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津超穩定機器的背景與延續
第三節 毛時期的政治經濟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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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實施消費城市變生產城市的方針，人為地選擇了重工輕商的發展模式，
歷版城市總體規劃也始終把工業的發展當成城市經濟發展的重點。130天津的商貿 金融基礎在 1950 年代之後急遽弱化，同時強化天津作為工業基地的作用，天津 從適應外部經濟地理環境的工商業城市轉變為典型的工業城市，整個結構排序開 始從以三產業為主向二產業為主轉化，從 1954 年開始第二產業比重超過 50 %，
到 1975 年達到 72.1%，第三產業為 21.6%，比起 1949 初期下降近 19 個百分點，
天津產業結構排序轉變為 二、三、一。131
天津用於商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僅相當於同期北京的 67%，而且多來自於自身 投入，反之北京的資金來源多數為中央投資。一五期間（1953~1957）天津對商 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占投資額的 7.9%，以後逐年下降，四五期間（1971~1975）僅 占 1.9%。132一五委縮、二五下滑、三五徘徊、四五低谷可以概括了天津第三產 業發展的歷史軌跡。133
企業家型傳統的褪逝是超穩定機器出現的第一個因素，毛時期的政治經濟遺 緒，亦即中央－地方關係下的制約，則是超穩定機器出現的另一個關鍵條件，包 括天津幹部的職涯升遷、與之相關的固定資產項目投資，以及財政分成；考慮到 這些背景因素之後，才能針對天津超穩定機器的出現提出一個合理的答案。
第三節 毛時期的政治經濟遺緒
一、天津的人事部署與項目安排
直轄市雖然與省，自治區和特別行政區同為一級行政區，但往往直轄市的最 高負責人，同時也兼具政治局委員的身分，除廣東等重要省份外，一般省的最高 負責人，均為中央委員，實際的運作結果往往是直轄市在實際上比其他省級政府 更具政治與經濟影響力。也因此直轄市向來被認為是僅次於國家層級中最重要的
京：中國統計出版社），頁 52。
130 邢卓，「天津市歷版城市總體規劃」，北京規劃建設（北京），第 1 期（2007 年），頁 92；
馬獻林，「關於提高天津服務業比重的研究」，天津經濟（天津），第 10 期（2007 年），頁 10。
131 馬獻林，「天津市產業結構調整與預測（1995~2010）」，天津經濟（天津），第 4 期（1995 年），頁 3
132 鄧海濱，「天津商業中心與區域經濟發展考察研究」，北京商學院學報（北京），第 S1 期（1990 年），頁 22。
133 「五十年來天津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天津市統計局編，天津五十年，頁 30，
InterviewTianjin12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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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階層，也是未來培養國家領袖的重要墊腳石。中共國家領導也往往傾向於在 特大城市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134一般而言，直轄市市委書記與市長獲得升遷的 機率也自然更大。135
但這樣的論證似乎不適用於天津，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天津黨政幹部的 政治實力顯然無法與北京及上海相肋，以一五計畫時期相比較，當時天津的市委 書記黃火青僅是候補中央委員的身分，同時期的北京彭真與上海的陳毅或者柯慶 施都是政治局委員。再以文革時期為例，天津的解學恭是中央委員，同時期的北 京吳德是政治局委員，上海的張春橋則是政治局常委。
1978 年後即使有機會進入政治局排序也往往較為偏後，無法取得重要職位，
李瑞環在 1993 年出任全國政協主席即是明例。從表 3-1 中也可以發現，上海與 北京市委書記往往在中共政治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上海與北京因此成為典型中共 高層幹部的培訓基地。反之，具備天津背景的領導幹部在職涯中的發展與升遷卻 相當受限。
表3-1 直轄市歷任市委書記仕途表（1949~2012）
職涯最高職位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慶
政治局常委 2 2 5 1
政治局委員 7 3 7 2
政治局候補委員 1 0 0 0
中央委員 2 7 5 2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34 Cheng Li, “The Leadership of China’s Four Major Cities: A Study of Municipal Party Standing Committee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1 (Summer 2007), pp. 1~3；Martin Patience, “Does Chongqing Miss Former ‘Emperor’Bo Xilai,” BBC News, accessed on August 5, 2012,
http://m.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17811374; Fubing Suing and Dali L. Ya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rovincial Interes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Reformist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 (2000), pp. 215~230; Tse-Kang Leng, “Centrally-Administered Municipalities: Locomotiv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Jae Ho Chung ., China’s Local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s and Changes in the Sub-National Hierarchy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39~61.
135 陶然、蘇福兵、陸曦、朱昱銘，「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 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北京），第 12 期（2010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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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抑制。
表3-2 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億元）
基礎建設投資金額 基礎建設新增固定資產 大中型項目個數
北京 天津 河北 北京 天津 河北 北京 天津 河北
1953~1957 40.7 8.97 21.60 28.8 7.91 16.37 69 0 38
1958~1962 55.4 22.02 51.31 46.23 16.04 35.95 50 0 35
1963~1965 18.32 7.16 16.93 16.37 7.07 11.70 29 0 22
1966~1970 29.01 12.93 34.20 16.86 9 14.88 18 7 33
1971~1975 59.8 42.08 77.68 39.15 22.77 38.47 21 4 30
1976~1980 104.09 72.98 133.8 79.82 50.28 84.96 18 6 15
1981~1985 173.07 111.23 159.3 131.88 93.89 114.30 23 21 21
1986~1990 384.81 166.4 281.69 251.3 95.83 210.45 35 26 26
1991~1995 930.75 497.17 864.91 523.65 352.05 613.41 22 34 35
1996~2000 1995.9 9
1178.9 6
2604.4 2
1691.3 7
792.68 1862.91
28 73 52 資料來源：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數典編委會，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數典（北京：中國統計出
版社，2002年），頁98~220。
受青睞，反之投資規模小的化工項目可能便不獲重視，石油工業投入比重高，尤其是在開採部分，
對後續加工項目投資較少，但結果是石油產值占全市工業比重偏低，無法為城市提供積累，反而 造成負擔。參見杜廈，「論天津經濟發展的外向型戰略」，天津社會科學（天津），第 1 期（1986 年），頁 13；Interview Tianjin27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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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各地區更新改造投資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天津與中央的財政分配
就財政制度而言，對天津的歧視性效應更為明顯。中共自1980年起實行劃分 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管理體制，這種體制首先劃分收支，凡是劃給地方的收入 由地方自主安排，凡是地方負責的支出由地方自行安排，中央不再進行干預。第 二是分級包乾，地方財政收支範圍、上解數額或者上解比例、補助數額確定以後，
由地方包幹使用，收支有餘不上繳，收支不足者不補助。140這種財政體制也被稱 為分灶吃飯，相對於過去由財政部統一分配收支指標的一灶吃飯辦法相對而言，
該體制實施後，省級地方政府開始擁有統籌安排地方財政收支的自主性。該辦法 在全中國大陸多數省區實施，但由於三個直轄市財政上解比例占全國財政收入分 額龐大。因此北京、天津、上海等三個直轄市仍然實施「收支挂鉤、總額分成、
一年一定」的財政體制。141
總額分成特點是將地方財政總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作為地方總額分成比 例，地方按此比例分得財政收入，一年一定。在執行過程中，可以多收多支，少 收則相應緊縮開支，以自求平衡，超收部分再按一定比例分成。中央與地方財政 緊密相連，如地方財政收入增加，中央與地方都增加分成收入，如財政收入減少，
140 趙云旗，「新中國財政 60 年」，經濟研究參考（北京），第 62 期（2009 年），頁 5~6。
141 王文華，「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關係的博奕行為分析」，社會科學研究（成都）第 2 期（1999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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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相應減少分成收入。142 此一財政體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調動地方積極 性，但是一旦地方無法完成收入任務時，便容易造成上下級相互擠兌的現象，同 時一年一變的分成作法對於地方也並不公平，根本思維還是中央為解決財力分散 的問題而設計。
為了進一步增強地方組織財政收入的積極性，1988年多種形式大包乾體制開 始實施，在北京等十個地區實行收入遞增包乾，在上海等三地實行定額上解。天 津、山西、安徽三地仍繼續實行總額分成體制，留成比例分別為天津市46.5%，
山西省87.55%，安徽省77.5%。顯而易見，這種包乾形式多種多樣，對省、市、
自治區都是一對一的談判，未必具有公平性。天津的地方利益仍然必須與中央利 益掛鉤，基數、比例每年由中央進行調整。與實行財政大包乾時期之前對比，天 津的確保留了更多的財政收入，然而一旦與其他省份相比較，這樣的留成遠遠顯 得不足。
1949年後，天津每年都必須承擔上解支出的任務，1949 年至1990 年天津市 累計上解中央款6079492 萬元，相當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60%與同期地方財政 總支出的113.63%。尤其從1953年到1979年之間，天津的財政資金淨流出量占其 收入總額的71.8%，僅次於上海的85.4%。
圖3-2中很明顯的看出上海在全國的財政地位。但天津對全國的財政貢獻度 又遠優於北京，即使在1970年代後北京市綜合實力已超越天津，天津在年均上解 的數字上仍年年高於北京。天津的財政貢獻度從圖3-3中看得更為明顯，上海從 1960年代後才成為中央上繳財政收入的地區。但從1949年到1975年，天津每年都 上解了超過70%的地方財政收入。
142 天津在 1980 年的分成比例為 30.63%，1981 年及 1982 年的分成比例分別為 31.07%和 34.92%。
1983 年後地方獲分成份額較多，達 44.18%，但 1984 年隨即減少為 40.11％。此後的分成比例分 別為 1985 年 39.45%，1986 年 39.45%，1987 年維持 39.45%，但承擔中央借款 23,600 萬元。占 該年天津市預算內收入 23.67%。理論上當地方財政收入增加時，對於中央地方都有利，但在執 行過程中卻發現總額分成這種辦法是鞭打快牛，收入多的地區留成比例少，收入少的地方留成比 例多，因此地方想出了諸如藏富於企業、藏富於民的對象，使得帳面上預算內收入不斷滑坡，這 也是 1988 年多種形式大包乾出現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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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直轄市年均上解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圖 3-3 直轄市上解支出占財政收入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遭遇重創，天津的財政提留率仍然為負值，1984年後 天津開始實施總額分成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上繳支出比起以往明顯減少，但在 1988年後，東部地區的河北、福建、山東、廣東等省成為不上繳財政的地區，與 其迅速增長的人均國民收入形成對照。天津持續保留財政上繳大戶的身分，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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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亦即分稅制實施前一年，僅次於上海，上繳率排名全國第二。143表3-3顯示 天津的財政收入的增長與GDP增長速度不成正比，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趨勢，由 於財政收入中包含著中央稅部分，用財政支出衡量地方可支配的財政資金更為準 確，天津市財政支出佔GDP比例從1978年的17.55％下降至1995年的10.86%，進 一步表明天津市可支配的財政資金是趨於累退的。
天津的財政上解在1994年分稅制實施後沒有太大改變，這種新的財政收入分
天津的財政上解在1994年分稅制實施後沒有太大改變，這種新的財政收入分