Society, No. 28 (December 1999), pp. 824~825.
90 劉雅靈、王信賢，「缺乏發展的增長：中國大陸股票市場的制度內捲化」，中國大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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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福利政策的演變，發現即使活絡經濟的機制作為一種戰略存在可調整性，但中 共長期慣用的作業模式作為一種戰術卻被延續了下來，因此國家雖有營造新社福 體制的雄心，既有的弱勢群體在改革開放後持續作為社會邊緣角色而存在。94
劉雅靈針對溫州私有化的研究中並未具體談到路徑依賴的運用，卻明確的發 現由於溫州地區特殊的革命遺產導致溫州地區私有化的傾向從未被根除。溫州地 區的「解放」來自於地方游擊隊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紅軍，這股自立的力量從日 本侵華、國共內戰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之後，掌握了溫州的地方政權。地方游擊 隊當初為了生存，並未建立蘇維埃政權，也未推動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提供溫州 發展私有化的歷史條件，加上地方政權與農民間共生的利益，私有化未曾中斷，
只有依靠中央工作小組的進駐才有辦法暫時嚇阻私有化的風潮。從溫州的觀察出 發，她認為強大的黨國體制專制能力與薄弱的基礎行政能力使中國成為一個「間 歇性的極權主義政體」（sporadic totalitarian regime），95兩種能力的落差讓國家 無法完整蒐集地方資訊並進行中央政策監督，賦予溫州「從下發動改革」的契機。
相對於溫州，無錫在1949年並沒有強大的地下黨與游擊隊做自我解放，反而 是毛渡江南下的第三野戰軍解放無錫，並接收地方政權。由於地方政權掌握在外 來幹部手中，並未與地方利益糾結，無錫幹部自始擁抱上級政策，認真推動農業 集體化與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轉型，在上海的嚴格監督與地方強制執行中央政策 下，無錫不惜犧牲地方利益與傳統民營企業，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重鎮。當 經濟改革開啟，無錫仍擁抱集體經濟的鄉鎮企業，堅持走社會主義正統道路，反 而視溫州的私營經濟為旁門左道。96溫州的自我解放顯然成為決定後續溫州私營 經濟復甦的關鍵。
在上述分析中，路徑依賴意味著過去的制度遺緒或限制當下制度創新可能範 圍以及可供選擇的創新方式，被用來強調制度革新者所面臨的限制。並直指「新 古典學派」過度強調理性計算與目的論預設的謬誤核心，但相對於過去的遺留總
第 2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月），頁 63~111。
94 Dorothy J. Solinger, “Path Dependency Reexamined: Chinese Welfare Policy in the Transition to Unemploy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8, No. 1 (October 2005), pp. 84~86.
95 Yia-Ling Liu,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0 (June 1992), pp. 309~313.
96 劉雅靈，「中國都市化過程中新興的「農民收租階級」：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轉型路徑、集 體抗爭與福利政策」，台灣社會學，第 18 期（2009 年 12 月），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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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Capoccia 及 Kelemen 從相對較短的時間（relatively short periods）以 及更高的可能性（substantially heightened probability）兩個面向針對關鍵時刻進 行定義，亦即「比起路徑依賴的呈現階段，關鍵時刻是一段較短的時間。相較於 關鍵時刻前後任一時間點，行動者在那個時間點所做的選擇，對於最終的結果更 顯關鍵。因此，關鍵時刻時行動者所做出的任何決定，將進一步限制自己選擇其 他選項的可能性」。99
97 Michael J. Gorges, “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A Note of Caution,”
Politics, Vol. 21, No. 2 (2001), pp. 140~142; Greener Ian, “The Potential of Path Dependence in Political Studies,” Politics, Vol. 25, No. 1 (February 2005), pp. 64~65; B. Guy Peters, Jon Pierre and Desmond S. King, “The Politics of Path Dependency: Political Conflict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 4 (November 2005), pp. 1275~1279; Marie-Laure Djelic and Sigrid Quack, “Overcoming Path Dependency: Path Generation in Open System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6, No. 2 (April 2007), p. 162.
98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4 (August 2000), pp. 507~508.
99 Giovanni Capoccia and R. Daniel. Kelema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59 (April 2007), p. 348; James Mahoney, “Path-Dependence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6, No. 1 (2001),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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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通過以上的討論，關於路徑依賴的運用以及關鍵時刻的決定仍然顯得抽 象與難以操作，造成難以劃定時序結構的困難。所有關於路徑依賴時序的研究 中，特定歷史時序之所以重要，乃在於最初的過程產生了特定、長期、持續與高 度結果性的組織型式與制度安排，轉換了之後事件與過程的意涵。重點不在於發 生什麼，而是何時發生，某些事件發生太早，某些事件則發生太晚，如果無法解 答時序的問題，便無以解釋歷史如何及為何重要。問題在於因果鏈前端永遠可以 不斷往前推進尋找到與事件結果彷彿相關的早期事件，該如何避免無止盡的陷入 無限倒退（infinite regress）的困境。透過尋找事件發展何時開始偏離既有軌道是 第一種可行的方式，其次則可尋找出某個因果鏈難以被連結的時間點做為因果回 溯的終點。但在很大程度上，優先考量研究者的學術興趣與所使用的理論架構而 判定時序結構，將是更為理想的方式。
二、從超穩定機器到成長機器
透過運用以上歷史次序、時間點與政策遺緒等概念討論天津從超穩定機器到 成長機器的轉型，涉及到幾個理論與經驗現象中都極為關鍵的幾個問題，首先：
超穩定機器的出現及延續問題，誰參與了往特定路徑的制度安排？我們該怎麼解 釋從超穩定機器到走回成長機器之間的轉變？其次，如何界定超穩定機器到成長 機器之間的時序結構？這樣的轉型實際上涉及了學習與轉化的過程，因此必須建 立兩者之間的因果連結，以印證原來超穩定聯盟的存在，如何影響城市增長的路 徑選擇。
（一）超穩定機器的出現及其延續性
與所有北方城市相類似，天津地下黨組織一直與中共中央保持密切關係，並 且統由華北局城工部直接領導。天津在平津戰役中由外來軍隊完成武裝解放，在 隨後的天津市委常委組成中，清一色由外來幹部組成，沒有任何一位天津地下黨 組織成員進入領導核心。北平與天津接管工作由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直接領導，凡 帶政策性的決定，除中央已有具體規定外，一律需事先請示。100外來幹部掌握地
與所有北方城市相類似，天津地下黨組織一直與中共中央保持密切關係，並 且統由華北局城工部直接領導。天津在平津戰役中由外來軍隊完成武裝解放，在 隨後的天津市委常委組成中，清一色由外來幹部組成，沒有任何一位天津地下黨 組織成員進入領導核心。北平與天津接管工作由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直接領導，凡 帶政策性的決定，除中央已有具體規定外，一律需事先請示。100外來幹部掌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